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朝，留给后人的印象是繁荣，所以我们喜欢称唐朝为“盛唐”。唐朝的繁荣与商贸关系很大，世界各地的商人，包括中西亚的波斯、大食和东南亚的占城等国的商人纷纷沿着水陆丝绸之路来到大唐，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大唐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持欢迎态度，近日热播的纪录片《中国》讲述粟特商人米福在大唐经商的情况，也说明这点。
纪录片《中国》中的大唐商路
在陆路上，中西亚的大食、波斯、回纥人、昭武九姓等胡人纷纷沿着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来到长安，再前往洛阳、成都、扬州等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在海路上，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会通过印度洋，穿越中国南海，在广州、泉州等港口登陆，然后再北上。大唐的商贸如此繁荣，朝廷似乎只需要收取商税，就能给大唐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养活整个大唐。让人好奇的是，大唐是怎么收取商税的呢？
我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赋税一般是以农税为主，政府很少会征商税，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初期的赋税政策以租庸调制度为主，即均田制。朝廷会进行人口统计，并据此为男丁分配土地，一般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即死去需归还的田地），朝廷根据授田记录向农民征收租庸调税，可见，朝廷征税的前提是先把田给分好。
纪录片《中国》中的大唐商路
农民如果把自己的田出租或出售，自己却去经商，朝廷仍会按授田记录来征税。所以，经商并不会使自己的赋税降低。除此以后，朝廷虽然不会对商人直接征税，但商人从事交易时，仍会需缴纳一定的费用。经商需向朝廷缴纳的费用主要分两种：
1.关市税。关市之税自古以来就有，主要是商人入关或入市的时候需要缴纳的费用。唐朝时，朝廷规定所有商贸都必须在规定的场所进行，称为集市，例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商人需要交纳费用才能进入集市，在集市之外的场所是不允许私下交易的，这就是所谓的市税。至于关税，则是沿路设置关卡，对来往的商人进行收税，例如胡商来长安，沿途都会经过多个关卡，朝廷会规定一些关卡开征关税。事实上，沿途上的其他西域国家也会设置关卡收税。
纪录片《中国》中大唐人
2.外商税。朝廷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胡商征收一定的税。
所以，在唐朝初期，商人的赋税相对来讲是比较轻的。商人只需要交纳关市税，没有其他负担，一些商人甚至还为逃避关市税而私下交易。胡商来大唐从事商贸，虽路途遥远，但所贩卖的是奢侈品，都是暴利商品。胡商就算缴纳外商税，也能获利颇丰，这也是胡商频繁往来大唐的主要原因。
唐朝的税收仍是以农税为主，在税收政策中也没有征其他商税，所以商税在税收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不足以养活整个朝廷。我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在唐朝时也不例外。贵族和朝廷高官都会认为经商是贱业，但他们却会以各种方式暗中经商，利用低商税的政策，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入。
纪录片《中国》中的粟特商人
不过，唐朝的商税征收方式在中期时就发生了变化，其转折点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纷纷响应反叛，整个大唐陷入混乱，其税收政策也无法执行。虽然叛乱被平定，但遗留下来的问题非常多，例如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土地资源集中在贵族手中，贵族又利用权势得到免征或减征，原来以租庸调制度为主的税收政策被破坏。朝廷必须启用新的税收政策，来增加财政收入。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李适在宰相杨炎建议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两税法”。两税法是根据百姓所占有的财产资源，分配一定数目的纳税额度，分夏秋两季以实物纳税。同时，两税法实施时朝廷取消了很多杂捐、杂税，减轻百姓的负担。财产越多的人，纳税越多，此举显然会侵犯众多贵族的利益。所以，两税法仅实施约三十年就被废除，但两税法改变以往以人丁纳税的方式，实施以核算财产为主的纳税方式，是我国历史上税制的一次重要改革，为宋代以后税收政策提供了基础。
纪录片《中国》中的粟特商人
在两税法实施的过程中，朝廷首次开征商税，主要分为两大块：
1.专卖税或课税。专卖税是指朝廷把一些涉及民生或朝廷的重要商品由商人经营，并收取专卖税；课税是指朝廷把这些涉及民生或朝廷的重要商品交由多个商人经营，并按照销售额等多种方式收税。这类商品一般包括茶叶、酒、粮食等关乎民生的商品；到了唐朝中后期，迫于财政压力，朝廷提高了专卖税或课税的税额，使商品价格高涨，加大了百姓的生活压力。
2.直接征收商税。两税法明确规定：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到了唐朝后期，朝廷横征暴敛，曾将商税增加到十分之一。
《旧唐书》：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
纪录片《中国》中的粟特商人
朝廷在增加了这两种商税的同时，继续沿用了以往的关市税和外商税。不过，关市税的相关政策虽然仍在实行，但外商税已经名存实亡。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在世界各地的威望大为下降，并逐步失去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就被沿途国家掌控，中西亚地区到大唐的商路被堵，来大唐经商的人大为减少，外商税已经不会给大唐带来多大的财政收入。
两税法的实施是当时唐朝朝廷急需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结果。安史之乱后，朝廷此前实施的均田制被破坏，没有人口统计作为依据，旧的税法也没办法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进行财政改革，实施了两税法。据记载，唐朝开元盛世期间朝廷年财政收入折价约1000万贯，到了元和年间，实施两税法有20多年，其财政收入接近3000万贯，是安史之乱前的3倍以上。从表面上看，两税法似乎效果显著，但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大唐社会凋敝，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厉害，其购买力仅约为安史之乱前的五分之一，百姓也更加困苦。
纪录片《中国》中的粟特商人
商贸活动的急剧减少，使得朝廷虽提高征收商税的额度，但不会改善其财政状况，大唐也不再繁荣。都说安史之乱是大唐由强转弱的标志，从唐朝的商税演变上也能看出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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