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1岁的周树人提着一个大皮箱来到北京，在教育部担任佥事，由此开启了长达14年的北漂生活。
1918年，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时，第一次使用“鲁迅”为笔名。在那以后，“鲁迅”两个字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
1926年8月，鲁迅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远赴福建，应邀担任厦门大学的国文系教授。4个月后，鲁迅辞去职务。1927年1月，鲁迅应邀到广东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
鲁迅在广州与许广平生活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鲁迅是一名美食家。在许广平的带领下，鲁迅对荟芳园、别有春、妙奇香等粤菜馆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得出结论是“这里很繁盛，饮食倒极便当，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
不过，鲁迅在广州也没有停留很久。当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双双离开广州，来到上海。
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在上海生活了9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期间，鲁迅除了1次回浙江绍兴老家和2次到北京办事外，一直留在上海。
在民国时期，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最繁华的3座大都市（现在也是）。为什么鲁迅会将上海作为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其实，鲁迅最初来到上海时，在生活、工作上颇为不习惯。
上海的房租极为昂贵。当年，鲁迅在北京居住时，还能够依靠不菲的薪酬和稿酬，在八道湾胡同和阜成门外购买两处房子。可鲁迅到了上海后，就因为昂贵的房租伤透脑筋，甚至因为顶费（中介费）很高，他和许广平不敢换租房子，因为“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在上海买房子？不存在的。想都不敢想。
鲁迅非常不习惯上海的生活环境。上海的喧嚣嘈杂、经久弥漫的煤烟、不绝于耳的麻将声，都让鲁迅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此外，鲁迅对上海文人的造谣生事、害人卖友等行径都感到不可思议。许多上海文人的文章里面充满着打打杀杀的暴力词语，摆出横扫文坛、破坏一切的架势。
因此，鲁迅来到上海之初，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示，“欲北归或另觅居屋”。可是，鲁迅并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鲁迅之所以继续在上海居住、生活，是因为上海有着北京、广州不具备的优势。
一方面，上海在生活保障、创作保证、文化氛围等方面有其它城市无法相比的优势。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号称“远东第一大城市”。这里不但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还是教育文化事业极为活跃的地方。
在教育方面，上海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劳动大学、立达学园等知名高等院校。在文化方面，受北伐战争的影响，大批文化人来到上海，使得上海取代了北京，成为了中国的文化中心。鲁迅作为一名文化界人士，当然愿意在文化中心生活、工作。
上海发达的经济，使得鲁迅能够获得比较丰厚的版税和稿酬收入。我们知道，鲁迅在上海期间，没有在大学里任教，而是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鲁迅就是依靠比较丰厚的版税和稿酬收入，得以在上海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
众所周知，鲁迅在上海生活时，创作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被誉为“匕首和投枪”，攻击有力量、有战斗性，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很难发表出来；而在上海，由于报刊众多，发表没有太大困难。就算有困难，鲁迅换一个笔名就能够重新发出来。
另一方面，上海能够为鲁迅提供比较安全的人身保障。
鲁迅在上海租住过3个地方：景云里23号:四川北路2093号、与山阴路132弄9号。这些地方都在虹口范围，属于“半租界”。
为什么叫半租界呢？
这是因为，这一大片地方，虽然不属于租界范围，但由于地处租界与华界的缓冲区域，不但有大量中国人居住，也有许多外国人居住。鲁迅在这里居住，能够获得比较安全的人身保障。
1932年11月，鲁迅曾经去北京看望母亲和朱安时，北京师范大学曾经去探访他，住在上海租界是否危险，鲁迅回答：“租界和内地现在没有什么分别，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原是一家人，统治阶级现在很灵敏，不过现在被统治阶级也很灵敏，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危险。”
由于居住的地方是半租界，因而鲁迅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是“租界”二字的一半，“亭”是当时上海文人居住的一种狭窄亭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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