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天安门两旁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

没有人员组织,也无政府命令,民众自发从天南海北赶到这里,默默地聚集在十里长街。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在寒风中肃立的人也越来越多。

终于,下午4点40分,一辆灵车缓缓驶来,沉默着向八宝山开去。

“周恩来总理一路走好!”

围观的人群顿时哭作一团,涕泪连连目送灵车驶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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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哭声一片的群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他虽然与群众同样悲痛,但作为本次负责主持周总理后事的工作人员,邬吉成还是强打起精神,指挥着灵车前进。

四天以后,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邬吉成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以最完美的安排,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但让邬吉成没想到的是,15日那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下达了一项密令,打破了追悼会原本的时间安排,使得周总理的追悼会时间往后又推迟了几个小时。

“准备一下,把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与台湾厅布置好...”

那么,当时究竟为何要推迟周总理追悼会的举行时间?

此举的目的又是什么?

被推迟的周总理追悼会

1975年12月7日,周总理再一次陷入了昏迷状态。

自从周总理入院接受治疗后,这样的危险状态,出现得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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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5日,由于周总理开始出现肉眼血尿,并伴有明显的组织块,随行医生不顾命令,将周总理的这些病情告知了毛主席。

震惊之余,毛主席立即下令,让周总理停掉手上的一切工作,立即入院接受治疗。

近两年的治疗时间里,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整个人渐渐衰弱了下去。

“肿瘤的发展速度极快,现在已经是显微镜下癌细胞遍布视野的程度了。”

几个月前,主治医生给周总理检查身体后,无奈地做出了最后的诊断。

即使大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不少人还是偷偷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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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护理,及时用药,不要延长他的办公时间。”

考虑到周总理仍在继续坚持工作,邓小平犹豫良久后下令,将当前的治疗重点放在提高周总理的生命质量上。

可是,面对死神的召唤,周总理本人却表现得异常淡定。每一次从紧急抢救中醒来,他总是面带笑容,看向守在床边的共产党同志们。

只不过这一次,病魔并不准备再次放过周总理。

1975年12月的抢救过后,周总理的病情发展得更快了。

从一开始的卧床休养,变成了被迫卧床,依靠鼻饲、输液来补充生命所需的营养。

甚至,由于多次开刀,周总理腹部的伤口也在不久后出现了溃疡的症状,止不住的脓水与体液,顺着医疗管道不断流出。

此时的周总理,连自主翻身都无法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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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连绵不绝的癌痛,也在周总理工作的间隙反复来袭,进一步侵蚀着他的生命。

等到12月末,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发现,单凭药物和针剂,已经无法帮助周总理抑制癌痛。剧痛袭来时,周总理只能依靠自己的意志,挺过一波又一波的折磨。

大家明白,周总理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

邓小平、叶剑英等国家领袖,纷纷在工作间隙去医院看望周总理,同时向他讲述近期国际国内发生的事情,还耐心叮嘱,要他安心养病,不要再考虑其他事情。

面对大家的好意,周总理总是笑吟吟的点头接受,还时不时的给出自己在政局方面的建议。

1976年1月2日,又一次从抢救中苏醒的周总理,向身边的警卫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把邬吉成叫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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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话,让工作人员有些摸不着头脑。

虽然邬吉成是中央警卫,曾在周总理院外站岗执勤,但却与周总理的交集很少。

听到消息后,邬吉成连忙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和毛主席打了一声招呼后,便奔向周总理所在的305医院。

但让他十分愧疚的是,由于中间耽搁了些时间,所以等他赶到时,周总理又一次陷入了昏迷中。

无奈之下,邬吉成只得守在病房门外,等待周总理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

三个小时后,周总理的夫人传来消息,称周总理醒了,要见邬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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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没等邬吉成跑过走廊,周总理便又陷入了昏迷中。

这一次,周总理昏迷的时间格外长。

邬吉成在病房外踱步了整整一晚,都没有再等到周总理醒来的消息。

“周总理如果醒了,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由于还有工作要处理,天亮以后,邬吉成只得向周总理作别,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竟成了周总理生前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周总理那天想要对他说的话,也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被解开的谜题。

1月8日凌晨,周总理的脉搏逐渐转弱,医生们迅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经过紧张的抢救,在数次吸痰、输入氧气后,周总理的呼吸还是渐渐微弱了下去,脸色也开始变得乌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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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57分,伴随着医疗机器激烈的鸣叫示警,周总理的脉搏永远地停了下来。医护人员带着悲痛的心情,用新床单将周总理的全身覆盖了起来。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回中央后,每位领导人都悲痛不已。

经过商讨,领导人们决定,将1月15日定为周总理追悼会的时间,届时党内人士都会到场。

为了维护现场的秩序,邬吉成被选为了整场追悼会的负责人员。

邬吉成作为长期负责重大会议安保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自加入共产党以来,已经陆陆续续担任过毛主席、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安保警卫,积累了丰富的应变经验。

选用他来负责周总理的追悼会,是最适合不过的。

而面对领导们的委派,邬吉成本人也十分尽职尽责,马不停蹄地落实着追悼会的一切细节。

1月14日,正当邬吉成与其他工作人员商议追悼会细节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把江苏厅与台湾厅收拾一下,毛主席身体不好,到了那里需要休息。”

电话那头的人,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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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明天毛主席会亲自到来,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

汪东兴的话,让邬吉成有些忙乱。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还以为毛主席身体欠佳,并不会出席。

情急之下,邬吉成只得马上调整安保方案,为追悼会增加了一些环节。

但到了15号,追悼会仪式已经进行过半,毛主席的身影却依旧没有出现。

“会不会是主席身体不好,路上费了些时间?”

权衡之下,邬吉成大胆决定:延迟追悼会时间,以便毛主席能赶来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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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左等右等,时间已经来到15号下午,毛主席仍未出现在追悼会上。

无奈之下,邬吉成只得结束了追悼会,完成了周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

虽然邬吉成的安保工作完成地十分出色,但在松了一口气之余,一个新的疑问又出现在了他的心头:

为什么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却没能到场?

追悼会失约——毛主席的身不由己

其实,早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第一时间,毛主席就悲从中来,涕泗横流地表达着自己的悲痛。

汪东兴之所以致电邬吉成,也是毛主席本人的授意。

而毛主席的追悼会失约,则是因为身不由己,无法再前往周总理的追悼会现场。

自从1970年后,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不仅咳嗽反反复复,睡眠质量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特别是在陈毅同志逝世后,当时已经缠绵病榻良久的毛主席,还是选择硬撑身体,前往八宝山送了老战友最后一程。

即使工作人员全程护送,但因为天气寒冷,追悼会举行完毕后,情绪悲痛的毛主席的病情还是不幸恶化,一病不起。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主席突发休克,经紧张的抢救才勉强清醒了过来。

据他的主治医生交代,这一次的休克原因,是由肺心病引发的严重缺氧。

虽然抢救及时,但因为主席年事已高,脏腑器官还是不可避免的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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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带着重病的身体,毛主席还强撑起来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全程被工作人员搀扶着完成了外交洽谈。

自此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急速向下衰退...

1973年,由于长时间透支工作,毛主席又被诊断出眼疾,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

不能视物,几近失明,再加上时常复发的肺心病,让毛主席的身体更加孱弱,精神状态也每况愈下。

等到8月份的中共十大召开时,勉力参会的毛主席,已经到了需要工作人员时刻搀扶才能行走的程度。

中共十大结束后,本欲离场的毛主席猛然发现,自己竟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主席想目送大家退场。”

察觉到毛主席的吃力,一旁的周总理连忙发言,用幽默化解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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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别有用心的人看出自己的病态,自此以后,毛主席便极少出席重大会议了。

“我讲话不行了,不太清楚。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

1974年6月中旬,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中共中央为其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负责随时提供救治工作。

但是,即便医护人员尽力照顾,毛主席的身体,也并未有过好转的迹象。

1975年春季刚刚开始时,毛主席的病情就已经发展到了不能下床的程度,不仅生活规律被完全打乱,手也抖得非常厉害,几乎听不见别人说话。

为了能够继续工作,毛主席只得让人守在一边,自己则勉强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或者用笔来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交流十分困难。

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中共中央决定,尽量避免再给毛主席带来情绪上的波动,让他安心养病。

但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还不到一年,周总理便又撒手人寰,告别了这个世界。

1月8日,由于担心毛主席的情绪受到影响,负责照顾周总理的医护人员,不忍将这一噩耗直接讲给毛主席,只是写了张纸条,放在了毛主席的病房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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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下午三点左右,中共中央将周总理的讣告起草完毕后,察觉到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毛主席身旁的工作人员才含泪念出了讣告的内容。

如同大家所料想的那般,毛主席在听到周总理逝世消息后,顿时悲痛得不能自已。

周总理的病情,毛主席其实是心中有数的。但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老友逝世的消息传来,他还是难忍悲痛,泣不成声。

当天晚上,毛主席的病情便再度恶化,无法再下床活动。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外痛心。大家都知道,一路走来,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情谊之深。

也正是因此,邬吉成在一开始筹备周总理追悼会的参加者名单时,并没有将毛主席罗列在内。

而毛主席身旁的工作人员,更是默契地避开了这一话题,转而更加细致地照顾着毛主席的生活起居。

大家都希望,毛主席能走出悲痛,养好自己的身体。

但追悼会的前一天,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还是放心不下,便给邬吉成打了一个电话,让对方收拾出给毛主席歇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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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明白,毛主席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尽全力送老友最后一程。

但就在周总理追悼会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因呼吸困难被送入急救室,再度病危。

好不容易清醒过来时,毛主席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不得不卧床休养。

虽然于心不忍,但为了不给毛主席留下遗憾,汪东兴还是让秘书传话,询问主席是否有意向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我已经走不动了。”

1月15日,一直沉默坐在床边的毛主席,给出了答案。

等秘书领命离开后,毛主席拍了拍自己的腿,眼睛里涌动着复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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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逝世之后,毛主席的情绪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1976年后,毛主席常常拨弄手指,吟诵一些古人诗句。

像是庚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尤其受到毛主席的喜爱。

“毛主席读古词的兴趣变化,让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毛主席读古词,一直喜欢那些“偏向豪放”的词作,他本人的作品也大开大合。但在晚年时期,毛主席却一反常态,对这类苍凉凄婉的辞赋更为钟情。

这样的前后变化,除去政局环境的影响之外,更与毛主席的心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可以说,周总理的辞世,大大加重了毛主席性格中伤春悲秋的成分。

两人的感情,实在是太深太深了...

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战友情

1932年的漳州战役,是毛主席与周总理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战役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感情实现了升华,二人开始认可彼此,并决意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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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毛主席在党内并不受重视,他所提出来的战斗观点,也屡次被当时的领导者拒绝,这让毛主席感到十分挫败。

为了能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胜仗,经过漫长的博弈,毛主席终于争取来作战的主动权,请求攻取漳州。

好不容易能够一展才华,毛主席对漳州战役自然非常重视。虽然党内支持者寥寥,但毛主席仍决定,奋力一战。

就在这时,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总理站了出来,不仅力排众议,鼎力支持毛主席的作战决定,还积极配合留驻长汀,保障毛主席率军攻打漳州的前线需要。

有了周总理的支持,漳州一战以胜利告终。作为毛主席亲率红军打赢的第四场战事,漳州战役的政治影响巨大。

而从这以后,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关系也正式“破冰”,二人逐渐有了知遇知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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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在其后的遵义会议上,周总理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大部分党内人士都不看好毛主席的情况下,凭借着对毛主席能力的认可,周总理力排众议,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

正因为这场临时通知的扩大会议,中央领导才最终改组,为毛主席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能让毛主席挽救红军、挽救党于危难,周总理更是不惜以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以换来毛主席的领导权。

可以说,正是由于周总理的极力推荐,毛主席才得以甩开束缚,全力实现自己的才华与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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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周总理这对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搭档,共同扶持相互配合,才让新中国渐渐在国际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在听闻周总理积劳成疾、身体出现问题后,毛主席更是十分关切地发来慰问,让周总理停下手头工作,先把自己的身体调调养好。

据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在周总理病重之后,毛主席还曾数次派张耀祠替自己前往医院探望。

张回来后,毛主席还不忘向他询问周总理的病情,并要求张耀祠勤快探望,回来向自己汇报消息。

这样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动容。

结语

根据周总理的遗愿,工作人员为其穿好衣物后,轻轻在胸前佩上了印有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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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后,在党内人士的陪伴下,毛主席也缓缓合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为党为民鞠躬尽瘁的人生。

既不负人民相托,也无悔此生之交。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深情厚谊,必将如同他们为党为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永远被人民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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