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5日傍晚，恰值元宵佳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万家烟火腾腾，欢声笑语阵阵，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科甲巷。曾通增，祺，吉也，曾祺就是增吉的意思。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汪家有两千多亩水田，两家药店，一家绸布店，几十房屋，可谓豪富人家。汪老爷子日常生活非常节俭，却舍得在教育上投资，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古董字画，供后人鉴赏研磨。
父亲汪菊生金石书画皆通，心灵手巧，会做各种小玩意，会奏胡琴，洞箫，长笛，丝竹等乐器，养过鸟，练过武，擅长单杠，能踢足球。他生性随和，喜欢平等待人，汪曾祺十几岁就跟父亲平起平坐，一起喝酒，一起抽烟。老汪对小汪说，咱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后来撰文，如果说我还不怎么笨，一大半原因归功于遗传。我审美意识的形成，就与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
跟很多大户人家一样，家里人怕汪曾祺长不大，便按当地民俗，给他在庙里记了名，法号"海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小时候也都在庙里记了名，鲁迅法号“长庚”，周作人法号“启明”。
1925年，汪曾祺进入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读书。幼稚园只有一个女教师，名叫王文英。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年纪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对他呵护有加。
汪曾祺在小学读书时就显露出卓越的文学天赋，汪嘉勋便与汪菊生商议，为汪曾祺聘请本地名流精心指导，一位指导学《史记》，另一位指导学桐城派古文和书法。汪曾祺认为："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所师承的语文教师很有关系。"
汪曾祺从小喜欢观察周边人事，看店铺老板做生意，看手艺人干活儿，看黄包车夫拉车，嗅到了人间“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后来他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高邮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人事。
1937年，日本人占领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举家来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小庵里躲避战火。在这个小庵里，汪曾祺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一本是盗版《沈从文小说选》。他翻来覆去看这两本书，后来写道："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汪菊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颇为惊异，“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1939年，汪曾祺高中毕业，同学们约他一起去云南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尽管家人很不放心，他还是抱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渴望，踏上了漫漫求学路。后来有人说，他之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汪曾祺对此进行了否认：“不能说我是冲着沈从文去的，当时我也有点恍恍惚惚，缺乏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对我确有吸引力”。
从高邮到昆明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先要躲过日本人封锁线去上海找法租界巡捕房办理去越南的签证，然后再到香港，再到越南，再到昆明，前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到了昆明，距离报考西南联大只剩六七天时间，不巧汪曾祺得了恶性疟疾，倒在床上爬不起来，这可把他急坏了：千里迢迢费尽周折来到昆明，耽误了考期可怎么办？
幸运的是天佑善人，打了一针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后，汪曾祺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晕晕乎乎进了考场，考试题目一共八门，连着考了三天，汪曾祺觉得没有发挥好，本来不抱什么希望，没想到竟然考上了，他高兴地说，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第一年没有沈从文的课，第二年有。联大实行学分制，课程设置必修课和选修课，沈从文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课，汪曾祺毫无意外把三门课都选了。此外，他还选修了朱自清的“宋词”课和闻一多的“楚辞”课。
沈从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不大会讲课”。他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很低，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大多数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的讲课既无系统，也不用手势配合说话，更没有抑扬顿挫的强调，很多时候都是“喃喃自语”。几节课下来，也就没有几个感兴趣的学生了。
但是汪曾祺却听得津津有味，他跟同学们说，沈先生讲课非常谦抑，非常自制，非常诚恳，非常天真，“如果你能听懂沈先生讲课中的未尽余意，你会受益匪浅，甚至终生受用”。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学生听孔子的课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这就是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了。
其实沈从文讲课，重点不在讲，而在写。他先让学生们写篇文章，然后精心批改，有时候批改的篇幅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其实这正应了孔子一句话：因材施教。对文学创作悟性高兴趣浓的学生，在他精心点拨下，写作水平便会突飞猛进。如果纯粹没有兴趣，只是为了混学分，拿文凭，那么听他的课便毫无意义。
沈从文经常让学生们写完文章以后，再找一些名家名作进行对比，查漏补缺。比如学生们写了秋天，郁达夫也写了秋天，学生们写了雪，鲁迅也写了雪，学生们写了喝茶，周作人也写了喝茶，学生们看看自己写的，再看看人家写的，多对比，多琢磨，时间一长，就能找到适合自己写作的感觉来。
汪曾祺不无赞叹地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沈先生）更好的方法教创作”。
沈从文也不让学生们写命题作文，想写什么写什么，但是必须“言之有物”，“先得学会做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不要动不动就想搞个长篇，一鸣惊人。能把千八百字写好，精雕细琢，反复锤炼，这才是实打实的手艺。
有一次汪曾祺写了篇小说，把人物对话写的非常有哲理，富含诗意，自己觉得很美，拿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用现在话说，汪曾祺写的有点“装”，脱离了生活。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都是很随便，很普通的，越是文化高的人，越是不拽文词，这样才“真实”。
让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假来，肯定不是一篇好小说。
当时沈从文住在昆明郊区，汪曾祺每个星期都去拜访沈从文，借书还书，聆听教诲。沈从文对汪曾祺也很器重，跟他说，周作人看透了这个世界，鲁迅还没看透。多年以后，汪曾祺深情回忆：我不但是沈先生入室弟子，更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读书期间，汪曾祺写出小说《复仇》初稿，并与同学们创办《文聚》杂志，不断发表诗歌、小说，开启了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
1944年，汪曾祺大学毕业，在昆明北郊观音寺一个由联大同学办起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学校薪水发不了，教员们每天吃糙米，有时断了顿，就去野外挖苦菜，甚至捉蚕豆虫，回来煸炒一下，撒上花椒盐，算是打牙祭。汪曾祺大夏天穿西装，由于没钱买衬衫，便围条围巾遮羞，美其名曰“穿空心衣服”。虽是高邮人，但讲一口流利普通话，逐字逐句，边念边讲，讲到生动处，手舞足蹈，忘乎所以。
1945年，汪曾祺和教英文的女老师施松卿谈起恋爱。施老师性格温和，是汪曾祺迷妹，有一种病态美，人称“病美人”。他们一起散步，一起去农民地里买胡萝卜吃。
1949年，汪曾祺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关于书名由来，他说："我的小说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故名。"
1980年，耳顺之年的汪曾祺发表小说《受戒》，很多人发自内心地喜爱这篇题材独特，充满诗意的佳作，许多青年作家跟当年汪菊生读沈从文小说感觉一样，惊叹道：“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汪曾祺”这个名字响彻文坛，但是很多人却感到非常陌生，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吃惊地问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
面对读者们蜂拥如潮的疑问，汪曾祺不无幽默地说：我之所以小说写的还凑合，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泡茶馆”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在昆明时特有的叫法，本地人叫“蹲茶馆”。汪曾祺那时经常泡在茶馆里看书，写文章，听茶客“冲瞌子”（昆明话聊天的意思），观察人生百态。
针对评论家们对作品风格的争论，汪曾祺明确指出："一个作家会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他写作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
l981年，62岁的汪曾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特地看望了王老师，并献诗一首：小羊乖乖，把门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平生，从此培栽。我亦老，白髭盈腮。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师康健，长寿无灾。诗后还有两行字：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王文英激动地哭了一晚上，跟人说，我教了那么多学生，还没有一个看我的。曾祺走南闯北数十年，成了名家，却至今没有忘记我。
1989年，汪曾祺散文集《蒲桥集》出版。编者将本书简介别致地印在封面上："有人说汪曾祺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汪曾祺发表四言诗一首，题为《我为什么写作》，概括地介绍了自己的写作观、人生观。这首"夫子自道"的短诗是了解汪曾祺创作思想的重要材料。全诗如下：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1996年4月，汪曾祺发表《梦见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著。在梦中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我觉得他依然温和执著，一如既往。我很少做这样有条有理的梦(我的梦总是飘飘忽忽，乱糟糟的)，并且醒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一些情节，我在梦中常自以为记住了，醒来却忘得一干二净)，醒来看表，四点二十分，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1996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终年77岁。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我很难过。像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人，这一辈已是不多了。"
汪曾祺是“写极简生活智慧”的文学大师，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擅长从生活琐事入手，文字平淡质朴，深得自然妙趣，于不经意间渗透出睿智，从容的生活智慧。这套《汪曾祺作品集》，写尽人生之乐，读了之后，让人深感“人间值得”，“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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