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曾在《世界的重新创造》中曾对中华文明给出了不够全面但较为精准的判断——中华文明一直关注的问题便是：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了实现这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华老祖宗便想方设法加强集权，并匹配形成了相应的等级礼法，如此形成了以皇帝为核心的道德综合。
何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呢？对于中国古代而言，很显然特指治理国民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统治者而言，老百姓能忍、听话、不闹事，就是对他们而言的最好消息，所谓的“害莫大于乱，利莫大于治”就是这个道理。
也正是因为意识到“治”的重大作用，故而古代统治者一直都将“维稳”当成了毕生的追求，而学者也都将如何“维稳”当成了毕生的唯一课题倾尽全力去研究，如此导致有关治国方面的论文烦不胜数，早期的一次大爆发就是后世耳熟能详、萌发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至于用于维护以皇帝为核心的道德综合、实现社会稳定的等级礼法，想必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就是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思想。
孔子曾经这样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
在孔子看来，利用刑罚和政令来治理民众属于“无耻”的行为，因为民众只会因为恐惧而被迫屈服，内心其实是不服气的；反之，若用道德和礼法来治理，情况则大不一样：民众不仅会崇德尚礼、秩序井然，而且还会激发出难得的羞耻心，使其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心服口服”。
单从字面理解，很显然孔子说得太对了：人是有灵性、有悟性的个体，如果能够通过道德教化、礼义廉耻教育民众崇德尚礼，并且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很显然，对于皇帝向往的“天下大治”，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但问题又来了：既然依靠道德和礼法治国，能做到“民齿有格”，使得民众能够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大治”，那么何须凭空弄出一个皇帝来“治理”民众呢？皇帝完全是多余的摆设嘛。
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古代不仅皇帝没有被淘汰，反而愈演愈烈，另外，强有力的君主对于弘扬圣人礼法、实现“天下大治”十分重要，甚至达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历史上所谓的明君也都贴上了“强有力”的标签，比如秦始皇、唐太宗、明太祖、康熙皇帝，因为过于雄才大略，威震四方，故而他们任上，帝国都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一旦他们离任之后，新继位的帝王因为不够硬，帝国很快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虽然孔子设想的“德礼治国，民齿有格”非常美好，也存在可行性，但其中并没有看出与皇帝有半毛钱关系，为何实际情况却是：弘扬圣人礼法必须靠强有力的君主？也就是说：为何民众必须皇帝来“治”？
这是因为：圣人孔子提倡的“德礼”，实际与皇帝有着莫大的关系。
何为德？如何才有礼？这都与君主专制关系密切。“德”按如今的解释是“品德”的意思，但在古代却特指“信”与“恩惠”。能够取“信”于天下，你才能得到万民的拥护，才能迈上当皇帝的成长之路；当了皇帝之后，你再对老百姓施加“恩惠”，你才能够激发老百姓的感恩之心，也才能做到“民齿有格”。
至于“礼”，实际就是等级制度的产物，是不同等级人群之间相处的方式，且更多的是下级用于表达对上级的尊崇、忠心的方式，比如臣子对皇帝要行君臣之礼，下级对上级行叩拜之礼，子女要对父母行请安之礼等等。
所以说，孔子提倡的“德礼治国”，实际上就是先给君主专制的一份治国方略，而且孔子曾经还说过：“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所有人世间只能有一个君王”，对于君主专制可谓是极尽赞同。
既然孔子提倡的“道德、礼法”都是针对君主专制下的治国思想，那么弄一个皇帝来“治理”民众，就再正常不过了，而且还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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