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与世界各地的外交舞台上，这一国名无时无刻都在闪耀着红色的光辉，让世界各国人民充分感受它的热情似火。但大部分人可能有所不知，为什么新中国的国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这一国名的确立，事实上经历了各界民主人士的激烈争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会场大门
毛主席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谈及新中国政府的成立1949年初春，西柏坡。
在西柏坡的一张普通饭桌之前，桌子上摆着两碟鲜红的红辣椒，只见毛主席连吃好几根辣椒都面不改色，坐在对面的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便有些好奇，说不定这些辣椒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辣。然而，他刚刚捡起一根辣椒放入嘴中后，就被辣得满脸流泪，咳嗽不止，连连摆手：“中国的辣椒太厉害了！我认输。”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吃辣椒的比赛，米高扬哪里又是毛主席的对手呢？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正是喜欢吃辣椒的地方。
看到米高扬如此狼狈的样子，毛主席笑着回答说：“要知道，在中国，不会吃辣椒就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主义者，看来米高扬同志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不了解这一点可是要栽跟头的！”
1949年1月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右一：毛泽东，中后：米高扬
在米高扬刚来西柏坡的时候，他曾经对毛主席说自己只是带着“耳朵和眼睛”而没有带“嘴巴”来，现在米高扬被辣得说不出话来，倒是很相称这一点。过了一阵之后，毛主席悠然自得地点起一根香烟，几缕烟雾恰似那华北大地上缭绕的几缕战烟一样，升腾在空中之后迅速飘散开来，此时平津战役已经接近尾声。
“你们要是下次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在北平相见喽。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除了我们军队的强大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北平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两者相结合，就为傅作义将军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看到米高扬依然没有吭气的样子，毛主席深知他是不方便说话的，于是继续阐明自己建设新中国成立的成功经验：“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打算去一趟莫斯科，找斯大林同志谈一谈我们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各个时期坚持实行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联合开明乡绅甚至敌对党派内的进步人士；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联合除了汉奸之外的全中国人民，甚至还包括地主阶级；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广泛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正是这一些符合政策的统战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之下集合了千千万万支有强大力量的队伍。”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正因为如此，我们打算召开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准备组建联合政府。然而，在这个联合政府之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很多都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内部南征北战的大将，而是那些在我们最艰难的日子之中，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有的曾经是国民党左派，有的是各民主党派领袖，有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资本家。不过，这个政府的性质，依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还请斯大林同志放心，不要有什么顾虑。”
张奚若建议国名之中删除“民主”两个字等到米高扬回到苏联汇报情况之后，新中国也正在加紧筹备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新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之中，新中国的暂定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一次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召开，毛主席致开幕词，最后他高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便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张奚若
在整个一次会议的前几天时间之中，所有委员对于这个国名都没有提出太大的异议，但是到了会议议程最后一天的时候，在新政协第四小组正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时候，来自清华大学的张奚若教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希望能够删掉两个字。
张奚若阐述了他的理由：“现在，我们这里有几位老先生认为，现在的这个暂定国名有些长，不如去掉‘民主’两字，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好。其理由有二：第一，有了‘人民’就可以不用‘民主’两字，国家之中既然有了‘人民’，又怎么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呢？其二，民主的英文名Democracy本来便是来源于希腊文，和人民的意思基本一致，即使去掉‘民主’两个字，我们的国名意思也是很清晰的，我们的国家是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小布尔乔亚的国家。”
不过，张志让、黄炎培觉得删掉“共和”两字更好一些，他们随后整理出了另外一份书面报告意见，转交给参会的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和各组组长进行参考：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代表通过决议案。
我国国名拟可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我国还可以改称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对于第四小组的这些意见，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董必武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最后将大家的意见总结了一下：“关于国名的问题，我们在过去写文章的时候，很多同志都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张两位先生提出了书面意见，主张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而张奚若先生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来，这一议案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之中展开了激烈讨论，这次，张奚若提出了新的论据：“与其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共和能够体现我们的主要国体。由于‘人民’已经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因此就不必要使用‘民主’二字再重复提起了。”最后，张奚若的意见得到了参会小组成员绝大部分的支持，并且最后被正式确定为新中国的国名。
周恩来正在工作
1949年9月，周恩来对于人民政协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做了一系列的报告，他首先对国名进行了解释：“中国本来的名字是‘中华民国’，虽然也有共和的意思，但却并不是很完全，而且解释起来甚至有双关的意思，并且理解起来也令人十分费解。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因此那个时代的革命只能被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今天的革命则是由并不完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合乎国家建立的本质，因此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既然国名换了，那么纪元要不要换呢？在政协会议之中，大部分人主张使用世界纪元，也有少部分人称改了纪元中国的老百姓会不喜欢。对此，周恩来也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事实上，中国人民很少能记清楚各个朝代所使用的纪年，中国农民虽然文化上还比较落后，但他们也是知道1949年的。从人民习惯上来说，大部分人不见得不习惯新的纪年。我的建议是采用世界纪年，但具体如何，还需要经过大家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吗？司徒美堂强烈反对在政协会议将要闭幕的前几天时间之中，以郭沫若、马叙伦、陈书通等著名民主人士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提案，主张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之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中华民国”的注释，统一称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的措辞十分激烈：
郭沫若旧照
“这次新政协通过了新中国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确实能够代表现在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和解放了的人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大变革，因此我们强烈要求，将旧民主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被汉奸卖国贼所使用的，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的予以取消。否则，我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要使用两种口号吗？难道还要高呼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万岁吗？难道说公元1949年，还可以简写为‘民国38年’吗？因此我们坚决主张提议，把主张简称‘中华民国’这几个字的注释，从一切中国人民政府的官方文件之中一律予以取消。”
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旧民主人士的感情问题，因此周恩来和林伯渠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邀请各民主人士之中年龄较大的数十位七十老翁，再次探讨这个问题。9月25日深夜，著名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在深夜时分收到了一封来自周恩来的请柬，只见上面写道：“26日上午11点半，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将举行午宴，请您务必出席。”
周恩来总理旧照
次日将近中午时分，周恩来作为东道主，邀请黄炎培、何香凝、司徒美堂等人在六国饭店共进午餐，此次周恩来邀请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宴会刚开始，周恩来就坦诚布公地说道：“中国自古有句古话，就是以老为先，今天我请诸位前辈来就是想听一下诸位前辈的意见。在座的前辈能够发现，在讨论政协会议的相关问题时，似乎都注意到，在共同纲领下面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中华民国’的括号。关于这个简称，有的人认为不需要了，有的人却主张应该保留，但我知道，老前辈们对这四个字多多少少有些感情。”
黄炎培与毛主席在开心聊天
在周恩来鼓励的目光之中，来自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首先发言了，这位老人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也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的主张是这样的：“我觉得留下这个简称是有必要的，一旦改掉，老百姓可能会不习惯。”思索了一阵之后，他又补充道：“政协会议三年一次，如果到时候我们觉得不合适，到时候再取消，也是可以的。”
其次，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也发言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要革命胜利成果，那也是用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换得的。关于要改国号的问题，我的个人意见是，如果能照旧是极好的，当然如果大家不赞成我的意见，我也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同样对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意见。
何香凝
虽然这两位前辈的意见是主张保留，但随后第三个发言的周善培（字致祥）却很快逆转了这种一边倒的局势。这位周善培虽然是前清遗老，也是进士出身，但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却归隐了38年，从不问政事，也不用民国的年号。他言辞激烈地反对道：“我坚决反对用什么‘中华民国’的简称，因为这个国号二十多年来已经被蒋介石弄得天怒人怨，已经遗臭万年了。我主张就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才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并不相同。”
就在这时，年迈的司徒美堂愤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力支持周善培的发言：“我不同意黄炎培先生的意见。我也参加过辛亥革命，虽然我文化不高，但也十分敬重孙中山先生。然而，我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却一点好感都没有，因为中华民国根本和人民没有一点关系，这个国号22年以来已经被蒋介石搞成了什么样子？现在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不是和辛亥革命不一样？如果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国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华民国’这块烂招牌扔到历史的下水道之中吧。要知道，国号是一个十分庄重而神圣的东西，我们如果要搞，就一下子把它搞好，自古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我们胜利了，为什么还要搞得偷偷摸摸的样子，连国号都不敢改？我坚决主张，我们的国号就光明正大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的话音刚落，顿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响起，大家纷纷发表意见赞同这一意见。紧接着，人口学家马寅初力挺司徒美堂：“我坚决赞同司徒美堂老先生的意见，这个简称不伦不类，很不像话。”
接下来，法律专家沈钧儒也从各国法律之中找到一些条文来解释为什么用“中华民国”做简称不合适：“事实上，直到现在，也还有一些群众在写所谓的‘中华民国’，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必加以制止，而是要慢慢引导。但是，堂堂政协会议的三大文件之中加上简称‘中华民国’这个括号，从法律上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开此先例。纵观世界各国法律条文，各国的简称只有字幕缩写，而从来没有在立国的文件上写国名的其他简称，如果写上的话，日后和其他国家对接外交文书的时候会有诸多不便，因此我也不主张用什么简称。”
沈钧儒晚年照
最后，爱国华侨陈嘉庚做了总结：“大家都对‘中华民国’这个称呼没有什么好感，当然，一些落后的同志可能一时之间还不太习惯，只要过段时间叫熟了就好了。”
通过召开这次座谈会，周恩来了解到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意，他满意地向大家致敬：“大家的意见会被送往政协主席团进行参考，由主席团常委最终做出决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会议现场。
后来，在9月27日新中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条的会议记录之中，留下了如下的记录：“我们主张将‘中华民国’一词去掉，并不等于将中华民国获取的革命历史意义抹煞，辛亥革命、国共合作还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毛主席在开幕词之中也曾经提到过。因此，我们并不禁止中国的老百姓使用‘中华民国’一词，也不禁止使用民国纪年，我们会慢慢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统一的公元纪念。同时，我们也不建议在法律上有这样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至此之后，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正式文件之中，就没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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