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莉主编的散文集《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在北京SKP举行新书分享会。除张莉外，作家、编辑、艺术家冯秋子，“鲁奖”作家周晓枫，得到联合创始人&CEO脱不花，作家张天翼，青年评论家行超等亦亮相现场，由行超担任分享会主持。她们的入选作品，代表了殊异的个体、不同的“沸腾”温度，参与描绘了当代女性的精神风景，与其他作品一起，合力呈现了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女性散文的创作风貌。
每种经验都通向女性生命的沸点
《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精心遴选了20篇各具风格、杂花生树的女性作品，主编张莉创造性地以温度来阐释不同的母题：
0℃，冰与水在这里碰撞，万物在这里保持新鲜，生命和秘密从此刻开始坚韧生长；38℃，我们在微微发热的体温里坠入人海，感受亲情爱情的拉扯温柔；86℃，珠峰峰顶，水已沸腾，远游的心突然回望平原上的故乡；100℃，溪流升华为气体，习以为常的事情开始悄悄发生改变，“他者”的概念渐渐模糊，女性共同体的认知在这里构建……
“每一个她，都有名字；每种人生，都有沸点”是此次分享会的主题，也精准地传递了这本散文集的核心关切，即对女性个体经验的尊重和关注。
张莉谈起编选该书的初衷及遴选原则。立足文学史脉络，上世纪90年代“小女人散文”异军突起，女作家们以轻松活泼的方式书写都市日常，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批评家的关注。“21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散文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中收录的20篇散文，代表了20种不同的人生面向，涉及婚姻爱情、原生家庭、隐秘经验乃至远方风景、芸芸众生，从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精神成长轨迹、她们的自我主体如何生成。”张莉说，“散文又是我们时代特别富有魅力的一种文体，它里面有真实、坦诚的自我。我最后一次看校稿的时候，仍然时而落泪时而微笑，更多的时候是静默。这些故事里的每一个都让我动情。”
“青春期少女在从孩子到成年的转折过程中，会经历明显的‘变焦’，容易因一些特殊事情产生巨大的内心激荡。”周晓枫坦言， “在《铅笔》这个故事里，我客观揭示出少女成长中面临的危险。”
冯秋子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标题源于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名言，精彩讲述了她进入著名舞蹈艺术家文慧的工作室、通过现代舞发掘自我的故事，文慧的舞蹈思想、生命方式与作者个人的精神成长相互辉映。冯秋子认为，舞蹈之于女性有着特别的意义，女性借舞蹈一点点打开自己，在肢体和心灵的修习中，找寻人原本的意义，舞动过程中那种和缓而富有弹力的韧性，连接着女性的自由。当然，不唯舞蹈，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帮助人在心里完成个体的长大成人，创造性地实践心灵和思想的成长。
凭一篇《相亲记》入选散文集的商界人士脱不花，显然是女性作者里的一股“泥石流” 。善于自嘲的脱不花以令人捧腹的文笔，讲述了自己当年作为大龄剩女的相亲血泪史：“‘人过三十天过午！’在这句生日祝福的鞭策下，那种结婚生娃的紧迫感突然就从我父母那儿变成了我本人的内驱动力。相亲，就从一个二十多岁时有事没事撒一网的娱乐频道，变成了一个需要主动大力发展的健身频道……”
脱不花笑言自己作为文学圈外人，大概率是凭苦中作乐的精神“才混进了革命队伍”。和令人抓狂的相亲经验相比，她与闺蜜的“同温层”友谊更加动人，事实上，《相亲记》正是在女友周晓枫的“命令”下写出。脱不花透露，那些年晓枫常陪她相亲，从相完亲和男方告别开始，她俩各自开上车回家，路上开一两个小时的电话会，“跟男的都没聊这么长时间”。
“我跟旅行社老板相亲，晓枫说‘你问问他有没有打折的机票’；跟开饭馆的相亲，晓枫说‘你问他咱们吃饭能打折不？’。最后我找了个律师结婚，晓枫特别生气：律师有什么用啊？”脱不花的一番话逗得读者大笑。她补了一句，“谈写作我没什么可聊的，不过姑娘们有相亲的烦恼可以找我。”
“作家是什么我不知道，
只知道我一定要记下来”
分享会上，女作家们讲述了寻觅自我的精彩跋涉，也谈到了女性经验中那些被压抑被否定的部分。
张天翼的《欢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篇“狗粮文”，她以炽热诗意的笔触回顾了与男友交往、最终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历程，作者的真诚书写彰显了女性解放的活力。她忆起少女时代自己最初的反叛：在保守的家庭氛围下，光脚穿凉鞋也会被视作不规矩的行为，于是光脚对她来说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她学会了一套腾挪之术：夏天穿着袜子 凉鞋去学校，半道上把袜子脱了塞到书包里，回家时再穿上。“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像解开了一个东西一样。”
女性是否只有符合了一定的预设门槛，才能被允许去做某件事情？冯秋子谈起小时候因为长得像农村姑娘，而被乒乓球老师拒绝的沮丧经历。这之后她意识到，“进乒乓球队这件事和我没关系了，但我喜欢乒乓球这件事是我自己的，我当不成运动员，但可以在家里的土台子上练习。”凭着土台子上练出来的精湛技术，她在一场比赛中惊艳了当时拒绝自己的教练。冯秋子开始学着记录下这一切，“作家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记下来”。
凌厉自信如脱不花，也会遭遇着来自外界的凝视和不尊重，以及来自自己女儿的“女性刻板印象”。她的女儿问她“为什么你要上班”“为什么别人的妈妈留长头发而你留短发”，她会大方告诉女儿，自己上班是因为喜欢上班，自己留短发是因为不喜欢长发。当女儿“嘲笑”她和爸爸在并排走的时候像“两个叔叔走在一起”，她则纠正说，“你应该替你爸高兴，他有这样的老婆多时髦。”
成为女性就是贴近那个真实的自我
对《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主编张莉来说，女性的视角成为她烛照当代文学的重要路径。
“成为女性并非意味着和男性抗衡，你男性能举80公斤，我拼了命也要举80公斤，不是这样的。而是，当我举起了比原来更大的重量时，我不那么疼痛了，我比以前更好了，更靠近了身体的自由。成为女性就必须更贴近那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应某种外部的需要把自己变成某个样子，女性只有立足自己的可能性，才能获得有效的成长。我对女性意识的理解或许比较模糊，在我看来，女性意识就是尊重每个个体的声音，尊重那些边缘的、被忽略的表达。”周晓枫说。
张莉说，她最终遴选出这20篇散文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女性作者皆从过往的生命中获得了力量，治愈了创伤。比如格致的《减法》，以精巧的修辞讲述了她曾在上学路上遇到的危险：是放弃上学，还是勇敢地走过去？“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她跨过了那个东西，而且看到了施暴者怯懦的眼神。”
女性的生命力和独特体验究竟在哪里？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女性友谊、女性结成的情感共同体。行超在《回头的路》中，就写到了奶奶和她的“老闺蜜”，一个不知姓甚名谁、被唤作“宏明妈”的老年女性。奶奶生前与这位密友约定：我走的时候，你来给我穿寿衣。奶奶交代完之后便溘然长逝，在众人忙活她的后事时，这位“宏明妈”静静地不发一言，默默叠着纸元宝，白色的、金色的，铺满了整张床。这是她们彼此间的嘱托与践诺。
“我有两个孩子，我很享受孕育生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无尽的成就感。和娃的互动，母女睡前的扯淡聊天，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幸福。”脱不花说。
“只要一个孩子有母亲，不用太担心他学坏变样；如果没有母亲，这个孩子得有多少可能性啊。我觉得女性是一种特别善于修整、善于反省、善于包容的动物，她有天然的韧性，能适应四季变化和任何风雨。如果女性能够坚守信念，就什么坏蛋都不可怕。”冯秋子说。
优秀的女性写作正在微妙而强劲地改写文学史的面貌。张莉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女性写作者比例非常小，仅有李清照等凤毛麟角，这不是因为女性的写作能力不行，而是她们没有书写权。到了现代文学史时期，冰心、萧红、张爱玲、丁玲成了绕不过去的名字。但在编选这本《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时，张莉更看重的反而是那些素人写作者，她们构成了这部作品“最美妙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的散文写作之所以和以往不一样，在于它不是某一群人的专利，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拿起笔写作，她不一定要成为散文家，她一辈子写出最优秀的那一篇，就可以了。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笔，写下她们的日常所见所得，那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好的散文有一种共情的能力，像风暴一样把我们紧紧卷在一起。散文这种情感共同体，会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然后彼此治愈。”张莉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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