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幸福的一家三口
电影《美丽人生》讲述了一个美丽的故事——二战期间，意大利犹太青年圭多去大城市投奔叔叔，在路上认识了温柔美丽的姑娘戴拉。二人一见倾心，两情相悦，戴拉为了圭多放弃了自己的未婚夫而选择和圭多结婚并诞下儿子约书亚。在约书亚五岁生日的时候，圭多、叔叔和约书亚被纳粹抓进了集中营，戴拉出于对丈夫儿子的爱也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生性乐观的圭多为了保护儿子的心灵，给儿子编造了一个美丽的故事，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只有坚持到最后的勇者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奖励。儿子深信不疑，但圭多自己却在纳粹倒台前夜被枪杀。最后，儿子和戴拉平安走出集中营，而且，最重要的是，儿子虽然经历了惨烈的集中营生活，心灵上却没有蒙尘——从这个角度来说，《美丽人生》也可以被称为“美丽心灵”。
虽
假装能自己动的、藏了儿子的柜子
然这部催人泪下的电影在1999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七项大奖——其中，导演本人出演的圭多居然拿了最佳男主角——但电影在整体叙事上似乎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如果说这部电影讲的是圭多如何在集中营里保护儿子的话，那么前面圭多和他妻子戴拉之间的爱情戏似乎过多也过于详细了，而且在儿子约书亚五岁生日时圭多一家和叔叔突然就去了集中营让整部电影出现了悬崖般的叙事断裂——之前的幸福故事讲得好好的，突然一切就都变了，变得十分诡异且让观众猝不及防。按理说，这样一部方方面面堪称经典的电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那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里显然应当蕴含深意。所以，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断裂叙事的目的何在？其隐含了怎样的深切含义？
当然，浮在最上层的含义是这种突然的断裂感可能是导演有意让观众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断崖般的瞬息万变。所以，这表面上看起来的叙事漏洞反倒真实地再现并传达了当时欧洲犹太人的感觉。这种解释虽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其显然不能囊括这断崖式叙事的全部含义。
要解释其全部含义，我们就要回到电影本身，从现象到本质地剥茧抽丝去探寻其与电影其他情节之间的深层关系——就像解谜一样，我们需要搜集到足够的线索，然后把所有的线索进行汇总和逻辑推理，之后就可以穿透电影表面这层硬壳而进入到其意义的核心。
首先，我们要看到，在整部电影中，只有圭多是用一种默片般的夸张方式进行表演的：圭多讲话语气激昂，动作幅度大，行事既大胆又夸张。诚然，作为本电影的幽默担当，圭多是有义务在电影中进行这般夸张的表演的。但除了这个原因，圭多的夸张表演还把日常生活变得极富艺术性，像是电影或者舞台剧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就成了圭多自导自演的电影——就像导演罗伯托·贝尼尼那样。在电影中，贝尼尼不止一次地把日常的、普通的事物说成是非凡的——比如他假扮督学去学校视察那次，当谈到意大利人为什么要比其他人种优秀时，他对学生们说：“看，我们有柔软而又坚挺的耳朵，我们肚子上有肚脐，咬也咬不断的脐带可以把我们同母亲连接在一起……”等等。可谁没有柔软而坚挺的耳朵和把自己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呢？为什么小孩子们听到了这些瞎说八道的话会相信自己比别人更好呢？
圭多和妻子
原因在于艺术表现的形式。想想圭多是怎样给孩子们讲这些内容的？他是站在教室中央的桌子上，脱掉衣服裤子，只穿着背心短裤、蹦蹦跳跳地给孩子们讲的。而与之类似的是，在约书亚五岁生日那天，他为了不洗澡而躲进了柜子里，而圭多看见这个柜子之后，居然让约书亚站在柜子里、顶着柜子走，好给戴拉上演一场魔幻秀。那一段约书亚走得非常好，最开始看作为观众的我也被骗到了，有那么几秒钟甚至对柜子为什么自己动了产生疑问。而这一切都与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从而我们可以认为圭多其实是通过艺术形式在给孩子们和戴拉展现最为平常的事情、但却能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的力量。
集中营中圭多和儿子给妻子传话
可当纳粹势力渐渐显露端倪的时候，圭多生活的意大利中部地区也掀起了反犹浪潮，圭多的儿子约书亚在一家饼店门口看到“犹太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告示。他很好奇地问圭多，为什么犹太人与狗不能入内，圭多说：“嗯，这只不过是个人喜好问题。前面有一家商店的店主还写着西班牙人与马不能入内，还有一家店，有一次一个中国人要拖着一只袋鼠进去，店主也不许进。这只不过是店主的个人喜好。”在这里，“犹太人与狗不准入内”其实已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了，但为了让儿子安心，圭多把这句极具侮辱性的话说得非常平淡，好像把恐怖的事情变得日常一样。尤其是中国人拖着袋鼠要进人家商店的例子——这已经不能说是日常、而更像是儿童幽默读物里的充满诗意的故事。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变得不堪忍受时，圭多同样通过艺术虚构让不堪的现实变成日常。 而且，从那时起，圭多的多才多艺就发挥在了让不堪的现实变成日常方面。
位了安慰儿子，圭多按照自己意思翻译德国军官的话，说赢得游戏就能赢辆坦克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影片的断裂感——从逻辑上来说，也许贝尼尼想表达的大概是艺术的两种作用：让日常生活变得不平常以及让非常状态下的异常生活变得平常。故而，为了清楚区分这二者，或者说，为了在前者为背景的基础上凸显后者，贝尼尼让电影断裂开来，让观众清楚地看到日常生活与不堪生活之间的界限——这既是生活的界限，也是艺术的界限。
但是，贝尼尼高明的地方并不仅在于通过电影的叙事方法含蓄地表达了艺术的两种作用，他更通过圭多在集中营里的悲惨结局凸显了艺术的作用。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圭多为了保护儿子，继续用艺术化的手段去虚拟生活。他告诉儿子，这只不过是场游戏，只有最先拿到1000分的人才可以回家，而且最终的大奖是一台真正的坦克。这个诱惑对于痴迷坦克的儿子来说是无法拒绝的，虽然他整日饥肠辘辘、东躲西藏，但基本上也没有放弃对真正坦克的向往。于是，生活又成了圭多的自导自演，因为他的儿子对他编造的美好世界深信不疑。
最后小男孩坐上了真正的坦克活着走出集中营
可最后，生活的艺术导演无论对自己给儿子编造的世界有多少信心，他还是没能逃过自己悲惨的结局——最终，他在找妻子戴拉的途中被纳粹发现，并在集中营解放前夜被枪杀。可他的儿子在不知道父亲已死的情况下，等来了胜利的曙光，而且，不知是圭多在天有灵还是阴错阳差，儿子竟然坐上了一辆真正的坦克。这是多么悲哀的心想事成？然而圭多的艺术终于还是战胜现实的不堪，虽然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可是，我们要知道，大屠杀之后有多少人患上各种心理问题而终生未愈甚至影响了他们在大屠杀时根本就没有出生的孩子们？而圭多的胜利在于，他不仅让儿子活了下来，还让儿子在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人类历史之灾之后心智健全、对未来充满希望地活了下来。
小男孩认为自己赢得了游戏
这就是艺术的作用，是圭多的胜利，也是导演罗伯托·贝尼尼的胜利——虽然，令人遗憾的是，最后陪约书亚坐在坦克里的不是父亲圭多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美国大兵。这部电影在当年公映时备受非议，因为人们认为导演不应该把人类历史上如此重大惨烈的灾难用如此愉快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认为，在大屠杀之后对纳粹的追责和对自身的反省之后，对活下来的人如何走完他们的人生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贝尼尼在电影中为观者展现了一条也许可行的路，毕竟，有时虚构的力量对人类心灵的影响也非同一般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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