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写了《周总理力荐邓小平，见毛主席写 “人才难”三字，就加了个“得”字》一文，文中着重写了毛主席和邓小平两大伟人在共同革命、共同工作、共同生活中的交往过程。今天再来说一说他们在交往中一些不大为人知的真实情感。
毕竟伟人也是人，伟人也是性情中人嘛。
《周总理力荐邓小平，见毛主席写 “人才难”三字，就加了个“得”字》一文里面提到，毛主席和邓小平的初相识，是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
该年，毛主席34岁，邓小平23岁。
不用说，比邓小平年长了11岁的毛主席，在社会阅历、思想研究、工作调查等各方面都要深厚得多。
但是，诚如我在《邓绍昌：邓小平之父，侠肝义胆，见识非凡，50岁时被人杀害于野外》一文中提到的，邓小平15岁就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这样的胆魄和见识，也是非凡的。
毛主席后来就曾对邓小平和周总理说：“你们是‘留法派’，非常了不起。”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上听到了毛主席的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心悦诚服，他在毛主席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之后，先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后来南下广西，开辟领导了百色起义。
毛主席最感念邓小平的事有两件：一是邓小平和他一同在宁都“落难”；二是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革命进程的大转折。
这“落难宁都”的经过，老覃在早年写过《毛主席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罕见地和弟弟吵了一架，事后悔恨不已》一文中有过叙述：1933年初，毛泽覃由于坚持大哥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邓小平、谢唯俊、古柏一起遭到打击和排挤，被撤销了职务。
毛主席的“落难宁都”，是指1932年10月，他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
邓小平的“落难宁都”，是指1933年5月他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被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了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身处逆境的毛主席对邓小平的遭遇十分同情，他后来无限感慨地说：“在那段充满磨难的岁月中，他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
1961年和1962年，毛主席两次和人谈及土地革命时期的往事时都说：“但凡我倒霉了，邓小平和罗荣桓都会跟我一起倒霉。”
1972年6月，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毛主席想念他，喃喃自语地说：“他在苏区时是‘毛派’头子，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
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收到邓小平的来信，随即在信上做了批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在遵义会议中，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重新确立。老覃在《会议很激烈，朱老总罕见发火，作了“反报告”的洛甫说：跟真理走》中根据史料作过分析：1957 年3 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孔宪权到北京访问当年会议参与人之一的杨尚昆，核出与会者共有20人，其中包含林伯渠、董必武、董振堂。但是，1984 年，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访问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如杨尚昆、陈云、伍修权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邓颖超、张闻天夫人刘英等，发现林伯渠、董必武没有与会，董振堂是会议快要完了才来到，算作没有参加会议。即20人名单中漏其实了邓发、邓小平和李卓然。
亲眼见证了毛主席重新成为掌舵人，邓小平甭提多高兴了。
1943年11月，时任北方局书记的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一次讲话中深情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直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些年的时光是很幸福的……”
到了晚年，邓小平的这种幸福感还在。
因为，他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他：“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
他笑着对女儿说：“跟着走！”
是啊，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有什么比“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跟着毛主席走”更幸福的呢？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回忆：长征路上，天天行军，罗荣桓不爱说话，而邓小平经常说笑、吹牛，吹四川辣椒好吃，吹四川的回锅肉好吃，吹得大家口水直流，都忘记了行军的劳累。
张闻天夫人刘英也说：长征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个牛皮公司，总经理是陈云，副总经理是邓小平，两人一路带头吹牛皮，邓小平吹得很开，很风趣，一路妙趣横生，笑声不断。
邓小平在当时能这样乐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坚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取得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第129师的政治委员先是由张浩（林育英）担任，但张浩在1938年初病重，该职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
毛主席对邓小平寄予了厚望， 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邓、毛、谢、古四个死了三个，希望剩下来的邓要为党争气！”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就要到来了，毛主席亲自致电给远在太行山地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要他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在电报上详详细细地安排好邓小平的行程，殷殷眷顾之情跃然纸上。
毛主席赴重庆进行和谈前，专门拉着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手，鼓励和安慰他们说：“你们回到前方以后，尽管放手打，不要担心我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
邓小平和刘伯承谨记毛主席的话，组织了上党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13个师1个挺进纵队3.5万余人，其中俘3.1万余人，使我党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我党在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通过会议确定的。会议数量多，会议的名字也跟着多了起来。
老覃《周总理力荐邓小平，见毛主席写 “人才难”三字，就加了个“得”字》一文中提到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召开的一个“安卵子会议”，这个会议既严肃，又特别有意思。
其实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祝酒会议”。
老覃在《敌人追至，形势紧急，毛主席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我军上将飞马赶到》一文中提到，胡宗南在1947年3月占领了延安后，为了扩大战果，让刘戡带领四个半旅到处搜索毛主席他们的踪影。毛主席为了牵制敌人，率领中央纵队在陕北钻山沟沟，险象环生，一度在天赐湾迎头碰上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先头部队。幸亏王震飞骑来救，险情才得以化解。
邓小平在大别山与敌周旋期间，时时牵挂着毛主席的安危，倘若有一两天没有毛主席的消息，他的一颗心就揪紧了。
某天，他突然邀请大家喝酒。
大家都不知是何缘故。
他眉飞色舞地说：“我们连接好几天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消息了，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得知毛主席安然无恙，所以请大家一起喝酒庆祝。”
邓小平对毛主席真挚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1948年9月，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见到了邓小平，开心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明年再见面的时候，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了。”老覃在《最后的大儒梁漱溟：一生孤傲，曾舌战毛主席，晚年称“寂寞无限”》一文中讲述了在1953年9月8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和毛主席关于农村建设的一些争执。
即关于农村建设，梁漱溟和毛主席是有不同看法的。
而在1951年9月，梁漱溟在与毛主席谈论发展农村问题时，提到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是抓农业生产的一把好手。毛主席当即告诉他：“邓小平在军事上是一把好手，在政治上也是一把好手。”
因为对邓小平的器重，1952年，毛主席把邓小平从西南地区调回北京，安排他担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来担任这一职务。邓小平因此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当选为中央。
1959年4月，毛主席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对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权力应当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他风趣地说：“我挂正帅，邓小平挂副帅，我们两个人是一正一副。”
回头，他又对着邓小平说：“小平，你挂帅了。你是书记处的，也是政治局的，也是中央委员会的，也是我的。”
在毛主席的精心培养下，邓小平在党内的威信倍增。
1973年12月，邓小平复出，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还是一如既往地帮邓小平树威信，亲切地称邓小平是自己的“军师”，说：“我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
会后，他又谆谆叮嘱邓小平，说：“你呢，太刚，太猛，有些人怕你，我送你两句话吧，‘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能改就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重返政坛，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充分地肯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要求全党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老覃在今年六月写的《黄克诚晚年反对修改对毛主席的称谓：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一文中说，1980年11月，历经“九起九落”的黄克诚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作了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他的这一场讲话被人们称为“黄公讲话”。邓小平指示黄克诚把讲话内容整理成文稿，由胡乔木协助修改，公开发表。胡乔木把讲话稿中对毛主席的称谓一律改成了“毛泽东同志”。黄克诚强烈抗议，说这样改让自己的“感情上过不去”。邓小平同意黄克诚的观点，指示说：“毛主席的这个称谓需要保留！”
对于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维护，邓小平在1980年8月23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已有更充分的表达。
法拉奇是一位世界有名的女记者，也是一个刁钻、难缠的女记者。
她出生于1930年6月，从194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经担任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从1950年起，任意大利《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
她采访了各国政府和政党的著名人物30多人，令许多世界风云人物头疼。
越战、中东危机、西德与东德的暗中交易、西班牙风云……她都出奇制胜地从关键人物那里捕获第一手资料。
她的脑回路清奇，口才出众，又兼修炼过专业的心理训练，她的采访像是一场“催眠术表演”，经常会让采访对象跟着她的思路走，她的采访因此接近乎百战百胜，总能获取最真实的答案。
美国的基辛格自诩拥有“世界最强大脑”，却也在采访中着了她的道，吐露出了对越战的无望，后来一直在追悔，称“接受她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决定”。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一如既往的辛辣。
她单刀直入地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挂多久？”
邓小平微笑着、不假思索地答：“永远。”
关于自己的回答，邓小平随后做了解释：“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伟大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我们中国人民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毛主席，他说：“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将来还应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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