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翻看以往的一些照片，回想起老照片上的一些人和事，触景生情，似乎又走进了那过去了的峥嵘岁月。
孟浩然诗中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我留存的无数张照片中，有一张是我与金学曙大夫的合影，怎么也不能遗忘。
2013年2月8日，本文作者颜世贵(左)看望时年九十一岁重病中的金学曙医生(潘真摄)
那是2013年2月8日的晚上，我与老伴潘真前去金大夫府上看望她老人家的一张合影。时年九十一岁，在人民日报社默默地工作了一辈子的金大夫，视患者如家人，关爱备至，一丝不苟。报社大小职工，都众口一词，无不称赞她老人家医术精湛，德高望重，受人尊敬。
我因长期在地方记者站当记者，远离报社，又很少回报社办事，而且每次都来去匆匆，很少见到金大夫。当我从记者站调回记者部时，金大夫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离退休干部局知道她医术好，在她六十六岁那年退休后还继续聘请她做医生，为离退休的干部职工看病，直到她快八十岁。
我一直想去金大夫的家里看望她老人家，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这天晚上终于有了合适的时间，我和潘真来到了金大夫的面前。老人特别高兴，坐在轮椅上，紧紧抓住我俩的手不放，就像母亲见到了久别的儿女，是那么的慈祥与亲切。
然而没有想到，这次去探望她老人家，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与叙谈。第二年，即2014年3月17日，她老人家就走完了九十二岁的不平凡人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逝者如斯夫，冬去春来，柳枝抽芽，一朵朵迎春花抢先张开了黄色的花瓣，散发出阵阵的幽香。转眼间，又到了金大夫远去的忌日，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不由使我想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想起了金大夫每次见到我，总是那样的亲切与关爱。
我1966年大学毕业，1967年被选进了人民日报社，在总编室做夜班编辑。那时的报社在王府井大街，编辑楼、行政楼、单身宿舍楼相连在一个大院。我住二层的单身宿舍，一层是报社医务所，每天上下楼必经之地，自然会看到患者进出问诊就医，很快也就认识了一个个医务人员。
人民日报王府井大街117号旧址(王东摄)
记得有一次拖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多才下班，当天晚上还要照常上班。睡眠不足，加上我不喜欢吃面食，更不喜欢吃粗粮，一天天过去了，感觉很疲劳，就去找金大夫。她给我做了认真仔细的检查，并抽血化验，发现转氨酶有些偏高，其它指标正常。
还未生过病的我，一下有了思想压力，刚刚工作就生病了，很紧张。金大夫安慰我说，没关系，吃点药，加强营养，休息休息就会好的，她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金大夫是浙江人，我是江苏人，在生活习惯上我们算是老乡了。记得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金大夫就邀请我星期天到她家里，并烧了些好吃的南方饭菜给我吃，把我当作她的孩子一样看待，给了我一种家的温暖，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那时金大夫家就住在天桥报社宿舍。她先生是铁道部的工程师，上海人，和霭可亲，很有学问，同我交谈了好多，我由衷地敬佩他。
1974年我进入了记者部当记者，1975年去报社小汤山五七干校劳动，被分配在水稻班担任班长。育苗、插秧、施肥、除草，我把从父母亲那里学到的一些农活知识，用来指导水稻的种植。
本文作者颜世贵(右)1975年在小汤山五七干校参加拔草劳动(图片来源：人民网)
没有想到，金大夫也在小汤山五七干校，不知她何时来的干校。在这里能见到金大夫非常的高兴，我又有好长时间未见到她了。白天忙劳动，晚上收工有时间了，就去干校医务室金大夫那里看看，见她总是热心、耐心、仔细地在给患者做检查、开药、交待注意事项等。那时干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相处，还是很温暖的。
这年，在水稻抽穗即将成熟之时，我结束了在干校的劳动，回到记者部当机动记者，而后去了南京筹建驻江苏记者站，再到北京记者站、海南记者站，又回到北京记者站。
忙忙碌碌，难得一见金大夫的面。从记者站回报社后，金大夫年纪大了，不怎么出来活动，也没太多的机会相聚。直到这一次去她家里看望，哪知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后来，我从金大夫的女儿那里了解到，金大夫在病危期间，和报社老记者陈柏生同住一间病房。当时，陈柏生已经昏迷，金大夫自己已经病得那么重了，仍不忘在病床上密切观察着陈柏生的病情，她一遍遍呼唤：“柏生，柏生!”她知道，轻度昏迷的患者尚有意识，就要对其不停呼唤，以防她彻底失去意识，发生危险。陈柏生一有危殆症状，金大夫马上呼叫医护人员前来进行抢救。好几次，金大夫竟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有时一夜不曾合眼，就这样守护着病友陈柏生的生命……
金大夫就是这样一位令人爱戴的好大夫。她是新中国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称她为“新时代的杰出女性”。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对职工、对患者，传递了不同寻常的爱，感染着每一个有过接触的人。
斯人已逝，那份滋养心田的润泽，却将长存，我们怀念金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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