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与人们的社会风俗习惯有密切联系，先秦时期的“姓”与“氏”是相互独立的，如今却可以连用，无论哪种用法，它最明显的作用都在于标识家族血缘。
而通常情况下，婚生子女的出现，意味着来自两个家族的男女通过缔结婚姻形成家庭成员关系，大家分出了小家，这时子女选用父亲的姓氏，还是母亲的姓氏，将不仅仅是字面问题。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因此社会风俗一般默认子女应该随父亲姓，体现对父族血缘的延续，这种民俗心理到现代社会也并未出现巨大突变，司法实践中，为子女姓氏闹纠纷的案例不少。
子女姓氏的法律规定，与婚姻家庭是紧密相关的，法律并没有对结婚后夫妻谁应当成为谁的家庭成员作出强制性要求，《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条就明确，夫妻双方可作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后一种情况民间习惯称之为“入赘”，传统社会中子女随母姓多数建立在这一前提下，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夫妻的地位平等，随之而来的，当一个孩子出生，拥有自然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TA既能使用父亲的姓氏，也能使用母亲的姓氏，并无特别的法律强制规定予以干涉。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注意这里的应当是排除了特定情形的常态规定，某些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形下，子女也可在父母之外选表明身份的符号：
（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就以第一项为例，假定子女和父母的法律关系并不因为血缘而存在，而因为合法收养关系存在，这种关系成立且得到法律的认可后，依照对应的规定，养父母这一方的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能够成为养子女的姓氏之选；
区别于收养的父母子女关系，再婚带来的“新”父母子女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其近亲属权利义务和亲生父母的近亲属划等号，也就是说，这一项规定不必然意味着继子、继女的姓氏可以照前例选取，当然，这种情况现实中相对较少，更多的，还是子女直接改为继父母（尤其是继父）姓氏引发的纠纷。
与之并列的，还有一类大众习以为常的情况：夫妻双方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将其改为随自己姓氏，然后另一方不满，以这个为理由不给抚养费，与子女、前任配偶产生纠纷对簿公堂；或者起诉到法院，希望能让子女的姓恢复原状。
那么这2类情况，子女姓氏的法律规定具体怎样呢？
案例分享（案涉当事人均为化名）：
四川女子陈丽花和前夫颜军离婚之后，为儿子的姓氏和抚养费问题闹到了法院。陈丽花和颜军2010年婚姻存续期间，感情尚且不错，当年生下了儿子小力，按照民俗陈丽花没有争取冠姓权，默认儿子随丈夫姓，取名为颜小力。
颜小力的出生没有让夫妻感情往好的方向持续发展，相反夫妻为琐事吵了好几年，在颜小力3岁时两人决定分道扬镳，签了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离婚后女方取得直接的抚养权，作为父亲的颜军，可以随时探望孩子，并且每月需要支付800元的抚养费。
颜军另外加上一条：颜小力必须始终保持原姓氏。姓氏问题最终导致父子法院相见，原来陈丽花与颜军离婚之后将儿子的姓改成了“陈”，这事被再婚的颜军知道，他感到恼火，明确表示不愿意再每月按约定出抚养费。
眼看父亲的抚养费从2016年开始就断掉了，一直到2021年还没有半分，忍无可忍的陈小力与母亲将父亲告到了法院，要求其补上这些年的抚养费，颜军当庭辩解称，当初他和前妻离婚时，早就有口头之约，一旦孩子改姓，他就不需要再出任何抚养费。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颜军的辩解，陈小力的姓氏变更，不意味着颜军的抚养义务免除，判决其向儿子支付4年的抚养费用，继续履行抚养义务。
法理分析：
依照前述的法律规定，陈丽花与颜军的儿子小力，既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明确了，“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养费”。
抚养费是对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一种保障，与子女选取姓氏一样，应该遵守的原则不应该由民俗心理社会大流来决定（如儿子必须随父姓）而应当服从法律的规范，即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角度出发。
所以实践中不乏子女改姓数年后考虑到生活学习需要，自愿使用新的姓，父或母起诉要求恢复原姓未获支持的例子。
不过，司法解释中有一种子女改姓的情况是“应当责令恢复原姓氏”的，那就是父或者母再婚之后，擅自将子女的姓改成了再婚配偶的姓氏，虽然双方存在继子女关系，也不代表改姓可以一方随意决定，引发纠纷，应当恢复，若父母均同意，孩子不排斥的，法律不强制改回。
姓氏变更，与抚养权的争夺一样，对未成年人有利才是最基本的原则，离婚后出于这种需求单独改掉孩子姓氏，从法律角度来说并无不妥。
（《普法：子女姓氏的相关法律规定》一文图片源自网络，仅配合叙事。原创文章，勿抄袭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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