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天安门两旁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
没有人员组织，也无政府命令，民众自发从天南海北赶到这里，默默地聚集在十里长街。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在寒风中肃立的人也越来越多。
终于，下午4点40分，一辆灵车缓缓驶来，沉默着向八宝山开去。
“周恩来总理一路走好！”
围观的人群顿时哭作一团，涕泪连连目送灵车驶向远方。
望着哭声一片的群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他虽然与群众同样悲痛，但作为本次负责主持周总理后事的工作人员，邬吉成还是强打起精神，指挥着灵车前进。
四天以后，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邬吉成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以最完美的安排，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但让邬吉成没想到的是，15日那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下达了一项密令，打破了追悼会原本的时间安排，使得周总理的追悼会时间往后又推迟了几个小时。
“准备一下，把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与台湾厅布置好...”
那么，当时究竟为何要推迟周总理追悼会的举行时间？
此举的目的又是什么？
被推迟的周总理追悼会1975年12月7日，周总理再一次陷入了昏迷状态。
自从周总理入院接受治疗后，这样的危险状态，出现得越来越多了。
1973年1月5日，由于周总理开始出现肉眼血尿，并伴有明显的组织块，随行医生不顾命令，将周总理的这些病情告知了毛主席。
震惊之余，毛主席立即下令，让周总理停掉手上的一切工作，立即入院接受治疗。
近两年的治疗时间里，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整个人渐渐衰弱了下去。
“肿瘤的发展速度极快，现在已经是显微镜下癌细胞遍布视野的程度了。”
几个月前，主治医生给周总理检查身体后，无奈地做出了最后的诊断。
即使大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不少人还是偷偷红了眼眶。
“加强护理，及时用药，不要延长他的办公时间。”
考虑到周总理仍在继续坚持工作，邓小平犹豫良久后下令，将当前的治疗重点放在提高周总理的生命质量上。
可是，面对死神的召唤，周总理本人却表现得异常淡定。每一次从紧急抢救中醒来，他总是面带笑容，看向守在床边的共产党同志们。
只不过这一次，病魔并不准备再次放过周总理。
1975年12月的抢救过后，周总理的病情发展得更快了。
从一开始的卧床休养，变成了被迫卧床，依靠鼻饲、输液来补充生命所需的营养。
甚至，由于多次开刀，周总理腹部的伤口也在不久后出现了溃疡的症状，止不住的脓水与体液，顺着医疗管道不断流出。
此时的周总理，连自主翻身都无法办到了。
不仅如此，连绵不绝的癌痛，也在周总理工作的间隙反复来袭，进一步侵蚀着他的生命。
等到12月末，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发现，单凭药物和针剂，已经无法帮助周总理抑制癌痛。剧痛袭来时，周总理只能依靠自己的意志，挺过一波又一波的折磨。
大家明白，周总理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
邓小平、叶剑英等国家领袖，纷纷在工作间隙去医院看望周总理，同时向他讲述近期国际国内发生的事情，还耐心叮嘱，要他安心养病，不要再考虑其他事情。
面对大家的好意，周总理总是笑吟吟的点头接受，还时不时的给出自己在政局方面的建议。
1976年1月2日，又一次从抢救中苏醒的周总理，向身边的警卫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把邬吉成叫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讲。”
周总理的话，让工作人员有些摸不着头脑。
虽然邬吉成是中央警卫，曾在周总理院外站岗执勤，但却与周总理的交集很少。
听到消息后，邬吉成连忙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和毛主席打了一声招呼后，便奔向周总理所在的305医院。
但让他十分愧疚的是，由于中间耽搁了些时间，所以等他赶到时，周总理又一次陷入了昏迷中。
无奈之下，邬吉成只得守在病房门外，等待周总理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
三个小时后，周总理的夫人传来消息，称周总理醒了，要见邬吉成。
可是，还没等邬吉成跑过走廊，周总理便又陷入了昏迷中。
这一次，周总理昏迷的时间格外长。
邬吉成在病房外踱步了整整一晚，都没有再等到周总理醒来的消息。
“周总理如果醒了，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由于还有工作要处理，天亮以后，邬吉成只得向周总理作别，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竟成了周总理生前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周总理那天想要对他说的话，也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被解开的谜题。
1月8日凌晨，周总理的脉搏逐渐转弱，医生们迅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经过紧张的抢救，在数次吸痰、输入氧气后，周总理的呼吸还是渐渐微弱了下去，脸色也开始变得乌紫。
上午9点57分，伴随着医疗机器激烈的鸣叫示警，周总理的脉搏永远地停了下来。医护人员带着悲痛的心情，用新床单将周总理的全身覆盖了起来。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回中央后，每位领导人都悲痛不已。
经过商讨，领导人们决定，将1月15日定为周总理追悼会的时间，届时党内人士都会到场。
为了维护现场的秩序，邬吉成被选为了整场追悼会的负责人员。
邬吉成作为长期负责重大会议安保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自加入共产党以来，已经陆陆续续担任过毛主席、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安保警卫，积累了丰富的应变经验。
选用他来负责周总理的追悼会，是最适合不过的。
而面对领导们的委派，邬吉成本人也十分尽职尽责，马不停蹄地落实着追悼会的一切细节。
1月14日，正当邬吉成与其他工作人员商议追悼会细节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把江苏厅与台湾厅收拾一下，毛主席身体不好，到了那里需要休息。”
电话那头的人，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他表示，明天毛主席会亲自到来，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
汪东兴的话，让邬吉成有些忙乱。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还以为毛主席身体欠佳，并不会出席。
情急之下，邬吉成只得马上调整安保方案，为追悼会增加了一些环节。
但到了15号，追悼会仪式已经进行过半，毛主席的身影却依旧没有出现。
“会不会是主席身体不好，路上费了些时间？”
权衡之下，邬吉成大胆决定：延迟追悼会时间，以便毛主席能赶来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可左等右等，时间已经来到15号下午，毛主席仍未出现在追悼会上。
无奈之下，邬吉成只得结束了追悼会，完成了周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
虽然邬吉成的安保工作完成地十分出色，但在松了一口气之余，一个新的疑问又出现在了他的心头：
为什么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却没能到场？
追悼会失约——毛主席的身不由己其实，早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第一时间，毛主席就悲从中来，涕泗横流地表达着自己的悲痛。
汪东兴之所以致电邬吉成，也是毛主席本人的授意。
而毛主席的追悼会失约，则是因为身不由己，无法再前往周总理的追悼会现场。
自从1970年后，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不仅咳嗽反反复复，睡眠质量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特别是在陈毅同志逝世后，当时已经缠绵病榻良久的毛主席，还是选择硬撑身体，前往八宝山送了老战友最后一程。
即使工作人员全程护送，但因为天气寒冷，追悼会举行完毕后，情绪悲痛的毛主席的病情还是不幸恶化，一病不起。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主席突发休克，经紧张的抢救才勉强清醒了过来。
据他的主治医生交代，这一次的休克原因，是由肺心病引发的严重缺氧。
虽然抢救及时，但因为主席年事已高，脏腑器官还是不可避免的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
几天后，带着重病的身体，毛主席还强撑起来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全程被工作人员搀扶着完成了外交洽谈。
自此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急速向下衰退...
1973年，由于长时间透支工作，毛主席又被诊断出眼疾，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
不能视物，几近失明，再加上时常复发的肺心病，让毛主席的身体更加孱弱，精神状态也每况愈下。
等到8月份的中共十大召开时，勉力参会的毛主席，已经到了需要工作人员时刻搀扶才能行走的程度。
中共十大结束后，本欲离场的毛主席猛然发现，自己竟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主席想目送大家退场。”
察觉到毛主席的吃力，一旁的周总理连忙发言，用幽默化解了尴尬。
为了不让别有用心的人看出自己的病态，自此以后，毛主席便极少出席重大会议了。
“我讲话不行了，不太清楚。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
1974年6月中旬，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中共中央为其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负责随时提供救治工作。
但是，即便医护人员尽力照顾，毛主席的身体，也并未有过好转的迹象。
1975年春季刚刚开始时，毛主席的病情就已经发展到了不能下床的程度，不仅生活规律被完全打乱，手也抖得非常厉害，几乎听不见别人说话。
为了能够继续工作，毛主席只得让人守在一边，自己则勉强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或者用笔来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交流十分困难。
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中共中央决定，尽量避免再给毛主席带来情绪上的波动，让他安心养病。
但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还不到一年，周总理便又撒手人寰，告别了这个世界。
1月8日，由于担心毛主席的情绪受到影响，负责照顾周总理的医护人员，不忍将这一噩耗直接讲给毛主席，只是写了张纸条，放在了毛主席的病房门口。
等到下午三点左右，中共中央将周总理的讣告起草完毕后，察觉到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毛主席身旁的工作人员才含泪念出了讣告的内容。
如同大家所料想的那般，毛主席在听到周总理逝世消息后，顿时悲痛得不能自已。
周总理的病情，毛主席其实是心中有数的。但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老友逝世的消息传来，他还是难忍悲痛，泣不成声。
当天晚上，毛主席的病情便再度恶化，无法再下床活动。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外痛心。大家都知道，一路走来，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情谊之深。
也正是因此，邬吉成在一开始筹备周总理追悼会的参加者名单时，并没有将毛主席罗列在内。
而毛主席身旁的工作人员，更是默契地避开了这一话题，转而更加细致地照顾着毛主席的生活起居。
大家都希望，毛主席能走出悲痛，养好自己的身体。
但追悼会的前一天，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还是放心不下，便给邬吉成打了一个电话，让对方收拾出给毛主席歇脚的地方。
汪东兴明白，毛主席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尽全力送老友最后一程。
但就在周总理追悼会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因呼吸困难被送入急救室，再度病危。
好不容易清醒过来时，毛主席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不得不卧床休养。
虽然于心不忍，但为了不给毛主席留下遗憾，汪东兴还是让秘书传话，询问主席是否有意向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我已经走不动了。”
1月15日，一直沉默坐在床边的毛主席，给出了答案。
等秘书领命离开后，毛主席拍了拍自己的腿，眼睛里涌动着复杂的情绪。
周总理逝世之后，毛主席的情绪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1976年后，毛主席常常拨弄手指，吟诵一些古人诗句。
像是庚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尤其受到毛主席的喜爱。
“毛主席读古词的兴趣变化，让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毛主席读古词，一直喜欢那些“偏向豪放”的词作，他本人的作品也大开大合。但在晚年时期，毛主席却一反常态，对这类苍凉凄婉的辞赋更为钟情。
这样的前后变化，除去政局环境的影响之外，更与毛主席的心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可以说，周总理的辞世，大大加重了毛主席性格中伤春悲秋的成分。
两人的感情，实在是太深太深了...
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战友情1932年的漳州战役，是毛主席与周总理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战役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感情实现了升华，二人开始认可彼此，并决意共同合作。
在此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毛主席在党内并不受重视，他所提出来的战斗观点，也屡次被当时的领导者拒绝，这让毛主席感到十分挫败。
为了能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胜仗，经过漫长的博弈，毛主席终于争取来作战的主动权，请求攻取漳州。
好不容易能够一展才华，毛主席对漳州战役自然非常重视。虽然党内支持者寥寥，但毛主席仍决定，奋力一战。
就在这时，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总理站了出来，不仅力排众议，鼎力支持毛主席的作战决定，还积极配合留驻长汀，保障毛主席率军攻打漳州的前线需要。
有了周总理的支持，漳州一战以胜利告终。作为毛主席亲率红军打赢的第四场战事，漳州战役的政治影响巨大。
而从这以后，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关系也正式“破冰”，二人逐渐有了知遇知己的感觉。
紧接着，在其后的遵义会议上，周总理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大部分党内人士都不看好毛主席的情况下，凭借着对毛主席能力的认可，周总理力排众议，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
正因为这场临时通知的扩大会议，中央领导才最终改组，为毛主席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能让毛主席挽救红军、挽救党于危难，周总理更是不惜以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以换来毛主席的领导权。
可以说，正是由于周总理的极力推荐，毛主席才得以甩开束缚，全力实现自己的才华与抱负。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周总理这对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搭档，共同扶持相互配合，才让新中国渐渐在国际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在听闻周总理积劳成疾、身体出现问题后，毛主席更是十分关切地发来慰问，让周总理停下手头工作，先把自己的身体调调养好。
据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在周总理病重之后，毛主席还曾数次派张耀祠替自己前往医院探望。
张回来后，毛主席还不忘向他询问周总理的病情，并要求张耀祠勤快探望，回来向自己汇报消息。
这样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动容。
结语根据周总理的遗愿，工作人员为其穿好衣物后，轻轻在胸前佩上了印有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像章。
几个月以后，在党内人士的陪伴下，毛主席也缓缓合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为党为民鞠躬尽瘁的人生。
既不负人民相托，也无悔此生之交。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深情厚谊，必将如同他们为党为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永远被人民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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