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全球秩序变化中规范的竞争性社会化
作者：Kazushige Kobayashi，立命馆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和平建设、冲突管理；Keith Krause，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暴力、安全治理及和平建设；Xinyu Yuan，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外交、规范争论和全球治理。
来源：Kazushige Kobayashi, Keith Krause and Xinyu Yuan, “Pathways to Socialisation: China, Russia, and Competitive Norm Socialisation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8, No.3, 2022, pp.560–582.
摘要
本文质疑了国际关系社会化理论研究中的“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提出了“竞争性社会化”的替代概念。在该概念视域下，次级行为体通过“内化”（internalisation）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规范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并在全球政治中为自己争取更平等的权力地位。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社会化是一种“现状偏向”（status-quo-oriented）的实践过程，它会强化以“师生关系”为代表的既有权力等级。这种片面认知忽视了次级行为体自我驱动的社会化努力。由此，基于将社会化定义为行为体自我提高实践的另一种社会学路径，本文提出了“竞争性社会化”概念，同时还阐释了内化主导性规范的替代途径。社会化：竞争性还是合作性？
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概念在有关新兴大国与全球秩序的辩论中占据中心地位。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以上级行为体“教育”下级行为体的单向规范扩散为基本内涵的传统社会化框架，认为社会化可以是一种具有交互性的（reciprocal）现象。例如江忆恩就曾提出，中国和美国正在竞争与遵守自由国际秩序的不同侧面，实际上很难判定到底谁在社会化谁。
总体来看，国关领域中主流的社会化理论灵感来源于帕森斯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路径将社会化片面理解为一种加强既有权力等级的“现状导向”实践，而忽视了次级行为体内生的、自我导向的社会化努力。由此，本文对次级行为体的能动性给予了关注，提出了“竞争性社会化”概念。通过进行竞争性社会化，次级行为体能够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为自己谋求更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更显赫的国际地位，从而挑战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本文从三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其一，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宏观考察，西方化也可以作为挑战西方的一种手段。换言之，“接受规范”并不意味着服从，也可能意味着颠覆与修正；其二，提出了一种规范扩散的新类型学，对不同类型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考察；其三，本文发现即使没有共同体身份认同（we-feeling），竞争性社会化也会导致主导性规范的深层内化。
超越全球权力等级的社会化
在沃尔兹的论述中，社会化是“相似单元”彼此趋同的主要机制，是强者推动弱者融入有利于强者自身地位护持的规范体系的过程。而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社会化的研究重点逐渐从物质能力转移至观念影响，但是等级制权力关系的基本假定仍然保持不变。建构主义研究依然沿用“教师-学生”或者“能手-新手”的类比，认为“融入群体的渴望”在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这种基于等级权力关系的教育式社会化模式源自一种特定的西方经验，即东欧剧变后该地区国家融入西欧主流规范的社会化过程（即所谓的“欧洲化”）。这种“师生关系”与“专制课堂”相类似。在“专制课堂”中，学生被教导必须遵循教师提出的规范，但没有任何进行批判思考的空间。这样以来，社会化就被理解成了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个体行为者经由这一过程被驯化，最终失去批判审视其所处在的权力/社会关系的能力。这种理论的可推广性是较为有限的，因为纯粹的“师生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实际上很少见，而在西方主导地位下降的境况下，这种理论对规范扩散动态的解释力也被削弱。
正如卡伊·奥尔德森（Kai Alderson）的批评所言，“国际关系学者总是喜欢借鉴过时的社会化概念。”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社会学家就不再认同将社会化理解为“成员资格的获取”的定义方式，而是将其重新解读为一个“终生学习”的过程。社会化不一定会强化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权力关系，也可以“赋能”无权者，使其通过自主学习获得更强大的能动性和更平等的权力关系。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竞争性社会化”的替代概念，并在广义上将其定义为次级行为体自我导向的学习，以及为了挑战国际关系中的等级权力关系而对主导性规范的内化。在国际关系史的大部分时期中，西方国家并不是大多数人类的“正面”参照，非西方世界生活在对“优越的”西方列强既恐惧又钦佩的微妙混合情感之中，例如清末中国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竞争性社会化，次级行为体寻求“积极自尊”并非为了谋求（与主导国的）一致性或成员资格，而是希望超越主导性规范引领者，取得更显赫的国际地位。而对国际地位的承认可以来源于包括竞争对手、国际观众（其他国家或组织）以及国内观众在内的多种途径。因此即使在未获得成员资格的情形下，次级行为体也能通过更广泛的社会承认产生积极自尊以及自我实现感。
竞争性社会化的逻辑突出了非西方国家跨越时空的全球共同经验，这种逻辑在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土耳其在内的非西方国家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竞争性社会化的典型案例，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渴望学习西方国际社会的规范，认为这是保护日本免受西方掠夺的唯一途径。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并没有生发出某种“我群感”（we-ness，又译“我们感”“同群感”，在本文语境中可理解为对西方世界的身份认同感），社会化被日本用作挑战欧洲权力等级制的一种手段。但同时，日本对西方规范的学习也导致了“深度”社会化，使该国经历了彻底的身份转变以及国内制度的重构。这种结果是强调“我群感”在诱导深层转变中重要作用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除了日本，沙皇俄国的西化改革也是出于竞争的目的，而非出于对西方的“追随”。这些案例表明，竞争性社会化是非西方大国挑战世界政治既有权力等级的重要手段。有鉴于此，将“规范接受”视为服从和顺从的传统定义亟需调整。
定位竞争性社会化：一个新框架
在反思宏观历史的基础上，本节根据不同驱动力与扩散路径，发展出了一套有关规范扩散的新式类型学，竞争性社会化就位于这种类型学的分类当中。首先，本文认为应将社会化过程中对主导规范的内化与肤浅的行为调整（例如“修辞行为”与“战术性模仿”）进行区分，后者通常不会导致行为体偏好与身份的深层转变。同时，本文也强调主导性规范的扩散并不必然会加强既有的等级权力关系，因为次级行为体也可能通过内化主导性规范以谋求更平等的权力关系。图1展示了四种典型的规范扩散路径，其中横轴代表规范扩散过程所导致的权力关系的性质（等级制的/平等的），纵轴代表规范内化的程度（程度高/低）。
图 1规范扩散机制的分类
在实际情形中，规范扩散的实践很可能是以上四种理想类型的混合。根据以上分类，“欧洲化”研究中常使用的社会化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强化既有等级权力关系的“合作性社会化”。在这种等级关系中，下级行为体在“我群感”、积极的钦佩以及适当性逻辑的基础上，渴望向上级行为体“老师”学习，同时也在合作性社会化的过程中，从“我群感”、对强者的追随、集体一致性以及对上位者的尊重当中找到了积极自尊之所在。合作性社会化的机制包括规范说服、软实力和霸权实力的使用。在这些机制的影响下，下级行为体将主导性规范视为国际事务中“合法性”行为的判定标准。但如前所述，合作性社会化现象只在极少数情况完全适用——最典型的案例是东欧剧变后东欧国家的“欧洲化”。
虽然社会化理所应当地与共同体建设相关联，但这种“共同体”并不总是以等级森严的师生关系为特征，也可以囊括竞争性社会等更广泛的变体。积极自尊也并不必然源于一致性与“我群感”，次级行为体可以通过挑战既有的等级权力关系、争取更显赫的国际地位以及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而获得积极自尊。也就是说，竞争性社会化仍然是一种接受/内化既有主导性规范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对既有规范的修正或推翻。但与合作性社会化不同的是，竞争性社会化会削弱主导行为体的权力垄断地位，在极端情况下次级行为体甚至可能表现得比主导行为体更好（outperform），从而威胁后者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内生驱动的过程，“参与者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竞争性社会化的主要机制。通过融入占优势的竞争对手所主导的社会网络，即使不通过等级森严的“师生关系”，次级行为体也能够观察和学习竞争对手的长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的能动性。
在对合作性与竞争性社会化实践进行区分之后，还需要将竞争性社会化的概念与类似的扩散过程进行比较。理性主义理论认为，规范接受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物质激励手段加以诱导。然而，诉诸物质手段所激发的规范遵守通常会导致肤浅的学习以及流于表面的行为调整，这种调整以“修辞行为”为特征，即“只改变行动和修辞，以便看起来符合社会化推动者的要求”。这是一种由等级权力关系所导致的现象，“规范领导者”操纵“规范接受者”的成本-收益计算，并且通过设置条件、授予成员资格和其他约束性实践诱使后者不情愿地遵从主导规范。这是一种施加“社会影响”的过程，即“通过奖惩激发亲规范行为的一系列过程”。
因此，本文认为修辞行为和其他形式的“行为顺从”是一种本质为“装点门面”（window dressing）的实践，它强化了既有的权力等级，但并不会重构行为体单位层面的偏好和身份。就此意义而言，修辞行为与竞争性社会化正相反，竞争社会化的特点是主导性规范的全面内化，旨在改变而不是加强现有的权力等级。此外，区别于被动的、防御性的修辞行为，还存在一种主动的、自我导向的、进攻性的模仿行为，旨在挑衅、颠覆或挑战既有的权力关系。在本文的分类当中，这些进攻性实践被定义为“战术性模仿”，它可能使次级行动者挑战现有的权力关系，但不可能对整个规范结构产生持久和变革性的影响，因为这种模仿往往是一种旨在获得临时战术优势的不成体系的行为选择，并不会导致规范的内化，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行为体的偏好与身份。
竞争性社会化概念的操作化
为了系统地研究竞争性社会化现象，研究者需要明确把握规范扩散过程所导致的权力关系的性质（等级制的/平等的），以及规范内化的程度（高/低）。
首先，通过系统梳理次级行为体政治精英看待主导性规范内化的方式，可以观察到更平等权力关系的构建过程。一般而言，参与竞争性社会化的国家将对主导性规范的内化描述为增强自身独立能动性的一种手段。这种话语框架的构建过程可以通过研究该国政策文件、官方话语及其他公共数据进行追溯。
其次，对规范内化程度的操作化建立在规范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Jonas Tallberg等人通过划分三个层次区分了规范内化的不同程度：（1）规范缺失或拒绝；（2） “规范承认”（即“光说不做”）；（3）“规范承诺”（即“说到做到”）。在本文的概念界定中，低程度的规范内化类似于“规范承认”；而高程度的规范内化则强调规范社会化所导致的国内制度重构，制度化正是规范内化可持续的关键所在。上述区分的细节如表1所示，
表 1规范内化程度区分的一般原则
实践中的竞争性社会化
1.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竞争性社会化
中国对待维和行动的立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在1987年之前（阶段一），拒绝接受维和行动规范，将维和行动视为霸权干预的工具；在1988年至2000年间（阶段二），中国逐渐调整了看待维和行动的方式，在1992年首次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400人的维和工程兵大队。尽管如此，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维和行动规范的内化程度仍然较低，中国维和部队主要执行后勤、工程、道路建设、医疗等任务，不参与保障安全等维和行动核心工作。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对维和行动规范的立场发生了初步转变，导致该国出现了一些行为上的改变，但没有对其偏好和身份进行任何根本性的重构。直到2001年之后（阶段三），中国开始深化对维和行动规范的内化，甚至成为了全球维和行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国内相关制度与机构进行了重组，2001年中国国防部成立了维和事务办公室，将维和行动纳入解放军实战演练内容当中。此外，近年来中国也成为了维和预算的主要捐助国和人员输送的主要来源国。
根据上文阐释的分类，本文认为中国对维和行动规范的接受与内化代表了一种竞争性社会化的实践。在对中国官员和专家的采访中，受访者一致认为追求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是中国在维和行动规范上立场转变的主要驱动力。通过竞争性社会化的实践，中国获得了此前未曾拥有过的国际维和大国的身份，重新确立了本国的外交政策偏好，并成为全球维和行动的领导者。
2.俄罗斯在多边发展援助中的竞争性社会化
俄罗斯对待多边发展援助规范的立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2003年之前为规范拒绝阶段（阶段一），冷战期间，苏联将国际发展视为资本主义掌控世界的工具，并且提出了与兄弟国家进行互助的替代方案。尽管在1989年后，俄罗斯不再对国际发展进行言辞抨击，但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将多边发展援助规范边缘化，倾向于通过双边机制进行对外援助。2004至2009年之间为修辞行为和战术性模仿阶段（阶段二），俄罗斯逐渐改变了对多边发展援助的拒绝态度，开始着手进行程度较低的参与，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本国在全球政治中的竞争力。然而这一时期规范内化的程度较低，并且对多边发展机构和方案的贡献仍然有限。在2010年之后（阶段三），俄罗斯开始转向竞争性社会化，加深了对多边发展援助规范的内化，具体表现如：俄罗斯虽然不是OECD成员国，但开始采用OECD- DAC的标准，同时还推进了国内制度与机构的建设，注重培养相关专业人才，致力于使国际发展文化制度化。
尽管俄罗斯对发展规范的学习受益于西方“教师”的经验分享，但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罗斯自主学习的努力所推动的。俄罗斯希望最终打破西方在发展援助领域的垄断，而将自己打造为替代的发展伙伴。就此意义而言，接受和内化以西方为中心的多边发展援助规范，使俄罗斯能够加强自己的能动性，并谋求在全球政治中建立更平等的权力关系。
结语
竞争性社会化的逻辑有助于澄清规范社会化和权力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某些方面能够弥合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规范的解释之间的分歧。在日益多极化的全球秩序中，竞争性社会化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和普遍，值得更多的学术关注。据此，本文指出了开展进一步研究的两个具体方向：首先，需要解释为什么次等行为体有选择地参与由西方主导的某些特定规范的竞争性社会化，为什么选择偏偏是这些规范而不是另外那些？其次，虽然本文关注的是次等崛起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但竞争性社会化的动态也可能适用于实力差距更大的情况。例如，非盟对R2P的全面内化似乎也是由竞争性社会化逻辑所推动的。鉴于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竞争性社会化的概念如何能在中国和俄罗斯等“最有可能”的高能力行为体案例之外得到应用。
词汇积累
现状偏差/偏见
status quo bias
装点门面
window dressing
我群感
we-ness
内化
internalisation
译者：胡可怡，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南亚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
审核 | 李源 刘睿洁
排版 | 廉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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