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律法是非常严酷的，尤其是政治犯罪，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即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就是古代所谓的“株连九族”罪。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凡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说到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儒。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明朝台州宁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传。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被蜀献王朱椿（朱元璋的第十一子）特聘为世子之师，并为其读书处题额“正学”，时人遂尊称其为“方正学”。
方孝孺之死，自是轰轰烈烈，万世流芳，却可怜了因方孝孺而送了的这许多生命。他们无辜枉死，默默无闻，惟一的意义只是将方孝孺的形象显得更加光芒万丈，方孝孺之死显得更加凄惨悲壮。可怜、可叹，只是方孝孺巨大名声之后究竟留下的是什么？大悲大忠，抑或是大愚大蠢？
人心都是肉长的，方孝孺到底端的一颗什么心啊，竟能如此地硬骨头？愚以为得其微管，暂谈三四：
1.他是死知己。方孝孺秉持仁义王道，与建文治国方略一致。到了后期，建文对他更是言听计从，作为刚正文臣，能受到帝王如此的青睐和信任的，恐怕很少能排在他前面。“士为知己者死”也许只是一种抒发情怀的方式，但到方孝孺这里则成了泰山不移的行动，恐怕当初树立这种高标的，也会因他的真做而目瞪口呆！
2.他是死宗法。封建宗法中，嫡长子传承是明朝的启政宪法，是宋后礼教的正统思想。按照这种传承，朱元璋之后是朱标，朱标之后是朱允炆，朱允炆之后应是他的嫡子孙……除非这一脉上天断绝，才做旁求。
3.他是死气节。读书人气节，现在我们很难固守，但明朝有两个人行：一个就是方孝孺，我们说他不懂政治，不谙用兵，慷慨死忠乃愚之所及，按时下观念一捋，确实是非兼半。
4.他是死火炬。在朱棣起兵攻打京师前，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如果不稍加分析，很容易误为是对方孝孺才学的高度推崇，实不尽然。要知其意，须知姚广孝的身份。姚广孝曾是出家的和尚，却能成为朱棣的第一谋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姚广孝吃斋念佛时，仍执兼机天下功利念。无论宋明礼教的精髓是否符合春秋士儒的主张，无论方孝孺的治国之术是否高明，但其政治追求，仍是封建统治者历来标榜的对象；其忠孝仁义，更是封建统治者引“天下读书人”鱼贯入榖的最有影响力的招牌，是国家对待文人态度的风向标。
方孝孺之死怎样评价才合适
纵观中国历史，帝王的愤怒往往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的就是株连九族。到那时，在宋朝就曾出现过株连十族的事情。那就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株连方孝孺十族。其中包括父四族，母三族，已两族，外加学生这一族，共计八百七十三人，全部被杀。
不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现在的我们，对于这一惨剧都会感到愕然与悲惨。究竟是为了什么，方孝孺会令自己的族人以及学生遭受这般大罪？在我看来，方孝儒之死的评价，应当更多从有较大的正面意义着眼，但也不忽视其中的负面影响。笔者之所以这般认为，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方孝儒不能简单定义是为“知遇之恩”而死。
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但方孝儒不是一般的士人，而是真正的人才，甚至可以说是栋梁之才，这从明太祖对他的欣赏、建文帝对他的器重，就能够看出。优秀人才，是打江山坐江山稳江山的至关重要因素，故对方孝儒来说，以死报答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事业、前途、命运。仅以“知遇之恩”衡量方孝儒之死的价值，似乎有些低看了他的志向，也亵渎了生命的宝贵。
其二，方孝孺也绝非属于简单的“为国忠节”而死。
表面看来，方孝儒是为忠于建文帝而死，其实不然。他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我们不能不看到，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以今天的话说，那就是破坏了宪法。为守法而故，与为国家而亡，是不同的概念，是不同的境界。当时，与方孝儒一样为维护成宪而死的，还有黄子澄、齐泰、黄观等人。假如硬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对的，我觉得只能讲削藩政策在条件不成熟就急躁冒进，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其三，方孝儒之死更不该指责为“愚忠典型”。
虽然，方孝儒这种以死成就名节的做法，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他始终抱住原则不放，不注意方法，不讲究技巧，最终连带了870多位无辜者一起毙命，很有些迂腐。假如说，他“杀身成仁”，一人做事一人当，名节不会丢，也不会连累无辜；假如说，他注意方法，不激怒朱棣，也可能只是自己安然赴死，保住了其他人的性命。从这个角度看，方先生的名节，用873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掺和了太多的血污，融入了太多的悲剧。
其四，方孝儒之死一味贬低会导致“后患无穷”。
一个人需要一种骨气，一个民族更需要一种精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拳拳报国之心，铮铮铁骨之气，是我们历来都需要的民族风骨。尽管方孝儒算不上最优秀的民族气节代表，但起码他有了为理想为事业为法治甘于奉献一切的行为，就是值得敬重敬佩的，而不应该一味贬低和诋毁。
否则，一个方孝儒死了，被吃人的封建制度吞没了、咀嚼了，就总结出另一种人生哲学：皇帝轮流坐，有谁没谁不紧要，脑袋一个保护好。陪你玩可以，陪你乐可以，出出主意贫贫嘴也可以，但要跟着掉脑袋，对不起，老子不干。说到这里，我们要清醒看到，朱棣杀了一个方孝儒没什么（毕竟已是翻过去的历史），可是他的行为若是阉割了所有士人们以死报国的壮志、以身殉职的壮举，无疑就成为了更大的悲剧根源。
事实也无情地证明了这点。自从明初方孝儒被诛十族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无多少人敢以死报国了，相反更多的人却成了见风使舵的“高人”，将“有奶便是娘”奉做圭臬了。他们大多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态度。因此，很多人都变成了背面权贵“横眉冷对千夫指” ，迎面权贵“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阳奉阴违、俯首帖耳的奴才。明朝后期以来国力日渐衰弱、民众斗志日渐消沉不就是很好的明证吗！
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可歌可泣的气节精神所剩无几，“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传统的英雄气概更是捉襟见肘时，我们的文化精髓、传统精华还剩下多少？这一切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注意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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