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族精神和品格的构成有两个方面：既要独立、自尊、自信，又要谦虚、谨慎、戒除大国主义，二者相辅相成。其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包含了对中国国际角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对苏联走向大国主义的亲见亲历和教训总结，以及中国王朝历史和近代中国痛苦经历的反思。毛泽东从主观努力、精神价值、制度性安排和国家战略等方面，对如何预防和戒除大国主义进行了严肃深入地思考和探索。作为大战略家，毛泽东关于中国要永远谦虚、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是着眼长远的一种告诫和警惕，是在当时为中国确立的“未来战略”。
关键词：毛泽东 国家身份 大国主义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赵光锐，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毛泽东对新中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的理解与定位，既有实力方面，也有精神价值和品格风范方面。中国从基本条件上讲是大国，将来一定要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但是毛泽东等对于中国在精神价值、行为品格和对外行为方式方面同样关注，有时甚至超过对简单“国家实力”的强调。相对于物质力量，毛泽东更看重国家强大起来以后所表现的革命原则和道义精神。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仅要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发展，奠定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在精神气质上更要有独立自主、自尊自信的精神，同时也要勇于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但是，毛泽东又时刻警惕另一种倾向，即：随着国力增长中国人可能会出现的骄傲情绪和大国主义。既要自立、自尊、自信，又要谦虚、谨慎、戒除大国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所理解的中国新民族精神和品格的两个方面。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新中国外交的领导者，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明确阐述和表达过反对大国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特别是周恩来对于国际交往中应保持谦虚谨慎以及如何反对大国主义有大量精辟的论述，并在外交活动中身体力行。他们的相关阐释和外交实践，也是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
从世界近代历史来看，大国崛起方式有战争也有和平，大国崛起以后也不必然会发动争霸战争。但是一个事实却是，没有一个大国不走强大起来就搞大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之路。英、德、法、日、美、俄国（包括苏联）都有这样的历史，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领导者很早就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之作为决定中国社会制度性质、发展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他们充分体现出一种强大的信心和志气，要打破所谓国强必霸、国强就对外侵略扩张的所谓“历史规律”，下定决心戒除大国主义，期望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贡献。他们对中国大国地位的界定、道路选择、精神价值和品格风范等的思考和谋划，对中国实现强大后可能会犯“颠覆性错误”的警惕和预见，对如何克服大国主义的系统阐述和探索，对于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和战略意义，其中蕴含的基本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
一、何谓大国主义
毛泽东对大国主义的理解和思考，散见于其文章、谈话、批示以及一些重要文件中，也蕴含于新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毛泽东一般使用“大国沙文主义”一词，有时也直接用“大国主义”，两者的含义是一致的。毛泽东对大国主义的警惕和比较深入的思考，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发生及其暴露出的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不正常关系，促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开始思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间、党际间正确关系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关于反对大国主义问题的谈话、论述和文章等也以1956年最为集中。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以及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都强调了反对大国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重点阐述了苏联的大国主义问题以及中国自身反对和预防大国主义的立场，谈话内容在收入《毛泽东外交文选》时直接以《汲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作为标题，这是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文献之一。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了后来被广为熟悉并影响深远的口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2]同年12月，在毛泽东主持下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又从理论上系统分析和论述了大国主义及其种种表现。
大国主义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对外表现方式和精神特征。对此，周恩来做过较为完整准确的概括：“如果中国强大了，要特别警惕大国沙文主义，它强加于人，目空一切，骄傲自满，不公正。”[3]大国主义的首要表现是“不公正”，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毛泽东明确指出：“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称它为大国沙文主义。”[4]《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认为，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大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5]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固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密不可分，但是从中国一方看来，“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6]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对待以及由此演变出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压迫”、“欺侮”，正是毛泽东最为反对和厌恶的，他曾坦言“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7]1973年，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时说：“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在一切非洲独立国家，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就是不对的。”[8]在毛泽东看来，“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本质上也都是不平等对待的表现，应该被坚决抵制和消除。不平等对待的思想根源，是对本国实力、国际地位和历史文化等的优越感，进而在国际交往中妄自尊大，骄横傲慢，特别是对小国人民和弱小民族采取轻视、鄙视的态度和方式。[9]
大国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完全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奉行损人利己、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法则，“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10]大国主义的第三种表现是大小国家差别论。“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11]具体体现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富压贫，倚强凌弱，认为大国享有天然的特权，大国优于小国，小国要依附大国。大国主义的第四种表现是强加于人。毛泽东、周恩来都深刻意识到，大国有其有利之处，也有坏处，就是容易将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不论哪种制度的大国都容易犯，强加于人是大国主义的必然特征。有大国主义思想的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该完全按照国家实力分配利益，尤其是大国可以凭实力强加于人，其他国家必须服从、服务于自身利益，大国行其所想之事，小国只能选择服从和接受。此外，大国主义在一国内部的表现是以某个民族为中心，大搞民族主义。因此，毛泽东指出：“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12]
虽然大国主义主要发生在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国身上，但是毛泽东认为并不是只有大国和帝国主义国家才会涉及，小国、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绪和倾向。“小国也可能会欺侮大国，八国联军中就有小国，日本也是小国，也侵略过中国。”[13]1956年12月，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时，毛泽东提出要“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14]《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非常形象地指出，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因此，大国主义实际上是自我中心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在一国对外关系中的表现，克服大国主义不仅仅是对大国行为方式的要求，也涉及到整个国际关系交往准则的确立。
二、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来源
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渊源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统一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国家道路探索和重大国际事件处理应对的过程中。
首先，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源自对中国国际角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
在为中国树立崭新的价值理念和民族精神方面，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因此在思考新中国的世界角色和对世界的真正贡献这一重大问题时，除了物质和技术的因素，他们非常注意精神价值的作用。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人谢伟思时说，对于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要讲清楚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持何种态度，明确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应该是什么，要有点自知之明。他特别指出：“要把中国搞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以后，也不是去主宰世界和干涉人家内政。要对世界有所贡献，而不是去统治世界，强加于人。”[15]在毛泽东一代的共产党人看来，大国试图主宰、统治世界，干涉别国内政和强加于人是导致战争、压迫、不平等和苦难的重要根源，是陈旧的国际政治信条和大国的“恶习”。戒除大国主义的固疾，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是中国必须要选择的发展道路，其中蕴含着中国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和价值理念，是新中国希望对世界历史发展做出的一种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党的性质和国家的制度决定了中国不能搞大国主义，更不能搞侵略扩张、霸权主义。1964年7月，毛泽东会见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等国的代表时说：“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16]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标准，在于中国的对外行为和政策是否坚持谦逊克制，尤其是不能将中国曾经遭受过的被“压迫”、“欺侮”、“侵略”、“剥削”等这些大国主义制造的痛苦施加给别人，如果中国随着发展也去搞这一套，就意味着“变了颜色”，是历史的倒退。
其次，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是对苏联走向大国主义过程的亲见亲历及其教训总结。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并逐渐恶化，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也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尤其是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搞大国主义、强加于人的做法有直接关系。[17]中国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抵制和批评。毛泽东认为，大国容易产生社会沙文主义，尤其是大国主义，如果苏联不解决这个问题，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甚至是非常荒谬的错误。[18]鉴于苏联的教训和大国主义的危害，中国领导人“反躬自省”，对于中国是否存在大国主义以及如何预防大国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波匈事件和中苏两党关系出现裂痕以后，中共对苏共“老子党”做法的批评更为激烈。波兰事件后，刘少奇率团到莫斯科帮助协调苏波两党关系。1956年10月24日，他在出席苏共政治局会议时明确批评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际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19]
最后，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也是对中国古代王朝曾经有过扩张、征服历史的批评和反思。
周恩来曾说：“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拿其他国家的沙文主义做镜子，也要拿中国过去封建帝国时代侵犯人家的历史做镜子，我们在教科书里也加进来这样的内容，使后代不犯大国沙文主义”，“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20]从现实来看，大国主义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国而言，历史上形成的大国主义传统和思维模式不易消除。如果不认真反思和警惕这种“历史惯性”，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会萌发演变成新的大国主义情绪。同时，二战后周边国家普遍实现了民族独立，对本国与中国关系的新民族主义叙述和想象也建立起来，他们对新中国的疑惧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历史经验和自身处境。缅甸领导人就曾对毛泽东说：“缅甸对中国确实有些害怕，因为缅甸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21]针对这种普遍情绪，毛泽东等在会见周边国家领导人和朋友时反复进行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并通过具体的外交实践打消他们的疑虑。在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进行的战争问题上，新中国领导者在与蒙古、越南、朝鲜、尼泊尔等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多次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侵犯过一些周边国家，有过大国主义的错误。[22]这些表态和言论既获得了相关国家的谅解，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理想，表明新中国要走一条崭新道路的坚定决心。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深受西方列强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之害，中国人对此记忆犹新。这一经历也使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源于西方现代国际体系存在根本缺陷，即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权势政治奉为圭皋。一方面，中国要独立、发展和强大，防止“落后就要挨打”；另一方面，新中国是否也要复制原有国际体系的法则，将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建立在别国的痛苦之上？新中国倡导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外交实践，对这一疑问做出了否定回答。在具体的外事活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外国友人阐释中国不搞大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一个基本逻辑是：牢记近代中国所遭受侵略、压迫、欺侮的历史，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反对大国主义时说：“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经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23]1954年，周恩来接见日本访华团时，有日本代表提出中国强大后是否会对外侵略，周恩来回答：“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2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伦理价值准则，从这种准则出发来看待近代中国的痛苦经历，会得出完全异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结论和观点。很多西方人从西方政治哲学的视角来预判强大后的中国可能会对西方采取“复仇”的态度，走对外扩张之路，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人自身对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态度，也忽视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对当代中国人的巨大影响。
三、预防和消除大国主义
如何从根本上戒除大国主义，保证强大起来以后不搞侵略扩张，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者进行了严肃深入地思考和探索，既包括对中国人主观努力和精神价值的思考，也包括对有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和长期性国家战略的考虑，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系统性的预防大国主义工作方法和原则。
（一）戒除骄傲自满，永远保持谦虚谨慎
环境、地位、物质条件等的变化，很可能会带来个人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亦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常担忧政权和环境稳定以后，党的干部是否还能保持原来的革命精神和理想，而对外则时常警惕可能会产生的大国主义情绪和作风。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当事业接近成功时往往也是最容易失败时。早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25]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再强调这一点。骄傲自满不仅会使革命、建设事业遭受挫折，也是大国主义滋生的重要心理根源。如果人们对一个时期内本国取得的成绩和国力的大幅增长表现出骄傲自满甚至不切实际的自我吹嘘，必然导致高人一等的错觉，进而产生大国主义的情绪。在1956年外交部驻外使节会上谈到苏共二十大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要骄傲，要防止大国主义，有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非常危险。目前最主要的是防止骄傲。骄傲的结果对内是脱离群众，对外是大国主义。”[26]
同样，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大国主义有历史文化原因，更大程度上还是源于自身物质力量增强后，精神状态和政治原则的改变。“所以很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是“利令智昏”。[27]鉴于苏联的教训，早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专门分析和强调了正确看待自身建设成就和国力发展，以及在国际交往中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问题：“我们绝不可以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绝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28]
毛泽东经常用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中国俗语——“翘尾巴”，来形容一个人或国家表现出的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而将谦虚谨慎称为“夹紧尾巴”。在外交活动中，毛泽东也一直秉持“夹紧尾巴”的思想和作风，对于新中国取得的成绩、国际地位、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等始终保持着客观冷静的看法。直至逝世前，他仍认为中国只是个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并未变成真正的强国，甚至一度把中国定位为“中等国家”。1969年6月，毛泽东审阅了两报一刊社论稿《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社论稿说：“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审阅时，在“繁荣昌盛”前，加上“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29]
外国友人经常向毛泽东提及中国的巨大成就，他总是非常谦逊地回答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中国总体上还是个穷国、弱国。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时，他也总是着重介绍和强调中国“落后”的方面，认为即使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了新的判断，认为中国不是大国而只是“中等国家”，他这一时期与外国领导人的很多谈话都提到了这一观点。1970年9月，他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一行时说：“中国不算大国，算一个中等国家。我跟法国的贝当古辩论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连法国都不如，怎么能算一个大国呢？他总是吹我们，说你们放了一颗卫星上天。我说天上每天有那么多卫星，我们只有一个，算什么。”[30]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谦虚谨慎是一个人应当具有的优良品格，也是重要的处世之道，在对外活动中保持和实践这种处世之道，做到自我克制和约束，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大国主义情绪和行为的产生。
（二）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定下永不称霸的国策
大国主义和不平等对待最容易发生在大国对小国的关系中，因此对大国行为就有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对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尤其是大国对待小国的态度，有着明确的界定和理解。他认为，国家大小只是形式，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他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之上；大小国家相互之间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31]毛泽东所说大国对待小国的这些方式，其实也是为中国对外行为设定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身体力行，在外事活动和制定外交政策时努力践行这些原则和精神，在接见小国、弱国的领导人和朋友时，始终真诚热情，平易近人。新中国倡导和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国家间关系的相互对等性，是对交往双方有平等约束力的规范，兼顾了彼此的利益和尊严。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只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能从根本上约束和消除国际关系中的大国主义。
在与苏联、美国等西方大国打交道时，新中国强调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在与周边小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交往时，更注意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人。例如，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国内对中缅划界有不同意见，周恩来总理在进行解释时指出，中缅举行边界谈判的依据是中国的国策，即首先争取世界形势的缓和；第二是要与亚非国家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预防大国主义情绪。他多次指示参加谈判、划界的中方人员，“同缅方讨论问题，要坚持平等协商精神，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32]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缅甸的吴·奈温将军在悼念文章《我所了解的周恩来》中说：“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在我们为划定缅中边界的会谈中，我亲自发现了这种品德。”[33]这不仅是周恩来总理的个人品德，实质上也是整个新中国外交力求倡导和树立的崭新品格和风范。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不称霸战略，既是对当时中国面临国际形势的反应，也是反对大国主义的自然发展和必然要求。1972年12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提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34]毛泽东提出不称霸战略，主要是对当时中国面临国际政治环境的反映，当时中国决策层判断，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反对苏联是重中之重。“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建立在对苏联可能入侵的判断之上。1973年11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乔冠华等谈到刚刚举行的中美会谈时，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35]因此，中国在当时提出不称霸战略以及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对这一政策的宣示，很大程度上是说给苏联人听的，意在批评、反对苏联。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不称霸，既是某段时期的一种国际政治斗争策略，也是他对中国国际行为和国家战略的真实考虑。霸权主义作为大国主义的极端表现，与干涉、控制、颠覆、划分势力范围和主从关系、滥用武力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在当时大搞全球扩张，试图与美国争霸，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大国主义作风的恶性发展。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争霸和全球扩张给苏联实力带来了巨大损害，是导致其最终解体的重大原因之一。对中国而言，如果说反对大国主义还只是对自身国际行为的道义要求和规范性约束，那么不称霸则是一项根本、长久性的国家战略，决定和约束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
（三）正确看待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不搞强加于人
周恩来总理认为，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第一点是“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36]这是克服大国主义倾向的重要原则和精神。大国主义一个显著的表现是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意见和利益，将自己的模式、意志和想法强加于人。毛泽东、周恩来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始终对自身可能天然带有的傲慢和自我中心主义保持警惕，在国际交往中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多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和感受，慎重看待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苏联对波匈事件的处理以及后来入侵捷克，直接暴露了绝不容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独立思考、自我探索的大国主义本质，中国也日益感受到来自苏联“指挥棒”的压力。在1963年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时，毛泽东直接表达了这种感受：“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的党的路线。”[37]
自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对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和调整，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更加强调独立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意识到，国际共运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一国的经验和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中国经验”同样如此，因此他提出了既要谦虚学习苏联等国的先进经验，也要慎重对待自身经验的问题。六十年代以后，在会见国外的共产党、革命党的领导者时，毛泽东在介绍完中国革命、建设的一些经验后，总要特别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条件，这些经验可以研究和学习，要适合本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不能硬搬，“希望你们只把外国的经验当做参考资料，本国的事情由你们决定。”[38]除此之外，他也会重点回顾和介绍中国革命、建设中犯过的错误和相关的历史过程，提醒外国朋友一定要多注意中国失败的经验和曲折的经历，希望“我们走过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了。”1970年8月，他在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时说：“我们走的路是S形路，是个弯路，就是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也没有资格向你们逞英雄，只是把我们犯过的错误告诉你们。”[39]
不可否认，在实践中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和对外宣传领域出现了“极左”思潮和行为，例如在援外飞机上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装毛主席像章，在援外工程交付和对外宣传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等。新西兰共产党威尔科斯于1967年11月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了对我国当时外宣工作的批评意见：“中国同志应好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40]对于这些情况和意见，毛泽东在1968年3月至5月连续做出批评和指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4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过去的历史经验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使之成为中国外交尤其是党际交往的重要原则。
邓小平时代，中国特别强调各国革命和建设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不能照搬别国经验，这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外交中一些强加于人做法的矫正。1987年，邓小平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时提出，中国希望能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创造一些前人未有的经验，也就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起来的经验，“我们不要求第三世界照搬我们的经验，绝不能照搬，而是借鉴，借鉴有用的东西”。[42]邓小平在会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一再强调这一点。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上，邓小平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绝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43]邓小平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更加强调独立思考，显然，他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有着深刻的体验与反思。国际共运的历史表明，一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中国的模式同样如此。基于这样的清醒认识，中国不愿再简单模仿别人，也不希望其他国家走中国曾经走过的弯路，希望他们尤其要“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44]这样的政策固然是对国际共运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没有一种深切的恕道精神，就不可能将这种经验和认识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方式上升为外交原则。
（四）国内教育与国际力量的监督相结合
大国主义既可能体现在某个时期国家的总体外交政策和行动中，也可能体现在国民整体的思想情绪中，更直接的则会表现在外交人员和援外人员在国际场合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方面。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者非常看重外事人员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的行为表现，重视对他们进行反对大国主义的教育，一些人员出现了大国主义的倾向和错误，都会及时给予批评。毛泽东曾反复告诫援越顾问团的成员，不要有胜利者的骄傲情绪，不要强加于人，不能摆大国的架子。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国国际事务中的方针之一是，“在同一切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在通过教育预防和消除大国主义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着眼于长远来看待、预防大国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影响和改变年青一代的思想和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大国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周恩来指出，对于大国主义现在要警惕，将来也要警惕，要以此教育后代。他也多次提及，既要反对别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又要反对和防止我国自己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不仅他们这一代不搞，还要教育子孙后代都不搞，即使中国强大了也不搞，对于大国沙文主义，不整顿是不行的。
毛泽东认为，反对大国主义需要主观努力和系统教育，也要利用国际力量、交往对象等的监督和约束，多从他国的视角考虑自身行为是否恰当。尤其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中，中国人往往会因为自身相对“优势”或给予对方的援助，产生高人一等、骄傲自满的情绪，这就更需要多注意对方的感受，倾听对方的声音。外事人员有时不一定能敏感地意识到自身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相关国家却有切身感受。因此，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一再希望对方能对中国援外人员可能存在的大国主义进行批评和监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表达对中国支持和帮助的感谢时，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支持是相互的，另一方面他也特别告诉对方要警惕和监督中国外事人员“看不起人”、“翘尾巴”等大国主义的言行。1956年毛泽东在会见蒙古国领导人时指出：“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全心全意称王称霸。”[45]1974年他会见赞比亚总统卡达翁时又表示：“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46]
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政策选择，毛泽东有更为彻底和有魄力的设想，即中国在真正变的强大以后如果走大国主义甚至霸权主义的道路，那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应该起来推翻这个政权，因为它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历史的倒退。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就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说：“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47]1975年，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阐释了“不称霸”思想：“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侮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48]1975年6月30日，病中的周恩来在同泰国总理谈话时，对这个发言做了进一步解释：“国家越大，麻烦越多。但是，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将来如何发达、强大。……将来如果中国的下一代称霸，全世界人民就应该群起而攻之，一起来推翻它。”[49]在当时具体历史背景下，这种设想和思路的锋芒直指苏联，同时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也表明了当时中国决策层对于“不称霸”抱有的坚定、彻底态度。
四、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思想的历史遗产
（一）反对大国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传统大国外交模式的突破。
杜维明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值得当代研究国际关系或中国外交的人深思：“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经过百年屈辱后现在重新再生所带来的文化信息是什么（What is the culture message）？”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一个大民族受了一百多年屈辱，她的再生很明显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报复，一个是夺权。杜维明认为，这些看法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难道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能够再生，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只有报复、夺权这两种情绪？”[50]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的政治精英已经完全否定了“报复”和“夺权”这样的选择。中国从被迫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开始就体会到弱肉强食法则的残酷性，“弱国无外交”是中国人对世界政治阴暗面的深刻认识。虽然被迫接受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但是“在内心深处，中国人却始终认为这个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51]中国要“改造”现有秩序，有三种选择：一是济弱扶倾，以强大起来的中国之力消灭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这是孙中山的设想；二是以革命、造反的方式，打破以不平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秩序，创造一个平等世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外交试图实践这一路线；三是从中国自身的痛苦经历出发，要求中国不要刻意模仿丛林法则，不要走西方列强的老路，不再将痛苦加诸别人。第三种方式实际上是前两种方式的“基本底线”，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和当代中国始终未变和不断实践的基本国策和伦理价值取向。前两种选择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将立达精神发挥到极端，在实践中必然会遭遇自身国力有限和外部世界普遍敌视等无法克服的障碍。从约束、改变自身做起，不再复制和扩大国际政治的弊端，既具有自主性和可控性，也不会带来与外部世界的激烈对抗。这种方式发生于一个东方大国身上，其影响和意义是巨大的，这也正是中国复兴带给世界的一种崭新的文化信息。
（二）反对大国主义、“不称霸”是中国的未来战略和长久国策。
中国强大起来以后的道路选择和行为方式，贯穿于新中国的外交史，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普遍关注和担心的问题，更是新中国领导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见到了这样的问题：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52]作为大战略家，毛泽东关于中国人要永远谦虚、反对大国主义和不称霸的思想，是着眼长远的一种告诫和警惕，是在当时为中国确立的“未来战略”。1975年1月，邓小平在向日本朋友解释不称霸政策时，对于其长远战略意义讲得更明白：“坦率地说，现在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霸？问题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我们也成了一个发达国家，是不是也要称霸？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不是讲现在，是讲将来永远不称霸。”[53]种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其本质是相同的，均是由于对中国发展强大后行为方式、对外战略、发展道路的不确定预期而引发的焦虑和恐惧。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承认“虽然中国人主观上不会有帝国主义的想法，但客观上周边国家还是会感到威胁……主观上中国人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应该不会变成帝国主义，我现在看不到任何人主张这种东西。但客观上因为体量太大，就像一个大象在草丛里走来走去，根本没想侵犯别人，别人也会觉得有阴影、受威胁。”[54]所以，这就更需要中国始终敏感宽容地倾听和理解外部的疑惧之声，积极回应、消解这些担忧。最关键的还是要始终坚持反对大国主义的立场和不称霸的国策，绝不应将它们看做是为安抚相关国家、打消外部世界疑虑而进行的外交宣传和权宜之计。当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接近于实现“民族的复兴”，但是这样的时刻也最有可能蕴含困难和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重大挫折，甚至出现诸如谋求地区或全球霸权的“颠覆性错误”，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必然会受到重大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自身的战略定力、战略决心和战略自信。
结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我们应注意处理好反对大国主义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反对大国主义的政策绝不是“作茧自缚”，因为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行为方式的约束和要求，也是对国际交往准则和理想国家秩序的期待。中国不搞大国主义，但是也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将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行径强加于中国。此外，我们也应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思想、精神风貌的变迁，对有些大国主义的情绪和观念进行合理引导和教育。物质力量的增长必然带来社会文化的变迁，人们的思想和观点也会日趋活跃和多元。国力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人们对“民族复兴”充满信心。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和现象，例如有的媒体宣扬大国主义情绪并颇受部分青年人欢迎；有些人对外炫耀财富，吹嘘实力，充满虚骄之气；主张中国谋求地区“主导权”、“领导权”甚至“东亚霸权”的观点也频频出现。霸权主义是霸权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因为没有制衡和更高的国际权威，霸权国必然会陷于霸权主义。不对这些声音和现象加以合理引导和批评，就可能会蔓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国民心理和情绪，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警惕。
总之，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希望对内、对外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作风，防止出现“大国的傲慢”和不平等对待的倾向。这其中蕴含着他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大国兴衰成败经验的洞悉和总结，也体现了他对于世界政治中物质与精神、权力与道德、利益与价值等这些关键议题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在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界定国际责任和设想合理的世界秩序时，我们都应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
注释： [1]相关的研究和论述，参见刘毓明：《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光辉思想和实践》，裴建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裴建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67、91—93、165、343—344页；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第116—121页；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0—30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42页。
[3]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4—305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78—479页。
[5]《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4—295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94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9页。
[9]参见刘毓明：《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光辉思想和实践》，第324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92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37页。
[17]关于苏联大国主义及其在中苏论战和关系恶化中影响的研究，参见孔寒冰：《除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就没有别的了吗？——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景》，《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李明斌：《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与中苏论战的实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李美荣：《论苏俄大国沙文主义的出现及原因》，《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9—20页。
[19]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444页。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02页。
[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7—178页；肖娴：《刘少奇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6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63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38、283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7—258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8—339页。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91、334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6、326页。
[33]程瑞声：《中缅友好纪实》，李同成、喻明生主编：《中国外交官在亚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7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27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2—183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2、317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3、157、158、164页。
[42]《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编辑组编：《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北京：台海出版社，2011年，第249页。
[4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1页。
[4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48]《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03页。
[50]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彭国翔编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51]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线索刍议》，《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19页。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共中央文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54]王绍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派》，《经济导刊》2018年6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光锐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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