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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原为襄陵、汾城二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合并；其“襄汾”之名中的“襄”字，代表了原襄陵县。它隔尧都区北与洪洞县相对，浮山县位于其东。
襄陵与“襄公陵”
原山西省地名领导组编撰的《山西历史地名录·襄汾县》介绍说：
“原襄陵县……以有晋襄公之陵故名襄陵。”
“《史记·魏世家》：‘文侯三十五年，齐伐我取襄陵’”
从而说明此地在战国时期就已名之曰“襄陵”了。
唐代学者颜师古先生也注释说：“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均将该处的襄陵县之名与春秋中期晋国国君姬驩及其陵墓相联系为一体。
由近代人臧励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里，把“襄陵”一辞列分为区域型和行政县两类：
作为行政县者，被指定为今临汾市襄汾县内的原襄陵县；
作为区域型者，则被认定为今河南省商丘市的睢县之西，并指出，此处为春秋时期的宋地，因埋葬宋襄公而名之。
这种观点在《辞源》和《大辞典》中都得以相应。而对于今襄汾县境内原襄陵县与晋襄公之陵墓之间的本未关系，该书并无有任何有关的介绍。
由台湾省学者钱穆先生编写的《史记地名考》第498页，例举了《秦本纪》、《魏世家》、《田齐世家》、《楚世家》、《六国表》等七种资料，肯定了位于今河南省的那个“襄陵”，乃春秋时期宋国承匡之地，有宋襄公的墓陵，故名曰“襄陵”；随后又特指出，所有那七种资料中的“襄陵”，无一是指山西省内那原有的 “襄陵县”。
这就是分歧。
“襄陵”中的“襄”字只起介绍与说明的作用，《说文解字》曰：“解衣而耕谓之襄。”
段玉裁先生也释之曰：“襄，驾也，此骧之假借字，凡云襄上也，襄举也皆同。”
此处所谓“襄上”与“襄举”者，就是昇高、凌高、侵高、驾上之义。故“襄陵”一辞乃指大雨洪荒之际，水势猛涨，不断地缘那些丘陵堆体往上升。
这就说明：
1、原初的“襄陵”出自《尚书·尧典》，是帝尧时期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是一处较大的范围，而不能只限定于一狭小的地点。
2、这个较大的范围，在当年帝尧所居住的“中国"领域以内。
3、某些学者对“襄陵县”名来源的注释，并不一定都很确切。
“襄陵”与“怀山”
《尚书·尧典》中把“襄陵”与“怀山”联带在一体介绍，就是说，当年帝尧时期的洪水，其势头不仅“襄之以陵”，而且“怀之以山”。
这说明当年的东海西岸曾经大幅度的西移，今临汾市辖内的各县、市、区，大体上均被洪水浸漫，一些地势较高的地块，四周也被洪水环围，它们的腹胸以上部分浮露于水面之上，呈现为大大小小的岛屿或半岛状态。
高山被环围，巨陵遭襄犯，古人以“怀山襄陵”四字予以概括、十分得体。
由此可知：
1、“怀山襄陵”是发生在帝尧时期陶唐邦国域内的两种具体的自然现象。
2、这两种自然现象都发生在如今的山区、半山区的黄土高原地带。
3、这些被“怀”之“山”和被“襄”之陵”，或间隔或相连，互相之间离得不太远。
4、原初的“怀山襄陵”处，就在今临汾市域内。
5、那实施“怀山襄陵”的物质，是“水”。
这里本无“襄公陵”
多种古典籍介绍说，西汉始置襄陵县，治在今襄汾县境内的古襄陵城东三十五里的古城庄村，长期以来被人们尊之为由春秋时期晋襄公逝世后的墓葬处并因此得名。
汉代末年学者应劭先生就曾推荐说：“县西北有晋襄公陵，因名。”
赵康古城位于该县赵康、北柴、杨威、史威等四村之间。对此处的“晋城遗址”，1960年有过第一次考古调查，1974年5月又经过第二次考古清理。
其结果是：
1、其始建于春秋时期，分内外两层，大体为正方形，周长8480米。
2、该城内所有出土文物，几乎全属于汉代及其以后，是汉朝时期的临汾县县治。
3、该城附近被长期以来称之为“晋国公卿之墓”的那九座大墓，虽曾被旧县志所肯定过，但全系汉代时期的伪造物。
4、那座被称之为“赵盾之墓”者，纯属当初以生土堆积而成的样子冡，其内无棺、廓、遗体、衣物、用品。
对已有“赵康古城系八代春秋晋侯古都”的历史地位，不能承认。
至于古襄陵县境内的那座“晋襄公之陵”者，考古调查也被证实为“汉墓”，与晋襄公无任何瓜葛。
古襄陵县名并非来自于“晋襄公之陵”。
汉代"襄陵”联“怀山”
1、今襄汾县陶寺一带及其周边，在秦汉以前就被人们认定为“怀山”与”襄陵”兼有之地，并一直流传下来。
2、西汉时期出自形势的需要，当时的学者与官员，遵循历史事实，才将这一行政县命名为“襄陵县”。
3、该“襄陵”之名，是昔时”怀山”与“襄陵”两种洪水漫浸自然奇观的概括，它也包括了那些原本是“怀山”状态的区域。
4、所以取名为“襄陵”者，是由于当年的县治周围多丘陵而少高山的自然环境所致。
“浮山”出自于“襄陵”
“浮山”就是“怀山”
1、该新置县境内，原本就有两座名叫 “浮山”的山地。
2、“怀”字还含有“怀念”、“关怀”等意，不如“浮”字者更能与“怀山襄陵”一辞贴切。
3、根据当时当地民众的语言与习俗，“浮山”一辞更能达其义。
出生于今临汾市襄汾县的考古专家田建文先生指出:“襄陵”，是水波拍打山腰，洪水退下去以后，(其印痕)就像镶嵌在山陵上一样。”
田先生对“襄陵”的此种解释，更适合于”浮山”一辞。
微妙地变更
隋恭帝义宁元年改原“杨县”名曰“洪洞县”的。如果不加以细究，很可能认为此举是由杨姓隋朝庭的所为，与李氏唐朝者无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由于隋炀帝杨广的腐朽堕落，隋大业末年便天下大乱。时任河东抚慰使、太原留守的唐公李渊，于公元617年5月起兵晋阳，很快的攻入隋朝的都城长安。当时杨广尚逗留于江南，依旧称帝。
李渊进入长安后，扶持、杨广的孙子、元德太子之子代王杨侑称帝，史称之为“恭帝”，改年号为“义宁”。若以“隋纪”计，此时当是“大业13年”。
对朝野上下，震动较大，尤其是身份较高的李姓官员者，更系如此。
当时李渊以世袭“唐国公”的爵位，与家人共居长安，是受到重点怀疑者之一，故受令迁出长安，移徙河东，不久又被指命前往太原镇守。
杨广把他的姨表兄李渊更当成仇敌，曾多次公开向人们表示希望李渊早死，还想办法让传达给李渊知道。
这场风波也促使李渊认识到，由于自己姓李而又名为“水多泽深”的“渊”，那些附有洪水浩浪的地名之处，正适合于“兴唐灭隋”、争取主动，获得成功的生死需要、成败需要。
由于如今的“洪洞县”境内当时已有名为“洪洞邑”、“洪洞山”和“洪洞戍”等地方的存在，所以，当他实际已是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很快的就将“杨县”一辞从地图上抹掉，更之象征“水深泽宽”的“洪洞”。
人们注意到，李渊是公元617年攻入长安城建立杨侑傀儡政权的，为期不满60天，他便实施了这一行动。其心情是多么的激动与急切。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趋势。
与此同时，李渊政权也从原霍邑境内割柝出一名为“赵城县”的建制。
以“洪洞县”名取代原“杨县”之名，志在灭杨、抑制杨姓的气势。而以“赵城县”单独立县者，则纯碎是在“兴李”二字上下了功夫。
兼而存之的名称
隋恭帝杨侑称帝仅半年之暂短，就被强行废黜。
公元618年5月，李渊于长安登基，创建了正式的李唐王朝，改元为“武德元年”。在建国始伊、百废待举的繁忙之中，不久便于唐武德二年(619)，从襄陵县割切出其正东大片领域，单另创建一新的县级建制——浮山县。
隋义宁元年将原“杨县”更名为“洪洞”，志在配合当年“灭杨”的总政治需要；将“赵城”巍然挺立，志在谐辅“兴李”的思想文化潮流。
今洪洞县境内的原“赵城县”是座“凤凰城”，该名称依托于“图腾”，这己为史家所共识。今浮山县也被世代传颂为“凤凰城”，其城内有名胜“棲凤楼”，说明它也是当年凤凰部落民众所楼息繁衍兴旺之地。
由该县城东去二十多里，也屹立着一所古老的“赵城邑”，与今洪洞县内的“赵城”者同性质而同名号。当年唐天子李渊所以创置“浮山”新县，既包含有“洪洞”的内容，也体现了“赵城”的用意；“兴李抑杨”或“兴唐灭隋”的政治色彩兼而有之，十分明显而得力，参照了名“洪洞”而又设“赵城”的先例。
简单的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1、今临汾市襄汾县境内的原襄陵故县，今浮山县和洪洞县等三县的嘉冠，都是来源于《尚书·尧典》，是帝尧时期这一带洪水泛滥历史的反应。
2、“襄陵县”名始自于西汉，当初并非以“晋襄公之陵”而来。
3、“洪洞”与“浮山”二县之名，均始自于隋末唐初，出自于当年“兴唐灭隋”的政治需要，都由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决策而定；言“洪洞县名来自“红崖古洞”者，与当年政治文化的总趋势难以符合。
4、“洪洞县”名之始立，志在“灭隋”，“赵城县”名的创建，志在“兴唐”；置“浮山县”者，兼而取之。
5、今浮山县和洪洞县境内，都有不少跟“李”和“唐”有关联的古老地名和设施，是与当年这段历史往事有因果关系的体现。
6、今洪洞县、襄汾县和浮山县等地，是上古凤凰部落的盛地。
晋南大地古有“唐地“之称，临汾市曾有“唐洲”之名。
不完全统计，从隋义宁元年到唐武德三年，于实际不满三年里，在李渊的主持下，今临汾市、运城市等二市范围内，有赵城、洪洞、浮山、万泉、大宁、闻喜等六个县名有所更动。
其中浮山与万泉二县为新开辟的行政县建制，而“浮山”一县的名称就更换过两次，每次都志在升级，说明其在李渊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突出“渊水”、“洪水”，有助于李唐朝政，是今洪洞、赵城、襄陵、浮山、万泉等地名、县名的历史含义。
作者：周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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