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当山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团队近日披露研究成果称,该遗址出土的水简,为全国首次发现的明代皇帝敕命大臣开展的“投龙”仪式的礼器,系明代在武当山举行国家祭祀大典的重要见证。而为了让历经700余年沧桑巨变的五龙宫再现旧时盛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相关团队,开展“武当山五龙宫历史形态数字化复原研究”,“武当山五龙宫数字化复原”动画近日对外公布。

武当山五龙宫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复原技术重现武当山五龙宫)(1)

遗址发掘区整体航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首次发现明代“投龙”仪式水简

五龙宫是武当山最早敕建的道教宫观,唐太宗时敕建“五龙祠”,宋真宗时敕升为“五龙灵应观”,元世祖时赐额“五龙灵应宫”,元仁宗时赐额“大五龙灵应万寿宫”,一度成为武当道教的中心。现存的“兴圣五龙宫”是明成祖朱棣为兴建“家庙”而大兴武当时所奠定,1994年,作为武当山古建筑群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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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宫地理位置图

武当山五龙宫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复原技术重现武当山五龙宫)(3)

水简正面

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康予虎介绍,水简发现于一水井中,为石质,长0.5米,宽19.5厘米,厚4.3厘米。正面为云篆:“九河倾讫,鸟母群飞,蛟龙通道,水陌洞开,赤文玉书,驿龙风驰。”背面为告文,记录了明永乐皇帝敕命道教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在武当山举行“金籙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该活动是国内目前发现主持仪式人员身份等级最高的道教斋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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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简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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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浮雕

康予虎称,道教的投龙简仪是在大型斋醮科仪的最后阶段将告神文简和金龙、玉璧等礼器同时投放的宗教仪式,被认为是告文送达神灵的关键环节。结合水简碑文和文献记载可知,此次明成祖朱棣在武当山举行道教规格最高的罗天大醮活动目的多重,既有祭献父母在天之灵的家事,又有祈福国泰民安的国事,是一次由道教天师和朝中大臣共同开展的国家祭典行为。

参与五龙宫遗址多学科研究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白彬称,唐代以后,祭天、地、水的“投龙”仪式成为国家祭祀大典的一部分。目前所见的实物有,唐开元“投龙”铜简、武则天金简等,祈请目的多为皇帝个人祛病延年、以求长生。此次发现的武当山水简,是目前所见唯一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投龙简实物(其他“投龙”简多为采集品),是武当山作为明朝“皇室家庙”和举行国家祭祀典礼的重要实物,进一步丰富了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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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宫提督盘龙纹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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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绿琉璃勾头

文献记载,五龙宫是武当山第一座皇家敕建的宫观,历经唐宋元演变,一度成为武当道教的中心。现存五龙宫布局是明成祖朱棣大兴武当时所奠定,鼎盛时期殿宇恢弘壮丽,崇台九层高耸。明末以后,五龙宫逐渐衰败,宫内部分区域逐渐废弃成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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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制真武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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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绿琉璃套兽

2020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五龙宫中区南厢房以及南区进行整体揭露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7000平方米,发现房址10处及日池、月池等遗迹,出土文物1000余件,其中包括数百件建筑构件。为重现五龙宫盛景,考古发掘期间,五龙宫数字化复原工作同步推进。

数字化复原技术重现五龙宫盛景

据湖北日报报道,2月11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3分多钟的“武当山五龙宫数字化复原”动画中看到,随着镜头推进,五龙宫的宫殿布局、周边环境一目了然,黑瓦红墙的恢弘殿宇内,不同规格的建筑,木作、石作的装饰及细部,无不经过反复推敲,历史上五龙宫的盛景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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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宫三维复原鸟瞰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炎松介绍,此次在遗址发掘期间,就通过三维模型开展复原建筑模型搭建,减少了转译环节,避免了遗址原始信息损失,是数字化复原古建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

王炎松教授工作室致力于古建相关研究,团队成员陈牧、王振亚、季宇在王炎松带领下,历时两年多完成了这项任务。

王炎松介绍,这项工作首先需在现场勘查、采集数据,除用传统方式拿着卷尺逐一测量残垣断壁、建筑基址等,还借助激光扫描、摄影测量等现代测绘技术,对五龙宫现有遗存和出土遗迹、遗物进行全方位记录,共拍摄照片数万张。“仅无人机就飞了二三十次,全面记录不同发掘阶段的遗址状况。”

不同于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界前辈的现场手绘,团队将采集的信息上传计算机,借助软件绘制了数百张遗址现状图纸。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五龙宫现有遗存和出土遗迹、遗物进行三维建模。

王炎松团队的陈牧博士说,电脑建模有点像搭积木,虽耗时耗力,但技术难度并不大,难的是复原依据,即要把这些残垣断壁复原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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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院建筑梁架三维复原图

“复原研究结合考古发掘、文献资料,采用二重证据法,进行严谨、科学的论证。”康予虎介绍,涉及武当山的历史文献众多,团队通过梳理历代山志,仔细比对9幅反映五龙宫空间格局的舆图,比较武当山现存明代建筑及全国现存的其他明代中早期皇家敕建建筑,对照《营造法式》《工部工程做法》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典籍,并结合遗址出土的建筑及构件细节,最终作为三维建模的依据。

(本文据《湖北日报》相关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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