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之前出生的中国人，胳膊上都有一个圆形的牛痘痕迹，它就像一个模糊的年轮，见证了新中国打败天花的胜利。解放之初，天花、鼠疫、霍乱等多种恶性传染病在中华大地肆虐横行，它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基本消失的呢？
日前，记者采访了地坛医院的老院长，90老龄的徐道振先生，他是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分配到地坛医院的大学生，和传染病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给我们讲述了新中国抗击传染病的过程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当时，北京传染病还是比较流行得比较广的。第一个叫天花，解放以后把牛痘普及了，最后一个病人大概在新疆，最后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我们预防为主的很大的功劳。”徐道振回忆。
全民接种疫苗成为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终于彻底消灭了天花。然而，猩红热，白喉，霍乱，尤其和乙型脑炎依旧非常流行，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徐道振刚来到地坛医院，就染上了猩红热。
“我们来了6个大学生，后来一看条件这么差，4个都走了，最后留下来两个，有一个也是待不住了，后来也走了，所以留下只有我一个。我一到医院就得了病，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发烧烧了两天，嗓子疼。等我病好了，到病房一进去一看，里面的都是我这种病。”
当时正是猩红热高发的时候，病房里住满了病人，徐道振痊愈之后做了一件事。“一个大概10岁左右的孩子得了重症猩红热，我正好刚得了，有抗体，这样我把血给了他。最后孩子好了，出院了，我也很高兴。但是咱们护士长说，以后这样的病多着呢，你的血够用吗？当然不够用了。”
除了猩红热，乙型脑炎也很普遍。“脑炎是最多的。当时乙型脑炎，病死率在10%，而且都是青年人。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预防为主，在北京市大量的集中的预防几种乙型脑炎的预防接种。最后我们医院里面到夏天的，乙型脑炎的病人很快就减少了。那时候疫苗在北京一下子普及了，病人就没了。”
然而，面对霍乱等流行性传染病，这是疫苗无法解决的，又有什么诀窍呢？那就是“预防登记制度”。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这么做了。
“疫情报告卡是我们来填，流行病马上通知防疫站，主要就是姓名、住址，住址很重要，因为我们填了以后，防疫站就到家里去消毒。那时候防疫站很忙的，预防次发感染，很重视的。他已经隔离了。家里有没有继发的？有没有传染的，这个很重要。”徐道振说。
预防报告是国际通用的做法，但是具体执行要看国家的精力和国家的制度如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医保有组织的，一个系统一呼百应，所以当时就防控的很好。有了这么一个传染病防疫站，又有特效的药物，又有输液马上跟上，所以我们对霍乱不怕。所以这一套制度一出现，霍乱一下子就没有了。白喉也是这样解决的，天花也是这样解决的。”
除了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当时还开展了全民参与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1952年起，包括北京在内，全国都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当年的“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曾谈到，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1939年到1948年，死于鼠疫的就有2.3万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有5000万人以上。
当时北京也掀起了“除四害”的热潮。仅1956年3月1日到9日的9天时间里，全市人民就捕鼠14.5万多只。几乎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
通过这样的全民防疫战，当时5年控制住了14种传染病，新中国打赢了一场又一场对传染病的阻击战，毛主席曾经写下著名的诗词《送瘟神》二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首词如今读来依旧震撼人心，“六亿神州尽舜尧”正是道出了战胜传染病的秘诀，那就是全民抗疫！诗词宣告了依靠党组织、科学家和人民群众打败瘟神的决心与信心。
“你看火神山医院，武汉一下9天就弄起来了。可能一下子扩大了几万张，方舱医院这都几千张的问题，一下子扩大了好多点，所以只有我们国家防控系统这么强，说老实话，别的国家办不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制度问题。因为他一声号令，一个组织，一下子都能动起来。”徐道振这样总结。
随着全球二次疫情的暴发，新型传染病的恐怖已然笼罩在人类的头上。我们只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远未结束。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鹏
编辑：张鹏
流程编辑 邰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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