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所在的小组每周有4到6台手术算下来,我已经做了上千台手术,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感谢给我整容的人?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感谢给我整容的人(我在手术台割过1000张脸)

感谢给我整容的人

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所在的小组每周有4到6台手术。算下来,我已经做了上千台手术,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

说实话,我记不住他们的容貌,除非他们告诉我,具体在脸上哪个位置患过病。

但有一位叫刘愿的小伙子,我无法忘记他的容貌。

第一次在病房见面,他右半边脸肿得很严重,颧骨和眼睛周围的皮肤已经变成深紫色。从眼角延伸到耳朵前,有一条7厘米长的伤口,结了薄薄一层血痂。因为他皮肤白,脸上的淤血和伤口特别清晰。

那天是周一,上午7点30分,护士过来打招呼,通知我周末收了一个急诊患者。

一大早就有活等着,让人打不起精神。我低着头走出办公室,边走边在心里想着这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

我们口腔科周末来不了多少患者,因为急诊不多,也很少有患者的病情严重到非要周末住院。

正在猜测这个急诊的情况,主任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新收了个外伤的小伙子,等会儿查房,咱们看看。”

到小伙子的病房时,他正坐在病床上,拿着手掌大小的化妆镜,仔细观察着脸上的伤。对我们的到来,没什么反应。

来口腔科的患者,不少都是受外伤,长了面部肿瘤或有感染的。手术做好了,满脸缠着绷带;还没做手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很注意形象,昨天刚紧急缝合了伤口,今天一大早,他不仅认真洗了脸,还打理过头发。

小伙子叫刘愿,不到30岁,约莫一米七五的个子,偏瘦,长得白白净净。谈不上英俊,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估计平时比较注意保养。

因为车祸,他的右脸满是伤,肿得像个皮球。拍片发现颧弓骨折,被安排住院,等候进一步治疗。

我摸了摸他的脸,能明显感受到侧脸的骨折痕迹。让他张嘴,发现牙咬不上了,骨头已经移位。

为了观察是否感染,我揭掉了一部分血痂。刘愿可能有点疼,皱了皱眉。但他刚检查完,第一件事又是拿起化妆镜,反复观察自己的脸。

他的声音轻柔,带点东北口音,说话时躲着我的眼神,看着比较内向。

我感觉他有点怪,因为面对这么多大夫,他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照镜子。

当天中午,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检验科打来的。

同事通知我,刘愿验血结果是艾滋病阳性,要再抽一次血,加急复查。

我差点骂出声来,“这人得了艾滋病也不告诉大夫,坑人啊!”

放下电话,我快速回忆早上给刘愿检查伤口时,有没有蹭到他的血或分泌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就去洗了个手,算是平复一下心情。

我突然想起,周末给刘愿缝合伤口的急诊大夫还不知道情况,赶紧打电话告诉他。

“你逗我的吧!”同事根本不相信。

我重复了好几遍检验科的结果,电话那边沉默了。等同事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我赶紧去查查。”电话挂断。

下午,刘愿的复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艾滋病阳性。

主任把情况通知给科里的大夫、护士,提醒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现场一片哗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瞒病史就太过分了,不拿大夫的命当回事。”

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

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

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么?”主任严肃地问。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谁问的病史?这都没问出来!”主任扭过头,冲着我们几个吼。

“他没说啊。”我赶紧解释。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主任冲刘愿发火,“隐瞒病史会有严重后果。你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开玩笑!”

刘愿始终没什么反应,独自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主任批评。

主任把检查报告狠狠摔在刘愿面前:“给你缝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检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我怕告诉你们,就不让我住院了。”刘愿终于开口,但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看得出他自知理亏,“已经快好了,没事的。”

担心出意外,我们把和刘愿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说刘愿脸上的伤怕感染,所以让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见到了刘愿的母亲,一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的阿姨。从她偏暗的肤色和粗糙的双手猜测,应该是务农为生。我们刚进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个劲道谢。

在办公室,刘愿的母亲开门见山:“儿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时候没跟你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怕你们不给治啊。”

她给我们鞠躬,又回头招呼刘愿,让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负责啊。”我们组一个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他们鞠躬,语气变柔和了,询问是否接受过治疗。

刘愿低声回答:“在传染病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那就先查吧。联系传染病医院,了解患者在那儿的情况,”主任也不确定刘愿是否能在我们科顺利治疗,“可能的话,让传染病医院的人来会诊,评估一下能不能做手术。”

“主任,一定要给我做手术!”刘愿突然提高了声音,已经习惯了他的轻声细语,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刘愿来我们科这两天,要么低头,要么盯着化妆镜看半天。我不明白他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坚持做风险极高的手术。

艾滋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为手术而发生感染,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命都保不住。

以前我们科来过一个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术风险后,他宁愿吃消炎药扛着,也不动手术。

刘愿的免疫指标要等几天才出结果,传染病医院他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时间内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刚住院时,刘愿的右脸肿得像个深色皮球,踏实休息了几天,“皮球”瘪了下来,基本消肿。颧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侧的面颊,就像一座断了的大桥。

消肿以后,他应该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骨骼位移,他的牙齿还咬不上。

刘愿关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发现脸上的皮肤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对称了一点,顾不上还无法正常吃饭喝水,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

刚住院时他天天窝在病房里不出来,现在会到楼道里溜达,主动跟我们聊天。刘愿讲打工的见闻,内容平淡无奇,甚至琐碎,但东北话自带喜感。

我们不像刚得知他隐瞒病史时那么反感他,还有点喜欢听他说话。

只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始终讳莫如深。

虽然聊天很愉快,但刘愿总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刚开始会耐心解释:做手术取决于检查结果。他还是不停追问,我们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

在楼道里碰到他,会躲着走,实在不耐烦,还会数落他两句。他不还嘴,只是讪讪地走开。

后来刘愿不想自讨没趣,就很少来找我们了。倒是他的母亲总来询问情况,有时会闲聊几句。

“我儿子喜欢男的。”和我们混熟后,刘愿的母亲聊起了家事,语气还算平静。

“就是嘛,我就觉得奇怪,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的。”

“那天送他来的那个男的,没准就是他相好的。”

同事们小声议论着,我赶紧用眼神制止。

刘愿的母亲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她说:“就应该早早让他回家。”语气里满是后悔。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刘愿读完初中就上不起学了,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后来在北京安顿下来,每个月给家里寄不少钱。

“那时候,村里都拿他当榜样。我和他爸特别骄傲。”刘愿的母亲开心地回忆着往事。

年纪渐长,村里的同辈基本都谈婚论嫁了,长辈们也都抱上了孙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给刘愿张罗相亲。

被逼急了,刘愿干脆过年都不回家,跟家里说加班工资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里人在背后议论,有的说他是同性恋,有的说他“那方面不行”,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北京从事特殊行业,被几个富婆包养。

父亲打电话骂他,说再不结婚就不认这个儿子,他干脆和家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刘愿突然打电话回家,让母亲独自来北京。

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说到这里,刘愿的母亲哭了。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些问题,连忙道歉。

她擦掉眼泪:“没事,我也找不到人说这些话,说出来能轻松点。”

不出所料,刘愿期待的手术,并不能进行。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来会诊,介绍了详细病情:刘愿半年前看过他的门诊,当时的情况很差,免疫方面的指标比很多艾滋病患者都要低,应该是发现感染比较晚,耽误了病情。

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刘愿的病情算是稳定下来,但已经出现脑膜炎、脑部积液的症状。

这位大夫当时判断,刘愿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刘愿拿着药,出院了。

“手术想都不要想,完全是作死。”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警告。

最新的检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负责免疫功能的CD4细胞,不足正常值下限的三分之一。

“你又没说实话,这是第二次了。”主任再次发火,“你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刘愿盯着主任:“死在手术台上我也认了。”

道理讲不通,主任叫来他母亲,让她帮忙劝说。

“如果非要做手术,很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主任顿了顿,“你也知道,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主任建议进行保守治疗。方法很简单,先用绷带固定刘愿的下巴,让牙齿能咬在一起,骨折可以慢慢愈合,“除了脸不对称,别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们科治疗的病,基本都在脸上。患者关心容貌,问一下会不会留伤疤,在情理之中。但在治疗面部骨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恢复咬合,让患者能正常吃饭喝水,复原外貌往往排在后面。

特别是刘愿的情况,主任觉得“只要最后这段时间能吃得下饭,保证生活质量,美观可以先不考虑。”

而且治疗要快,受伤后两周左右,骨折断端就会逐渐错位愈合,每耽误一天,治疗的难度都会变大,承受的痛苦就越多。

刘愿犹豫了一下,接受了。

治疗时,弹性绷带兜住了刘愿的下巴,对抗骨折之后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齿能正确咬在一起。后果就是,绑绷带期间,刘愿张嘴会非常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刘愿表情凝重,又变成原来沉默寡言的模样。我觉得,除了张嘴要用很大的力气外,他心里一定特别纠结。

是安稳过完所剩无几的人生,还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恢复容貌。这样的选择,挺绝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历,刘愿突然找过来:“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因为下巴被绷带兜住,他的话有点含混不清。我帮他把绷带拆开,他又逐字重复了一遍:“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我告诉他活下来最重要,而且冒险做手术,也不可能将容貌完全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时候不想脸都不对称。”刘愿说,“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值得么?”我看着他。

“值得试一试。”他想都没想,立刻回答。

他问我:“假如你知道生命还剩一年,你会选择干什么?”

我有点生气,“咒我么。”但转念一想,这确实就是他正在面对的难题,“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脸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陷入了沉默。

面对刘愿的情况,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只能活一年,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他却认为既然只能活一年,就要死而无憾。

我接触病人有十来年了。一直以来,我很少思考与治疗关系不大的事情,更关心对治疗的看法,是否传达给了患者。

虽然在清理伤口、检查病情、做手术等阶段,我距离他们的脸很近,但在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脸上的伤病,而不是表情。

平时工作量很大,根本没功夫关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记不住眼前这个患者是谁。但一说起具体哪个部位有伤病,再看一眼对方的名字,就能想起这个人来。

哪怕是工作外接触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对方脸上的细节。比如这个人颧骨不对称,可能受过伤;那个人的人中有点印记,应该是兔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优先排除风险,却很少关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

刘愿说出了他的遗愿,也沉默了,凝视着窗外。

那一刻,我有点害怕,发现死亡离自己特别近。普通患者做完手术,一两周就能出院;而面前这个人,可能连走出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说吧,这事我做不了主。”实在受不了这凝重的气氛,我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刘愿的母亲无奈地跟主任说:“儿子说了,非得把脸弄对称,我也劝不了他。”

刘愿坐在床上闷着头,始终回避着我们的目光。

做手术前,我们复查了刘愿的各项免疫指标,勉强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显示,他的头部依旧存在积液。

术前的例行谈话,主任再次把各项风险解释了一遍,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很多条都以“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结尾。

“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是最后一次劝说了。

刘愿没有犹豫,签了字。

手术前一晚,我失眠了。

国际上有个统计,艾滋病人手术中,大夫发生职业暴露的几率是0.33%。虽然几率不大,经过紧急处理和服药,感染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四,但这是我第一次给艾滋病人做手术。

凌晨两点,我还在担心手术会出意外。修复骨骼的手术,被骨头渣划破皮肤是不少大夫都经历过的,我也不例外。

早上,主任开了个小会,提醒我们任何操作都要先看清周围的环境再动手,“保证手术效果,也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主任想了一下,补充说:“如果觉得被扎了,或者有什么东西溅到脸上了,赶紧下台,处理好了再干活。”

这一天,9号手术室只安排了刘愿这台手术。所有术中使用的材料,都会送走进行特殊处理,手术室要经过消毒、检测,转天才可以开放使用。

手术室门口挂了“感染手术,谢绝参观”的大牌子,避免没做好术前防护的同事误闯进来。

护士长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护士,她担心年轻护士毛手毛脚,“惹了祸谁都担不起。”

刚进手术室,护士就把我们拦住,不让靠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的刘愿。

我们穿好双层手术衣,戴着面罩,脖子用纱布围住,套上厚厚的胶皮鞋,戴着双层加厚手套,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保证面对手术台的皮肤不裸露在外面。

同事给我拍了张照片,我看上去就像刚从电影《生化危机》里面跑出来似的。

我们逐一通过消毒区域,来到手术台旁。

麻醉师也裹得严严实实,坐在一边摆弄着监护仪,给刘愿戴上诱导麻醉的面罩。同样裹得严严实实的护士,站在器械车前,默默查点着手术器械。

平时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我们会主动过去聊天,让患者放松,也是等着护士和麻醉师做准备。

但这次,手术室里,没有人多说一句话。

刘愿可能是太紧张,高压升到了170,监护仪发出尖锐的报警声。麻醉师加大了诱导麻醉的通气量,引导他深呼吸。主任也在一旁安抚。

刘愿渐渐平静下来,睡着了。

“确认手术切口,右面部。”护士开始核对手术位置。

“右面部没错。”主任回答。

动刀前,主任再次提醒:“患者感染艾滋病,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按照设计好的切口,主任用手术刀切开了刘愿的皮肤和肌肉。因为脸上的淤血还没完全吸收,半凝固的血块一下就冒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这些都不是新鲜血液,感染的几率微乎其微。

我拿着吸引器,开始清理血块和切口渗出的鲜血,看着它们顺着透明的导管,一点点流入了瓶子。

骨折的地方暴露出来了,开始将断裂、错位的骨骼按照正确的位置摆好。

分离骨折断端,我们都不敢用太大的力气,担心骨头尖利的地方会划伤自己,也为了防止血液溅出来。

复位骨折断端多用了些时间。因为戴着加厚的手套,手上的敏感度比平时下降不少。而且带着面罩和口罩,视野会有点变形,对距离和位置的判断产生了偏差,我们反复触摸了很久,才确定复位成功。

手术进行了一段时间,我的面罩里弥漫着呼吸产生的雾气,要等雾气散去,才能进行操作。为了保证手术的连贯,我不得不降低呼吸频率。

之后我们在骨折线的两边打孔,用固定材料把骨折处固定。这是很常规的手术,但是由于刘愿的特殊情况,手术变得复杂了很多。

这台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最大程度避免风险的同时,与时间赛跑。

手术时间越长,组织暴露的时间越长,刘愿术后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平时做手术,如果进展顺利,主任都会和我们聊天,缓解一下疲劳。但做这台手术,手术室手术室只能听见器械碰撞的声响,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不说一句和手术无关的话,以防分散注意力,拖慢进程。

最后一个环节是固定牙弓夹板,同事用钢丝从刘愿的牙齿之间穿过,把一块金属夹板固定在牙龈外侧。

不知是精神高度紧张,还是裹得太严实导致缺氧,我感觉头晕眼花,硬撑着缝好了伤口。

手术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把面罩、口罩都摘掉,口罩已经被汗水打湿,几乎粘在脸上。闷了这么久,面罩里面的空气相当浑浊,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反复呼吸二氧化碳。

我的后背也湿透了。一次性的手术衣完全贴在身上,一阵刺痒,刚才竟一点都没发觉。

这台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比平时稍微慢了一些,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出现意外。考虑到需要兼顾这么多环节,这个成绩还不错。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室里的气氛回归了正常,我们聊着天,等刘愿醒来。

停了麻醉药物,麻醉师拔掉刘愿的鼻咽通气管,我们给他包扎好伤口。

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嘴里不停叨咕着什么,我只能听见他叫“主任”,后面的话都听不清楚。

“手术做完了,很成功,漂亮多了!”主任大声告诉刘愿。

刘愿听到之后,一下睁开了眼睛,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说了句“谢谢主任”。

过了几天,刘愿脸上的绷带拆掉了,右脸稍微有点肿,但轮廓对称多了。

每天早晨查房,他都要拉着主任的手感谢好久,他不再独自坐在床上照镜子了,而是边照着镜子边问我们,“是不是比手术前漂亮不少。”

我也挺高兴,成功给艾滋患者做了台手术,挺有成就感的。

手术过后,已经是九月下旬,没几天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情况比较稳定的患者基本都会在假期前出院,刘愿情况特殊,需要多观察几天。

他独自留在医院输液,就算病区空空荡荡,也不觉得寂寞,输完液,就在走廊溜达,心情特别好。

十一假期,我正在家里睡懒觉,突然手机响了,是医院的电话。

这种时候,要么有急诊,要么就是患者出事了。我希望是前者,因为我们组只有刘愿还在住院。我不希望他出事。

我家离医院不远,平时坐公交或骑自行车上班。那天我着急,打了一辆车赶过去。

进入病房,刘愿躺在床上,胳膊插着消炎药点滴,几日不见,感觉他蔫了不少。

情况不乐观,他已经发烧两天了,今天开始高烧,超过38.5度。

他的脸像刚住院时一样,又肿得像个皮球似的,而且身体开始间歇性抽搐,像被冻着了一样,四肢不停地抖,肩膀尤其剧烈。

刘愿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一直在说胡话,应该是出现了幻觉。

主任也赶来了,找感染科的熟人来会诊。

感染科的大夫说:“赶紧转院,只有传染病医院才能处理了。”

我们把刘愿转移到担架,护送到楼下。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听到感染科的大夫感慨:“这一关他够呛过得去。”

再听到刘愿的消息,已经是半个月后。我们组的主治大夫去传染病医院,给他拆牙弓夹板。

刘愿经常昏迷,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

清醒的时候,他会抱着母亲聊天,依然用那个手掌大的化妆镜看自己的脸。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说,他全身多器官衰竭,脑部积液很多,随时都有可能去世。

大约一个月后,刘愿的母亲突然来找我们。她看起来瘦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红红的,但我感觉,她神情轻松了不少。

她是来复印病历,处理后事的。

她告诉我,刘愿拆完牙弓夹板后,没两三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儿子说他不后悔做手术,能漂漂亮亮地离开,很开心。”

说完这些,刘愿的母亲笑了起来。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原标题:我在手术台割过1000张脸,明知会死还躺上来的,就他一个 | 医院奇闻录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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