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部经典知青剧(知青剧复兴背后)(1)

8部经典知青剧(知青剧复兴背后)(2)

《山海情》里扎根西海固的支教老师,《大江大河》里边插队边读书最终以全县第一名考上大学的宋运辉、《功勋》里转业到贫困山区大干一场的张富清、《人世间》里奔赴广阔天地的周家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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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中的白崇礼校长是从南京来宁夏插队的知青,最终放弃返城机会,留在了当地。

近年,这样一群朴实鲜活的人物,在电视屏幕上不断涌现。细心的观众发现了他们的公约数,并不由惊呼:久违的“知青剧”正迎来一场呼之欲出的复兴。

文 | 聆雨子 影视文化学博士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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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写苦难与走向浪漫化

先拆解一下,何谓“知青剧”。

众所周知,狭义的知识青年,是指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去到农村“插队落户”的那批年轻人。

相对应的“知青剧”更像一个笼统的民间说法,而非一种学术性的影视剧类别划分。

不同于“都市爱情剧”“古装武侠剧”“家庭伦理剧”“情景喜剧”,“知青剧”不包含任何价值立意、叙述结构、影像语言、情绪节奏上的规定性,它只模糊地描述了剧中主角的身份,且这种身份并不指向一个固定的职业、阶层、种族,而仅仅指向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一次群体际遇。

换句话讲,只要以“知青”为表现对象,乃至只要以“一群人从城市来到了乡村生活”这样一种际遇为背景和主线,就足以被认定为“知青剧”。

模糊性反而给了“知青剧”极大的发挥空间——“知青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意味着创作自由和延展性。

国产“知青剧”的发展脉络,大致可总结出四个阶段:

第一部“知青剧”,有人认为是1982年的《蹉跎岁月》,有人认为是1988年的《雪城》,有趣的是,二者同为梁晓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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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剧照。

在第一个阶段里,主创们大半乃是运动的亲历者,背井离乡的隐痛与战天斗地的豪情,是其肉身与记忆中并存的基因余留,他们拥有着“总结回溯这段经历”和“为这段经历感动自豪”的双重诉求。于是,悲情渲染、苦难表达和英雄书写,这些看似矛盾的情怀,在这一时期的“知青剧”里糅合交融,并行不悖。

它们往往选定了“分享艰难”的悲情式主旨底色:繁重的劳动、亲情的断裂、性的压抑、对未来的迷茫、前景未卜的回城等,但在具象的展开中,坚强、乐观、拼搏奋斗的力量,又往往会在效果上把故事载离艰难。

《今夜有暴风雪》《孽债》以及上面提及的《蹉跎岁月》和《雪城》,正如同它们被归入“伤痕文学”的原作母本一样,都是压抑愤懑和人生无悔的叠加物。

不难看出,中国“知青剧”在源头上就具备了两大根本要素:历史主义(反思)和理想主义(抒情),或者说,理性和诗性(神性)。

于是,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后,“知青剧”就有了此消彼长的倾向:《年轮》《如歌的岁月》《我们的知青年代》等作品,仅从标题里浓稠的意象感,就能看出丰沛的浪漫化倾向。

也许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迎来全新机遇的知青们,有了更开阔的心绪,能更从容与平和地回望过去,在记忆的美化功能里,把过去变成“追忆青春时光”的一部分。

事业上的进步往往还带来了崭新的感恩心态,将眼下的成就与自己曾经受到的打磨和锻炼挂钩,建立隐形的因果关系,做出类似“成功学经验”的提炼——“是农村锻炼了我”开始成为一种常见语态。

2 弯路和深层矛盾

第三个发展阶段则显得更为复杂,“知青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

由此,我们看到了大量颠覆消解,大量类型和反类型的嫁接,直白来说,我们看到了大量的“通俗剧”与大量“晚间八点档”:

我们看到《血色浪漫》《小麦进城》的爱情故事和喜剧化书写,田园牧歌的、风景如画的、间接摆脱了原生家庭束缚的他乡,一夜间洗尽铅华,升华为青年男女最完美的试练恋情的乌托邦。然后,在晒谷场和高粱地里,在鸡舍与猪圈旁,频繁响起了属于校园剧甚至青春偶像剧的欢愉、嬉闹、狂欢和跃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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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浪漫》海报。

我们看到《我们的青春1977》当中,两位知青的感情线已经明显压倒了那个被写入标题的1977,压倒了关乎整个知青圈子运命转折的恢复高考,所有的核心大事——考学、回城,仿佛悉数是为了“在一起”服务清障。

我们看到《甜蜜蜜》里,邓超饰演的放荡不羁的干部子弟,和孙俪饰演的被污名的落魄女知青之间,那个经典的男强女弱结构,建立起的依然是耳熟能详的王子灰姑娘、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老派桥段。

此风气甚至在《人世间》里依旧留有遗迹:尽管它着力凸显每个人在时代车轮前行中的被催动感,并将之作为绝大多数人物动机,但有意无意,它还是过于泛滥和迷信地,使用了感情戏来解释一切——周秉义不愿去做团级秘书是为了爱情,周蓉去贵州也是为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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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中的周秉义与郝冬梅。

上述新趋势,自然可理解为多元化的尝试以及人性的复归:去感知、表达和拥有爱是年轻人共有的诉求,知青也不必例外。

何况,电视剧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很自然地要在某些经过市场检验的,被广泛认可的种类、题材、样式里形成稳定套路,以便观众各取所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类型化”,不同的类型,对人物设定、情节走向、视听语言均有相对特定的要求。

而开篇我们即讲过:知青剧并不构成一个类型,至少不是一个显性的大类型。于是,它只能选择与那些强势的、经典的、通用的,甚至俗滥的类型做结合,以求存求强。

但是,知青这两个字里蕴藏的厚重基调,与通俗剧的性质和写法,本身又构成了不可解的悖论。

试图与当代大众文化进行代入感对接,以浓烈的情绪共鸣抓住更多观众,试图在新产业环境里遵循新的游戏规则,开发出更多商业潜能和快速变现能力,结果就是,诸多类型元素被照单全收地附着到知青的生命经验和人际关系里,诸多张狂、浮夸、玩世不恭、高冷傲娇的现代派人格,被粘贴到知青们身上,在不断放大甚至极端化的冲突中,在喜闻乐见的相爱相杀、CP感、大女主、虐心或爽文模式中,知青作为一个简括的背景,一个被淡化的主题符号,替一切煽情的故事提供幕布。

终于,“知青剧”这个大前提,失去了特殊性与不可替代:除了发生在北大荒之外,上述文本与任意一个当代都市爱情童话,有何不同?

这种扭曲和跑偏,也间接导致了创作疲态和收视厌倦,导致了“知青剧”在接下来若干年的荒芜惨淡。

3 重生和当代使命

直到第四个发展阶段的到来——也即我们所说的复兴阶段。

必须看到,知青这段历史所传递出的,知青这一话题在当下依然值得思考的,其实是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庞大落差,然后再看,这种落差,能否以人的能动性奉献,来完成弥缝、填补和救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城乡之间的一种特殊互动。这其中,有过弯路、有过创痛,但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理应在今天得到新的对待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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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8日,游客在贵州六盘水三线建设博物馆内的模拟矿洞参观。图|新华社

一言以蔽之,新时期“知青剧”要触及的深层意蕴在于: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乡村和“欠发达”,我们怎样看待前往乡村,扎根“欠发达”的人生选择。

可惜,在之前的三个发展阶段里,乡村和“欠发达”,无论作为苦难的根源、青春的炼狱、淬火的熔炉、众生悲喜剧的舞台,都是客体化的、对象化的,其与主人公的自我实现之间是割裂的,是作为道具、舞台、前文本而存在的。

它们的乡村言说,有意无意都带着拉开了距离(时间和空间的)之后,精英化的与他者化的评价——省思的、抒情的、调侃的或者借用为道具的。

即便某些作品试图自我调整,把主体视角放回乡村当中,比如名家高满堂执笔的《北风那个吹》,直接用了农妇而非知青的视角,这种回调也并不圆润,前半部的农村生活与后半部的都市生活之间脱节感非常严重,如果不是发生在同一组人物(一对夫妻)身上,它们几乎可分为两部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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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那个吹》剧照。

相比之下,正在发生的(或者说重生的)“知青剧”,就带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气象和方向:

乡村不再是“我曾经接受磨炼的那个地方”“我度过青春的那个地方”“我收获过或失去过爱情的那个地方”,而是“我最终实现自我的那个地方”,不再是“梦开始的地方”而是“梦栖息与圆满的地方”,“对乡村的建设”代替了“从乡村离开”,成为最大的目标、成就和旨归。

主人公的人生价值和乡村价值,第一次实现了合体。

为什么能够这样?答案要从更宏阔的地方找。回想这些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怎样的关于乡村建设的历史语境。

四个字:脱贫攻坚。

在一些新的提法和基调中,创作者们拥有了新的理论武装,开始朝着新的目标方向发展。“知青剧”也由“狭义”进阶为“广义”:不再是“上山下乡”,而是大量掌握知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再度向乡村第一线进发,是扎根基层,立足乡村资源优势,是新农村建设,是新乡村振兴战略……

4 “新乡村叙事”

最典型的作品就是《山海情》。

不是笼统的一句“青春的淬火与炼狱”,而是真正将乡村建设的全局、全貌、全程细致展现。

把东西部扶贫协作、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输出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克服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如此多的要素,从容、有序、富于逻辑性和节奏感地逐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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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中的易地搬迁情景。

前半段埋下当地劳动力大量输出到福建务工的伏笔——这是短期内快速增收脱贫的捷径,后半段就自然引出留守儿童、“控辍保学”等教育扶贫议题,环环相扣,与时俱进。

城乡二元结构、代课教师和扶贫干部的身份界定、医保的适用范围和有效程度、邻里关系和村落关系、商业伦理和传统伦理的碰撞、发展话语和怀旧话语的制衡、作为改革试验田和作为文艺乌托邦的双重想象,该触及的一一触及,能给出答案的给出答案,暂时不能给出的,就在发展中、前行中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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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中的乡村学校。

《山海情》为这一题材,立下了一个准则和标杆:从属于知青的年代起步,却不停留于那个年代,而是将这一历史的源流和光谱,导入又一段征途当中。

这才是当代版的知青故事、广义的知青故事、更宏大的更有现实意义的知青故事,也是更加名副其实的让“知识”和“青春”获得实现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甚至可以跃出“知青剧”的老派命名,称之为“新乡村叙事”,更加妥帖。

一旦以“新乡村叙事”观之,对象就不局限于几部电视剧,大银幕上也有回应:《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那样的作品,也是这个序列中的。

从“下乡”到“家乡”,“乡”不是走向未来时必须跨越的路障,也不是等待未来为之输送营养的对象,而是一个凭依,一个根系,一个坐在上面才能更加稳固地看向未来的支点。

这样的故事还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旋律与类型片的双向增值:常见的青年人热血励志传奇,不仅仅是个人财富自由的实现和公司全球品牌的变现,而是解决意义更深远也更功在千秋的问题——村庄和故乡的空心化困局,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化路径……然后,目标越来越坚定、内心越来越澄澈、脚步越来越踏实,越发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成功、财富、创业这些概念本身的意义。

于是,上一个阶段里“知青剧”存在的问题——类型化之后的扁平化和庸俗化,再上一个阶段里“知青剧”存在的问题——理性和诗性的难于兼容,都在这新乡村叙事的强音中,缓解释怀了。

世上没有观众绝对不喜欢的、已经绝对落伍过时的题材,只有不真诚不能与观众共情的偷懒创作、只有不承担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的避重就轻。

改变落后面貌、造福广大群众、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才是当代的“知青”们最值得珍惜的机会,也是当代的“知青剧”们最值得珍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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