1星火
半个多世纪前，紧挨无锡县城的席祁村是个典型的江南乡村，水系发达，人们摇着小木船，穿梭往来，经营生活。
1956年2月，3个手艺人开始把他们的工具凑到一起，共同做起修理木船的生意。
作坊太小，没有名字，顾客都是本村人，生意很不错。
没人觉得这个修船作坊有什么与众不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手工业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农忙务农，农闲做工，农民合理地安排着自己的劳动时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村里人第一次听说“工业”这个词，是1958年。
村里忽然开始热闹起来，席祁村被改名为春雷大队。裁缝社、瓦工队、机修厂纷纷成立，人们敲锣打鼓地创办“五小工业”（指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一个工业化战役全面发动的时代。
50年代的中国农村兴起了“社办工业”，中央提倡村村有化肥厂、机修厂，在国家缺乏投入的背景下，让农村实现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工业革命以来“在城市发展工业”的传统工业化路径，在中国被改写，毛泽东想让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一起，实现中国人百余年来的工业化梦想。
一些原本独立工作的手工业者，在公社化的浪潮中，被统一收编进手工业社，按工分领取报酬，在这里可以拿到比务农更多的工分。
此时的修船作坊，也同样被队里收编，工厂有了正式的名字——春雷造船厂，这是中国第一家社队工业，也是乡镇企业的源头。工人也从最初的3人增加到几十人，除了维修小木船，人们已经可以建造30吨的大木船，本来没什么技术的农民也逐渐变成了熟练工。
（图为被称为“乡企第一厂”的昔日无锡春雷造船厂）
不只是无锡春雷造船厂，那个年代的中国，很多生产大队都看到了物资紧缺、没有货源的赚钱好机会，还能顺便给生产大队闲置的劳动力找点活干，于是结合本地资源，办起了轻工业和小农具制造业，“社队企业”就这样在中国农村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
1966年，河南巩义回郭镇的7个农民自发办起了公社农机修造厂，当时的设备，只有一盘土烘炉，用手摇石磨代替砂轮，三座旧庙白天当“车间”，晚上当“宿舍”，原材料是回收的废旧钢铁，不懂技术就派出去学，请进来教，制造了出了多种农业机械。在此基础上又采取“滚雪球”和“母鸡下蛋”方式办起了机制砖瓦厂、电器材料厂等一批队办企业。
至1976年，该公社社队企业达83个，职工人数达4843人，工业总产值2060万元。
农民们可能想象不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蓝图，但在当年国家一穷二白，对农业投入少之又少的情况下，不靠自己寻找生财的门道，就没钱买化肥、没钱修水利，甚至会饿肚皮，这些担忧让一些逆境求生的“农村能人”广泛涌现。
1968年，江苏省华西村村支书吴仁宝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华西村人口比1961年建村时增加了142倍，而土地面积仅仅增加了2倍。
当时的他可能并不了解“马尔萨斯陷阱”这个概念，但他知道，人口增长和土地面积增加不匹配，照此下去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贫困。于是，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带领村民偷偷办起五金厂。
（1968年6月，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前右二>带领村民出工。新华社发）
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才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那一年，成为“全村人希望”的还有26岁的何享健。何享健在广东顺德北滘镇担任街道干部，当地居民很多都不能就业，这让他很头大，无奈之下只得带领23位居民掏尽腰包凑齐5000元办了一间塑料加工小作坊，生产皮球、玻璃瓶（管）、塑料盖等各式各样的小玩意，然后坐火车到全国各地推销，途中风餐露宿，有时候随身的红糖水就是他的早餐，这样换来的也只是组员们的勉强生存。
然而，这是个积累生产经验，培养市场嗅觉的过程。12年后，何享健猛然切入与塑料毫不相干的家电行业，用手工敲制出了一台风扇，并取名“美的”。
1969年的一天，24岁的浙江萧山小伙鲁冠球很郁闷，原本是车床工人的他下岗了，只得回到农村。但随后中央出台的一个文件再次改变了鲁冠球的命运，文件允许每个人民公社办一个农机修配厂，有点手艺的他被公社邀请去接管破败的“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
（图为1972年的宁围农机厂，当时是一个只有7名员工的84平米铁匠铺）
鲁冠球变卖所有家产，筹集了4000元，带领6个农民，靠一只火炉、几把榔头，在一个84平米的平房里，办起了公社的农机厂，这就是日后世界汽车零部件巨头万向集团最初的样子。
1975年的一天晚上，40岁的中年人徐文荣难以入睡，担任浙江东阳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他想了一晚上办法。几天前，在领导的指派下，他接管了横店当地一家缫丝厂，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钱，这可怎么办？
天亮的时候徐文荣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众筹。
于是他跑到公社39个大队里来回游说，筹到了5万多元的3年无息借款，又找到了当地信用合作社的一位行长，三顾茅庐，批下了26万贷款，这家濒临倒闭的螺丝厂又开始了运转，之后还越做越大，商业版图越拓越广。
20年后，著名导演谢晋准备拍摄一部香港回归献礼大片《鸦片战争》，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取景地，徐文荣接下了给这部电影造景的单子，3个月后，他的横店影视城一炮而红。
统计数字显示，到1977年，中国的社队企业已达到139.2万个，2328万农村劳动力在社队企业就业。社队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
当年这些农民，随着潮水行至浪尖，他们不懂任何理论，却无形中成了“市场经济”最早的践行者，什么销得好，他们做什么，材料、市场也都靠自己找。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搞乡村工业的全部动力，正是那些设备简陋的工厂，成为了此后燎原中国的乡镇企业的胚胎。
2风云
1978年前的中国，一个工厂从采购材料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生产活动，都处于计划经济编织的网中，而139.2万个根植于农村的社队企业，并不在这张网中，它们游离在缝隙中艰难寻找着生活空间。
费孝通在考察江苏小城镇发展时曾说：“社会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
1978年，改革开放这股东风吹起来了。
这一年，在偏僻、贫穷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也在很偏僻的乡村，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意外引爆。
（图为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在离小岗村数百公里的华西村，吴仁宝正盘点着发展社队企业十年来村里所积攒的家底——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华西人大办乡镇工业的激情空前迸发，他们不失时机开始了第二次艰苦创业。
在当时的中国，吴仁宝并不孤独。
之后，大邱庄的禹作敏、南街村的王宏斌、横店村的徐文荣等这些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的乡镇企业家，也带领各自的乡村率先成为“亿元村”。
后一年，在浙江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这一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于是便决定生产万向节，由此开启了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构建。
当时的社队小厂，生产进口汽车零配件有点像天方夜谭，怎么实现呢？鲁冠球派人全国各地跑，哪里的进口汽车多就往哪跑，跟司机商量，晚上司机睡觉了，技术人员就把汽车万向节拆下来，根据实物画草图，天亮前再装上去。回来根据图纸生产出产品后，免费送给司机用，根据反馈的信息不断改进。
鲁冠球生产万向节的经历，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家探索工业产品的艰难过程，外媒曾这样评价他们，“在中国，农民胆大而鲁莽……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
当时，催动乡镇企业发展的根源还是土地制度的变化，这是拨动整个农村改革的关键一根弦。粮食增产，农民获得了自由，可以自主安排生产时间、生产内容，可以自己决定种地还是打工，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因此获得了资金和自由劳动力。
而吴仁宝、鲁冠球等乡镇企业家靠着在社队工业时期十几年的积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迅速随风起舞，成为当时乡镇企业最耀眼的明星。
3生长
时间悄悄来到了80年代，这时候的中国依然不富裕，但改革开放无疑给予了人们更多通向未来的信心，国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在悄然变化。
“板砖”单卡收录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先前被称为“黄色歌曲”的邓丽君在大街小巷播放，国人发现除了“革命友谊”之外，还有这样的细微感性之情；崔健“平地一声吼”，一首《一无所有》，让摇滚乐这种“另类”的唱法走进国人视野；麻花辫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爆炸型的烫发，走起路来满头都是卷卷儿在空中抖动；“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开始穿上牛仔裤、T恤衫……
（图为80年代的中国街头）
此时在偏远的乡村，有一群人无心用时尚来彰显个性，他们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最终仓促地与乡镇企业结缘，也由此开启了自己绚烂的人生。
1980年，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小生意的晋江农民丁和木卖掉所有值钱的家当，凑得1000块钱从家庭作坊开始创业。11年后，安踏公司成立，寓意生产的鞋子“穿着很安全，能够踏踏实实走路”。
（图为晋江上世纪80年代末的镇区图源：福建日报）
后一年，一位结束了15年的插队知青生涯的年轻人有些拘束地站在宁波青春服装厂的门口，“成分不好”的他不能当兵，不能当教师，只能去随时都有倒闭可能的乡镇企业，但当时的他觉得只要能学到本事，倒闭了还可以开一个裁缝铺。日后创立“雅戈尔”的李如成这样开始了他入厂的第一天。
同样是这一年，丁和木的晋江老乡许景南还在闽南山路起早贪黑地拉板车养家糊口，今天拉石头，明天拉砖头，后天拉木料，报酬从2毛到5毛不等，把货运到工厂后，他就开始琢磨那些老板怎么做，慢慢悟出了一些门道。后来，他在当地创立了运动品牌“匹克”，并在1991年因赞助夺冠的八一男篮而名声大振。
1983年6月16日，对于无锡港下乡荡上村支部书记周耀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党组织的一纸调令，他接手了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故乡的千年红豆古树给了周耀庭灵感，他把产品的名字命名为红豆，进行了全方位注册，并成为第一个在中央电视做广告的服装品牌，由此也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打造红豆名牌的历程。
这一年，在福建福清市高山镇，四邻八乡中有名的“能人”曹德旺承包了当地一家连年亏损的乡镇玻璃厂，当年就赚了20万元。他的合伙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并不稳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吵着把钱分了，最后只剩了曹德旺一个人相信改革开放是真的，他一直经营下去，成了有名的“玻璃大王”。
在当时，与掌握得天独厚资源的国营企业相比，从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一出生就面临更为严苛的生存环境，农民企业家的创业注定充满了艰辛，当时有一个“四千四万”的说法很好的概括：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
有媒体曾报道过一位农民企业家的故事，新建的厂子出了产品后，作为厂长的他背起产品去城里推销，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产品卖出去，不然全村省吃俭用办起来的企业就会垮掉。他走进一家城里企业厂长的办公室，话没说完就被推出来。他不死心，晚上又摸到厂长家的院子里，可们还未完全打开，又“砰”一声关上了。东西卖不出去，无脸回家见父老乡亲，又饥又渴的七尺男儿，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乡镇企业还是坚韧如野草一样蓬勃生长出来，从1978—1983年的短短5年，其总产值从493.1亿元迅速跃升到1016.8亿元，职工人数从2826.6万人增加到3234.6万人。
其中，江苏苏州、无锡和常州的乡镇企业更是风光无限，并将这种辉煌延续了近20年，鼎盛时乡镇企业占据三市的“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
（图为上世纪80年代的无锡微型电机厂装配车间图源：江南晚报）
1983年，费孝通来到苏锡常地区调研，看到农民通过发展乡镇工业致富后感慨万千，提出了“苏南模式”一词，并将其解释为“以发展工业为主，集体经济为主，参与市场调节为主，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
（1983年底，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调查组到江苏考察。）
其实，早在1939年，费孝通就对这样的局面早有预言，在根据自己对吴江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而写就出版的《江村经济》中，他认为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最终解决中国乡村危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很快，苏南模式在中央的肯定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成为各地追捧和仿效的对象。
4辉煌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为特区的争论一锤定音：“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支持。
这给很多敢想敢干的人吃了一剂定心丸。
1984年被很多人称为“公司元年”。越来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经商”取代了“拿铁饭碗、挣死工资”，一大批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诸如“海尔”、“苏宁电器”、“联想”、“万科”等得以诞生。
同样是在1984年，乡镇企业也迎来了发展大潮，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乡镇企业第一次浮出了水面。由原来的“两个轮子（社办、队办）”改为“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同时发展。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央为乡镇企业正了名，撑了腰，指明了方向道路。
这年10月，一家名为“珠江冰箱厂”的公司在广东顺德容桂镇成立，这便是后来统治了中国家电业十几年的科龙公司前身。
一年前，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潘宁将品牌名称定为“容声”，制造成功的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嚎啕大哭。
后一年，容声召回了1000台问题冰箱，而张瑞敏也是在这一年拿大锤狠心砸毁了海尔的问题冰箱。此后“南容声，北海尔”的格局形成。
离容桂镇20多公里的北滘镇被称作“风扇城”，因为当地很多居民往返港澳，带回来的礼品大多都是电风扇，电风扇又是很容易上马的工业产品，于是，这个没什么工业工业基础的小镇对电风扇拆解、仿制，再消化、创新，风扇厂也如雨后春笋，裕华、南方等风扇厂闻名全国。1984年，何享健的“美的”研制出全塑风扇，投入市场后一炮打响，并在此后两年的风扇大战中脱颖而出。
这一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何享健前往日本考察，发现日本“家家户户有空调”，并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需求，后一年，美的成立了空调设备厂。
后两年，美的为避开国内的激烈竞争，实行“不与国内同行争天下”的市场策略，决定开辟海外市场，但由于对海外市场一无所知，便寻求香港贸易商的支持，借助其力量开拓海外用户。同时，由于缺少品牌基础，美的选择了OEM（贴牌生产）作为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不只是美的，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东莞、中山等县市也发挥了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承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开启了一种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香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把生产车间放到这些县市的乡镇企业，决策、销售、设计等部门仍在香港，“珠江模式”雏形初现。
（图为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顺德容奇镇制衣厂生产车间图源：经济日报）
那时期的珠江岸边热闹喧嚣，一批批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农民企业家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而此时在江浙地区，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在乡村上演，“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成为后来人们对这一时期的经典描述。
1984年，在被称为“中国电器之都”的温州乐清柳市镇，21岁的南存辉不顾父亲的反对，固执地以自家住房折价，加上辛苦补鞋的积蓄开始了创业。只有8个人、5万元的正泰集团的前身“乐清县求精开关厂”就这样蹒跚起步。
那个年代，农民搞工业，放下锄头拿起榔头，根本不懂技术和质量管理。但电器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标准要求，南存辉专门从上海请来电器工程师，在技术专家的帮助下，他竟然“后来居上”，成为柳市第一个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生产许可证的人。1990年产值达500万元，次年产值翻番，达到1000万元。
同样是在1984年，鲁冠球的万向节已经出口到了美国，并跻身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汽车巨头的供应商名单。同年，他成为第一个出访美国的中国农民企业家，但美国同行的一句话让他久久无法平静：“先进的技术不能弥补落后的管理，而先进的管理可以弥补落后的技术。”
提高管理就得有人才，同年，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到萧山万向节厂视察，他问鲁冠球有什么困难需要国家帮忙解决，鲁冠球急迫地说想要“买”几个大学生。张劲夫听后觉得“买”字不好听，鲁冠球灵机一动，改口说“我付培训费！”就这样，一人六千，80年代全国工人人均工资就几十块，他却用两万四千元的“高价”引进了四位大学生，但这笔上万的开支花的很值，他的“农民游击队”由此开始了改良之路。
（1984年，鲁冠球<中>和刚来到杭州万向节厂的4名大学毕业生交谈。新华社记者沈楚白摄）
但并非人人都像鲁冠球一样幸运，国家当时恢复高考没几年，统招统分的高等教育制度下，作为乡镇企业，很难争取到大学毕业生。无锡的周耀庭也在为人才问题发愁。无奈之下只得动员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海大学任教的儿子周海江回来创业。
放弃“铁饭碗”，而且还是“大学教员”这样令人艳羡的职业，转而去乡镇企业搞经营，这在当时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引起了全国轰动，周海江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后辞掉公职进入乡镇企业第一人”，很快就起到了示范效应。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向南斯拉夫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来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
这年结束时，全国乡镇企业则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2.4%。
每天一大清早，就能听到路上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农民从四面八方的村庄汇聚而来，浩浩荡荡奔向镇上的布厂、羊毛衫厂、塑料厂、针织服装厂。有的地方，在乡镇企业上班的农民比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还多。
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乡镇企业也与世界建立起了广泛联系，费孝通曾在文章中提到“我在家乡的乡镇企业里看到过直接出口欧美的高档服装；在中原的乡村工厂中看到过和日本汽车配套的部件；在广东的乡镇企业中看到过出口世界各地的家用电器。这样的生动例子，恕我不一一列举。”
5转身
时间匆匆来到了90年代，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日渐商业化的时代特征，让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神秘感和难以琢磨。
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不同的声音仍然在隔空交锋。如果仅仅从报纸上的争论来看，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
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
企业家再次迎来了创业的春天，34岁的许家印扔掉铁饭碗，怀揣一份简历，南下深圳寻梦；48岁的任正非冲着六七十位员工大喊：华为要超过四通；28岁的马云借了3万块钱，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值得一说的是，南方谈话期间，邓小平到潘宁的珠江冰箱厂视察，这家乡镇企业已经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站在宽敞而现代化的车间里，邓小平非常惊奇，他想了解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随行回答说：“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邓小平感慨万千地连问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
（图为90年代的广东珠江冰箱厂图源：经济日报）
当时，乡镇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深水里面藏大鱼，像珠江冰箱厂这样出色的乡镇企业并不鲜见。
但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乡镇企业辉煌的光环下，也暗藏着危机。
一直以来，乡镇企业是集体性质，全体乡民、镇民、村民是企业的主人，但实际上由于产权不清，缺少制约机制，更谈不上基于价值的企业文化，大家都不十分关心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政府常把乡镇企业视为附庸和小金库，甚至把其生产资金占用了，成为乡镇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这也让很多乡镇企业家如芒刺在背。
1982年，为了拿到万向节厂的自主经营权，鲁冠球抵押了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从乡政府手中买走一半资产，可当他想更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请求时，却被斥为“非分之想”“资本家复辟”。
南方谈话后不久的1992年5月，鲁冠球终于等来了一个让他振奋的消息——国家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昭示着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正式启航。
这一次，鲁冠球没有直接要股份，而是采取一种迂回的策略，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当时，有一家当地的国营客车厂濒临倒闭，鲁冠球看准时机，果断提出以万向名义注资相助，前提是政府授予万向股权。通过这一操作，万向虽然还是集体性质，但鲁冠球获得了对万向的绝对控制权。
鲁冠球为了股权迂回转进之时，珠江岸边的何享健步子迈得更大。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股改上市是关键一步。1992年底，国务院决定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优质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开发行股票。
广东省有六个指标，很多企业都在观望、推脱，但感觉到变革正在酝酿的何享健主动请缨，争取把美的作为股份制产权改革的“试验田”。
当时有人劝阻说：“一个乡镇企业搞股份制，前途难料。”何享健虽然对于“股份制”尚没有完整而清晰的认知，但是他坚信一点——股份制改革以后，企业就主动了。他始终有这样的观念：“企业要壮大，一定要跟着时代发展”，而股份制就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1992年，美的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此时，在广东顺德的另外一边，眼看羽绒服市场趋于饱和，55岁的梁庆德从羽绒加工行业的泥淖中脱出身来，选择家电行业作为转型方向，生产在中国普及率还相当低的微波炉，此后渐入佳境。两年后，格兰仕微波炉销量就已经突破了3万台。
美的等一批企业改制后，略显“保守”的梁庆德依然没有“动作”，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死活就是想不通，“政府干吗非得逼迫我们做资本家？”
桂洲镇政府领导多次找梁庆德“谈心”，极力劝说他响应号召积极改制。1994年3月中旬的一天，梁庆德突然打电话给桂洲镇政府“顺德很多企业都改制了，看来我们不改也不行，我们同意转制。”很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一年的“决然”之举，梁庆德坦承“压力很大，彻夜失眠”。
改制的成功，从体制上将万向、美的、格兰仕等激活。
与鲁冠球的“迂回婉转”，何享健的“乘势而上”，梁庆德的“顺势而为”有所不同，潘宁采用了一种更独特的方式。
1994年，珠江冰箱厂日渐壮大，但经营团队却无任何股权，潘宁决定另辟蹊径，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宣布新创科龙品牌，进军空调行业。在他的谋划中，科龙品牌归企业所有，由此可逐渐摆脱政府的强控，实现“单飞”，这引起了镇政府的注意。也就是从这时起，潘宁和企业的命运变得微妙起来，为多年后科龙被“猎杀”埋下了伏笔。
可以看出，当乡镇企业政企不分、产权空心化等问题日渐突出之时，除了极少数企业靠特殊的机缘完成了产权改制之外，大多数企业仍然深陷在日渐暗淡的光环中。
此外，合资企业、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也给本身走下坡路的乡镇企业带来极大的压力。90年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最有代表性的“苏南模式”已经明显后劲不足，江苏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体制更为宽松和灵活的浙江。
不改革，乡镇企业只能渐渐消沉！
一场以所有制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迅速展开。从1995年起，苏南一些干部和企业家开始悄悄往温州跑，研究起陌生的“温州模式”，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入苏南，在宜兴、无锡等地开始被尝试。
当晦明不定的1997年来临时，一部再次改变乡镇企业命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开始实施。
从这时起，乡镇企业被重新定义。过去，乡镇企业主要指乡村集体经济举办的工厂、商店，强调其所有制。而现在，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地域来界定乡镇企业：只要地处乡村，利用农村资源，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就是乡镇企业。
当21世纪猝不及防来临时，遭遇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乡镇企业在当时复杂环境下完成了自身的脱胎换骨，据农业部统计，到2006年，全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
乡镇企业就这样毅然转身，走到了市场竞争的大道上，逐步融汇进民营经济的大潮中。
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民营企业”，这三个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关键词，背后是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
6续写
从整个时间跨度来看，乡镇企业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关键词。
首先是“先导”。
不懂任何理论的农民，从兴办乡镇企业从之日起就秉持着“要素从市场中来、资源配置由市场来定、产品到市场中去”的理念，在城镇化战略发轫之前，率先打开了一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非农转移、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的通道。
其次是“颠覆”。
乡镇企业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认知——农村就应该搞农业，城市才搞工业。农民不再单纯靠农业来谋生，乡村工业化成为可能，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转移就业。据统计，八九十年代约有一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乡镇企业，相当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30年间中国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
再次是“支撑”。
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对农村的大规模支持较少，这时候，乡镇企业就把重任扛了起来，以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1978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每年有三四百亿元的补农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
最后是“造城”。
由于乡镇企业的主体是工业，大批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从客观上促进了工业小区和工商聚集的小城镇的建设，使我国小城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173个，发展到2018年的1.9万个建制镇、1.5万个小集镇。现在我们熟知的那些全国百强县，百强镇很多都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
分布在四处八方的小城镇就像耀眼的珍珠一样，开始成为城市的卫星镇，集中的居住地，新兴的大社区，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图为2015年12月30日，记者俯拍江苏省丹阳市丹北镇界牌新村农民集中居住区）
当然，乡镇企业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能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还不止于此。
经过几十年的沉浮，已融汇到民营企业大潮中的乡镇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地域分布以及发展格局都在变化，经日打磨，更加稳健成熟。以江阴为例，2017年7月，江阴市上市公司协会成立，200余名企业“大佬”济济一堂，其“身价”相加数字惊人：这座县级市的上市企业总市值竟然超过300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起步于乡镇企业。
而今天的民营企业，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具有了“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中国一直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围绕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困难、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等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进一步优化民企营商环境、力促民企转型升级。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一个全新的创业创新带动的民营企业发展浪潮已经到来，无论是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需要高质量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获得了比当年更广阔的空间和绝好的机遇。
（在河南商水县，很多回乡创业者解决了发展中的困境，带领乡亲们在家门口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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