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0年代后期的农村，未及半岁，父亲英年早逝，母亲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求生按说，贫寒之家的孩子应该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是例外，既不勤快也不节俭究其原因，一是父亲早逝，母亲操劳于生计，我是无人管教的孩子；二是家境虽然贫寒，但好在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生活在一起，算是个大家庭，还不需要我从小挑起家庭的重担；三是由于缺乏家庭的管教，加之从小痴迷于看小说，我的价值观大多来自于书本，特别是古今中外英雄义士侠客情怀之类对我影响甚大于是，我就像一棵野草，在荒芜中野蛮的生长与同龄的小伙伴们相比，我一是不爱干也不会干农活，二是对他们热衷的钓鱼摸虾掏鸟窝之类的“活计”不擅长也不热衷我的兴趣主要有两点：一是读书，二是“玩水”（游泳），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一个高考父亲的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一个高考父亲的讲述
我出生在1960年代后期的农村，未及半岁，父亲英年早逝，母亲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求生。按说，贫寒之家的孩子应该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是例外，既不勤快也不节俭！究其原因，一是父亲早逝，母亲操劳于生计，我是无人管教的孩子；二是家境虽然贫寒，但好在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生活在一起，算是个大家庭，还不需要我从小挑起家庭的重担；三是由于缺乏家庭的管教，加之从小痴迷于看小说，我的价值观大多来自于书本，特别是古今中外英雄义士侠客情怀之类对我影响甚大。于是，我就像一棵野草，在荒芜中野蛮的生长。与同龄的小伙伴们相比，我一是不爱干也不会干农活，二是对他们热衷的钓鱼摸虾掏鸟窝之类的“活计”不擅长也不热衷。我的兴趣主要有两点：一是读书，二是“玩水”（游泳）。
父亲未能对我耳提面命给予教诲，却留下了很多的书。我上学很早，一旦识字了，就喜欢抓着书就看，父亲留下的书大多是故事书，从古代的到现代的小说都有。我记得看的第一本书就是父亲留下来的，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字是《春秋故事》，那应该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上山放牛的时候拿着那本书看完了。那时候还小，认字不多，但连蒙带猜的也能搞清楚故事的大概。那本书里的故事大都不记得了，隐约记得的大致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郑庄公与继母“黄泉相见”，公子重耳、公子“小白”等故事。
父亲生前本是国家干部，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读书人，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辞职回乡，却自学成才变成了一名鼓书艺人，我们老家叫作“说书的”。父亲说书的名气很大，方圆几百里无人不知。父亲说过的书很多，从《封神榜》到春秋战国，从楚汉争雄到《三国演义》，从《隋唐演义》《西游记》到《杨家将》、《水浒传》、《岳飞传》到《朱元璋》，一直到《林海雪原》《潘冬子》……这么些书我差不多在小学到初中阶段都读完了。
我从小学到初中，是一个爱逃学、爱看小说，劳动课总偷懒的学生，但学习成绩却总是数一数二。1977年，文革后全国恢复首届高考的时候，我刚上初中，我的初中是在家乡的三港中学上的，设有初中、高中各两个年级。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文革前大学本科毕业的，有工农兵学员，有师范速成班的，也有临时抽调的代课老师。其中就有我的亲舅舅，是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录取的大学生。
1978年，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热潮中，学校首次评选学习标兵。我被评为初中部的“学习标兵”，全校仅有初中高中各一名。全校师生分成两拨，分别送两位学习标兵回家，学习标兵胸带大红花，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全体师生随后护送，敲锣打鼓，热闹非凡。我当时年仅12岁，个头最矮，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接受大队护送和道路两旁观众的“瞻仰”，一路上观者云集，几乎都在发出“这么细的伢儿，这多人送啊！?”惊叹。
1979年的时候，我们那所中学的高中被取消，我们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要参加中考。中考后的去向有五：一是黄冈高中，那是地区重点中学；二是县一中，是县重点高中；三是骆驼坳中学，那是全县仅次于一中的镇中学；四是另一所乡中学，读初三；第五，就是什么也没考上，回乡务农。
我作为初中的学习标兵，老师给我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考上黄冈高中，二是考上罗田一中，结果是一个没考上，考上的是骆驼坳中学。没考好的原因，首先当然是我的确不努力，我的舅舅对我是恨铁不成钢。记得初二开始住校，舅舅让我住到他的宿舍，住了几天，我嫌不自由，就以不打扰他为借口，蹭到学生宿舍去了。到了学生宿舍，也不安分，经常晚上溜到外面同学家。
同学当中，有两兄弟，一个叫世民、一个叫世国，他们家就住在学校后面叫九龙湾的村子里。一天晚自习之后，他们两兄弟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家，去了之后，三个人躺一张床上，他们兄弟一定要让我讲故事，我无法推脱，只能从命。我们老家把讲故事叫“谈传”，所谓“谈传”是空谈，是区别于“说书”的另一种形式（没有鼓板）。记得我谈的是我最喜欢的大唐故事，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从开国到征讨四方的系列故事。
乡下的房子不隔音，我们讲的都被隔壁房间听的一清二楚，世民世国兄弟的大哥大嫂就在隔壁房间，有时候我们讲的太晚了，他大哥就提醒我们该睡觉了。在他们家不知道睡了几个晚上，直到有一天下晚自习后，刚到他们家，赫然发现，堂屋里坐满了人，差不多是全村的所有老人！世民世国兄弟的父母热情招呼我说，他们都是来听你谈传的，你的茶都给你泡好了。我大吃一惊，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很快的，九龙湾村民听三港中学的学生说书的消息四下流传，自然地就传到了学校。为此，我舅舅决定抓我的现行，而我们却都还蒙在鼓里，结果就是被“当场抓获”。我被舅舅带回学校，舅舅对我“约法三章”：一是上课不许看小说；二是必须按时完成学习任务；三是晚上不许去学生宿舍，当然更不许跑出校门。尽管如此，以当时的学习条件和我的学习自觉性，要想考上重点中学还是不大可能。
这里说的学习条件，首先就是师资条件，老师当中，除了舅舅是大学毕业，还有一个英语陈老师很不错，其他老师大多为工农兵学员，所以，我的课程中，除了舅舅教的数学和陈老师教的英语还算不错，语文凭自己的基本功勉强应付外，其他课程都是云遮雾罩、稀里糊涂。这样的学习成绩也是不大可能考得上黄高、一中的，能考上镇中学也算是正常结果，而且考上的就我与另外两位徐姓同学，我名列第一。
1979年9月1日，我背上行李去骆驼坳中学高中报到。新的学期，随着我升入高中，我初中的两位最好的老师都调走了。我的舅舅被调往县一中，我的英语老师被调往骆驼坳中学。巧合的是，报到第一天我居然和英语陈老师同行，就是我走到三港中学门口的时候碰巧遇到了陈老师。或许是陈老师专门在等我，我们坐了同一辆拖拉机，“同车抵达”骆驼坳中学。我被分在高一（1）班，班主任就是陈老师！
陈老师可谓我的恩师，初一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刚走到校外不远处的供销社，他从后面追上了我，对我说“海军，走，买书去！”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他听说供销社里来了新书，有《安徒生童话选》和《格林童话选》，他进去买了后往我手里一塞，说“你先看，看完还我就行”。两本新书到我手里，变成了旧书才还给他。那两本书并不厚，比起《三国演义》这样的大部头，是标准的小儿科。关键是我还偏偏喜欢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对小儿科的童话故事兴趣不大，所以反而看的很慢。我小时候看的书小部分是家传的，其他多是找别人借的，借的书往往有时间限制，所以我养成了看书速度快的特点，有时候拿到一本长篇，废寝忘食地捧读，一天就能看完一本。而这两本童话我却磨磨蹭蹭的看了几个月才看完。
高一上半年，陈老师一开始就是班主任，他让我当了学习委员，从小学开始到高中一年级，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在那七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学习成绩凭着小聪明还维持着班上的前列外，其他方面则是乏善可陈。之前的学校本来最看重劳动，而我论劳动态度和劳动能力总是不折不扣的“班上最差”，年纪最小、个头最矮、手脚最笨、身子最懒，可偏偏最受老师呵护宠爱。论组织纪律，我也是自由散漫，堪称班级之最，迟到旷课是家常便饭，课堂上看闲书，上学途中，每逢夏天沿途偏僻处的池塘都是我的游泳池。由于我天生胆大加上与生俱来对于水的亲近渴望，我是小伙伴中最先学会游泳的，小小年纪就充当了水上保护神的角色，在我的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年龄比我大的追随者。
高中一年级，陈老师带了半学期，就因病请假了。代替陈老师的是石桂生老师，他出任高一（1）班班主任和英语教师。石老师是蕲春人，翻译官出身，英式发音纯正优雅。他的行为做派也非常“英式”，梳着大背头，喜欢穿毛背心、白衬衣，皮鞋铮亮，典型的绅士风范。石老师还有一大爱好，就是晨练跑步。冬天，我们班每天早上在石老师带领下，从学校操场整队出发跑出校园，在公路上往返大约跑上一公里。石老师自己则继续往前，每天要跑五千米以上。石老师教了我们小半年，学期结束，新年过后他就高升了，被调往黄冈师专，做了大学老师。
石老师平易风趣，时年三十来岁风华正茂。后来到我上了大学，去黄冈师专找同学串门，顺便看望了石老师。记得他见了我有些惊讶，说我长高长大了。回想高中一年级，十三四岁的我少不更事，在石老师麾下当个学习委员，算是非常任性的，而石老师温和宽厚，虽然也批评过我，总的来说还是很宽容的。1983年7月，在黄州见了石老师一面，一别至今三十多年了。
高一下学期，要开始分文理科，我被分到了文科班。按说以我的成绩看，数理化成绩还可以，我尤其喜欢物理。物理课韩昌立老师是武汉人，也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身材瘦高，语言幽默，讲课深入浅出，我上物理课十分专注，我对自然科学的着迷主要源自高中物理。我的数学老师则是瞿顶怡老师，当时已是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不久后即升为校长。我对于数学似乎没有对物理那样的专注，上课经常看小说，瞿老师明明知道我在看课外书，也没有当众批评我，数学成绩也只能是差强人意。
记得那年寒假期间，我走亲戚途中遇到回老家的瞿老师，他让我坐到他的自行车后面，边走边聊，问我愿学文科还是理科，我说我想学理科。他问“你不是喜欢看小说吗？为什么不学文科？”我说“我不喜欢死记硬背”，他说“学文科不一定就是死记硬背啊，你还是学文科吧。”他大概觉得我数学成绩一般，上课又不专注，老看小说，更适合学文科，我对此未置可否。所以新学期我就被分到了文科班。
文科班班主任是张介云老师，也是很优秀的语文老师。学期初选班干部，我由于之前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所以同学投票，我也被选进了班委会，张老师问我们的意向，我没好意思说我想做学习委员，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结果是，张老师让我做了劳动委员，我顿时觉得是“奇耻大辱”，以前都是学习不好的同学才当劳动委员，是所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才干的，所以我很有情绪，但又羞于表露。张老师对我不熟悉，他让我安排班级劳动卫生,要我做一个卫生值日表出来。我为了省事，就在张老师贴在讲台上的班级名单上划了几个圈，还在旁边标上“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跟大家说，今后就照这个顺序值日。
张老师来班上，一看讲台名单被如此涂鸦，不禁勃然大怒，问是谁干的，我说“是我，你不是让我安排值日吗？”张老师说“这个是座次表，是给老师上课点名用的，你画的乱七八糟的，老师怎么看？”我说“我不会劳动，你撤了我的劳动委员吧！”张老师没有同意，他说“你损坏了我的座次表，就不罚你了，我要重新写名单，你也要重新写一个值日表！”
老师的批评让我丢了脸，劳动委员的职务让我觉得丢人，上文科班又非自己所愿，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我收拾书本逃到了理科班，少年任性，无以复加！
我逃往理科班时，还是留了个心眼，专门选了个较差的班。也不跟老师请示了，直接闯进教室，找了个空座位坐下。新的班级的班主任是徐爱群老师，他在教室见到我先是很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不想学文科，想学理科。他虽然意外，但也没有赶我走，碰巧，英语陈老师又回来上课了，他听徐爱群老师说了我的情况，上课见到我笑着说“挺好，你就到这个班吧。”此后，文科班的张介云老师还找过我，他跟我说，瞿校长让你还是回文科班，我说我就上理科班。
在这个较差的理科班，我当然轻轻松松的就是“学霸”了，所以就更加无所顾忌，上课看小说，自习课经常溜出校门，作业经常不交，学习态度那叫一个糟糕！但有班主任徐老师和英语陈老师的偏爱和庇护，这半年过的可算是无忧无虑。
高一结束了，我的成绩在年级只能是中等。假期中间，我舅舅专门来校与老同事们见面（他之前曾在该校任教），与校长老师们沟通后，决定让我在高一留一级，一是我年龄还小，二是学习自觉性差，瞿校长同意了舅舅的决定。
新学期开学，我这个老生又坐到了高一的教室。但在这个班我还是最小的，该班学生大多是外地转学加本校复读的学生，按说复读生应该在高二，但这些复读生却从高一开始复读。班主任是一位年届六旬的老教师，教的是语文，姓名已经记不太清了，我算是“老油条”一个，高一课程已经学过，所以无所用心，浑浑噩噩。
任课老师中，印象较深的是教英语的吴世华老师，据他自己说，他上过三次大学，一次学音乐，一次学美术，一次学英语，他教的英语课我倒没有什么进步，但他是唯一一个上课讲普通话的老师，所以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中文（普通话）比英语多。
教数学的老师先是王珏老师，那是我们县的“数学大王”，没有他解不了的题，但我不爱做题，数学也没有多大长进。后来换了一个老师也姓王，却是个典型的“土八路”，外表邋遢，语言粗鲁，但对待学生实际上却极为亲切。可惜，我不怎么买他的帐，上课时经常看自己的小说，更有甚者，有时候坐在后排，还和同桌偷偷在板凳上下象棋！
有一次上课，我在看小说，眼睛老盯着桌子下面，被王老师看出了破绽，他突然停止了讲课，直接向我走来。我临危不惧，用腿碰了碰旁边的同学，同桌会意，从桌子下面把我看的小说抽走了。“罪证”转移了，我就很笃定的仍然低着头看自己的双手，王老师走到我跟前，我也没有抬头看他，他很生气，把我狠狠的批了一通，勒令我写检查。我平生第一次写检讨，没有讲空话套话，讲了一些真心悔过的话，语句还算通顺，王老师把我的检讨当做作文范本似的当着全班念了一遍，表扬我检讨的深刻，还勉励了我一番，说是只要你把心思用到学习上，是可以成为“尖子”的。可惜，我也没有听进去，仍然我行我素，当然也就没有成为“尖子”。
晚自习的时候，我经常偷偷溜出去，到学校外面的供销社看电视。那时候的电视很稀奇，除了公家以外，在乡镇农村，私人家几乎没有。每到晚上，镇供销社在一间大会议室里面放电视，观者如云，跟放电影差不多。记得那是在1980年前后，在电视里面看过卡特总体访华，看过电视直播审判“四人帮”，看过足球世界杯预选赛，看过中国男排在亚洲杯夺冠，好像就是那一次，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喊出了“振兴中华”！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
有天晚上，我与其他班许多同学正看得入迷，突然听见一声大吼：“骆驼坳中学的学生给我出来！”那是体育老师冯建军老师的声音，学校最威猛的老师，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冯老师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同学们呼啦一声作鸟兽散，我是天生的心理素质好，心怀侥幸的想“大家都跑了，我一个人反而安全了”，自以为躲在人丛中，老师看不见。就不为所动，继续看电视。哪曾想，我们坐在电视荧光屏前面的人脸被电视照亮的一清二楚，老师在电视后面当然看的见，冯老师对着我喊“还有学生没出来”，我以为老师虚张声势，只当没听见。冯老师一怒之下，分开人丛冲到我跟前，照我头顶就是两个“爆栗子”，我才起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在全校早操时分，冯老师点了我的名“高一（3）班某某某，他可以当特务，我喊到他的脸上他都不答应…”大概是说我的心里素质好，遇事不慌的意思。结果全场哄笑，幸亏天未大亮，同学们看不见我的窘态。但冯老师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他是校团委书记，我刚刚入团，于是他决定给我一个团组织的警告处分。记得冯老师单独找了我谈话，问我为何如此不用功，是家里条件很好吗？当得知我家在农村，家境贫寒，他十分不解，他说，据他了解，我是高一年级出了名的贪玩分子，我的解释是现在是高一，到高二再用功不迟。他语重心长的说“你就算是天才，也不能这样荒废时间，高考录取率这么低，你对自己这么有把握？为了让你变得用心学习，这次给你一个警告处分，看你今后表现，可以视情况给予撤销，否则就要记入档案！”
升入高二，就是毕业班了。高二年级共三个班，一百来号人，一个文科班，两个理科班，我们班是理科所谓的应届班，语文徐鸿飞老师是班主任。物理王光明老师、化学胡维新老师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所以我的物理化学学的还不错，尤其是物理一直是我所偏爱的科目，别人觉得很难的东西，我却兴趣盎然。政治课老师李小七，是个奇才，他在家中排行第七，大名就是“小七”。据他自己说，他只有小学时好好学习过，初中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是红卫兵闯将，能歌善舞，尤其以口才好著称。文革结束，他以代课老师身份教政治，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到高考毕业班的政治课一路带过来，最后就成了高中毕业班政治课教学的“钉子户”！他带的政治课连年高考创全县、全地区甚至全省最高纪录，而我的政治课在高考之前却从来没有及格过！
到了高二年级，面临高考，所有人都显出了拼命的架势，可是不知为何，我却依然优哉游哉。上课时依然看小说，下了课就冲向乒乓球台，晚自习的时候各科作业经常完不成，早自习则经常是在睡懒觉。因为，从高二开始我成了走读生，住到了姐夫的家里，姐姐姐夫当时在别的学校任教，姐夫的老家在学校后面的村子里，距离学校大约两里路。我每天吃住在他家，晚上到校上自习，早自习则可以不上。经常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吃了早饭去上学。
由于我在班上的慵懒拖沓表现太过扎眼，班主任徐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找我谈了几次话，眼见高考在即，我的学习状态仍然没有起色，他决定给我敲一记重锤！一天下午班会，徐老师念了一首长诗，诗名曰《我班海军公》，我当时听了只觉耳中“轰”的一声，诗词的内容已经记不太清了，反正是历数我的种种“劣迹”。教室内很安静，同学们大概和我一样被震住了，没有起哄，没有讥笑，我却宛若五雷轰顶。徐鸿飞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甚矣！他历数了我的种种“光辉劣迹”，却没有一句呵斥怒骂，我却觉得比打我的脸还难受。不能不说，老师的“爱之深、恨之切”给我的震动是空前的！
时间飞快，高考之前一个月左右，各校按惯例要进行预考，就是高考筛选。因为高考录取率超低，那时每年全国高中毕业生有数百万，最后能录取到大中专院校的不过30万，为了提高录取率，就只有降低参加高考的考生基数，所以各学校高考前要进行筛选，这就是所谓“预考”。1982年，骆驼坳中学高中毕业生100多人，预考后给的高考名额是文科20人，理科40人，我的成绩是理科第40名！
接到预考过关的通知，我兴冲冲的到学校报到。一进校门，迎面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英语吴老师，他见到我，面色严峻，但由于一直以来他对我还比较喜欢，就对我说“你这次预考很差，勉强选上了，一定要努力才有希望！”我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不免情绪低落。到了班上，班主任徐老师对我说“这一个月，你好好搞，或许能考上个中专。如果不好好搞，一点希望也没有。”可能我太让他失望了吧，他对我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物理王光明老师也找我谈话，可能我的物理考的还不错，在公认最难的科目上我为他争了气，他对我还是鼓励有加。
最重量级的老师登场了！瞿鼎怡老师这时候已经是学校一把手，他也已经有两年多没有给我上过课了，那天晚上他专门把我喊出教室，非常郑重的和我谈话。记得谈话地点是在校内一口小水塘边，周围漆黑一片。他首先说，虽然有两年多没有给我上课，但他一直关注着我，也和其他老师多次沟通，这次我的预考虽然成绩一般，但他对我有信心！他说“你的身上有很大的潜力，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能创造奇迹。黄高的学生中，有过这样的先例，就是通过预考后一个月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我相信你也能够做到！”校长的谈话宛如黑暗中点亮了一把火炬，我的内心“腾”的一声被点燃，我没有吭声，只在心里说“谢谢校长，我晓得怎么做了！”回到教室，我觉得自己已经换了一个人。
那一个月，我的确脱胎换骨了。我首先要制定一个计划，七门功课，千疮百孔，时间紧迫，不可能按部就班，我只能先弥补漏洞。我先设法找全了高中两年全部教材，高一的教材由于是两年前的旧教材，加上我的许多怀习惯，有的教材已经损坏，有的根本找不着了，我只能找高一同学先借用。至于复习资料，我从来没钱买，理科习题集之类既然没有，也就不再操那个心了。数理化三科只是把高中教材从前到后温习一遍，物理化学基础尚可，数学短板要靠做题弥补，但是时间有限，已经无法海量的做题训练了。英语60分，只能把单词尽量复习了一遍，生物科目只占40分，也只能完整地温习一遍教材。
政治课曾经是我最大的短板，但我知道，这是最容易在短期内见起色的一科，于是每天早上拿着政治复习资料拼命诵读。李小七老师为我们准备的政治复习资料全部油印，拿在手上也就几十页而已，我不喜欢死记硬背，反复诵读之下，到后来几乎达到了不假思索、出口成章的境界。语文则几乎没有占用我的时间，我只能凭着从小广泛的阅读打下的基础应付高考。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1982年7月5日上午，骆驼坳中学60名考生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奔赴罗田县城参加高考。校园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全体师生为考生壮行。大卡车开到了罗田县招待所，老师同学都入住招待所，我下车后一个人独自前往县一中，住到了舅舅的宿舍。舅舅没有监考任务，他请假回乡下家里干农活，走之前，他把房门钥匙给了我，三天的食堂餐票为我准备好了，还给我准备了一罐白糖，嘱咐我吃饱睡好。
6、7、8号三天考试，我自认为还是比较从容的。虽然高中三年，真正用功只有三十天，可我觉得似乎比之前所有考试都要轻松，没有特别纠结无奈的时候，会做的都做了，不会的该蒙也蒙了，至于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7月8号下午考试结束，同学们大多回家了，我等舅舅返校，他问了一下我各科情况，我感觉还行，尤其乐观的是政治课，几乎全部都在李小七老师的掌控之中！舅舅帮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居然说能过一类线，就是能上重点大学，我虽然感到不可思议，但隐约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7月9号，我先回到骆驼坳，到姐夫家收拾一下东西，顺便把借别人的书和笔还了，说来惭愧，参加高考，借了几本教材，连钢笔都是借的。所谓“无债一身轻”，该还的都还了，别的也不想了，该放松了，我跳进路边水塘里痛快的游了半天的泳。
下午回到家，母亲也没怎么问我考试的事情。事后才知道，母亲知道我读书不专心，对我这次高考不抱多大期望，好在我年龄还小，还可以复读。我差不多从小就被认为是要吃读书这碗饭，除了读书和游泳，其他的几乎一无所长。跟小伙伴一起去打柴，身上藏着本书，经常是空着箩筐回家。放牛的时候，要么在看书，要么在游泳，经常到吃饭的时候要满山遍野的找牛。至于干田地里的农活，则总是被讥笑的对象。所以从小就有人对母亲说，“你家小儿子不像农村伢儿，像城市伢儿”，虽然语含讥讽，但母亲生性要强，总要反唇相讥“我儿是吃读书的饭，只怕人家的伢想吃这碗饭还吃不了”！
母亲天性刚强，她老人家幼年丧母，早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拉扯大了两个弟弟，大舅后来参军入伍，小舅后来上了大学，母亲却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堂。嫁给了父亲以后，又挑起了婆家的重担，祖父年轻时落下风湿，腿脚不便，祖母小脚伶仃，父亲是国家干部，长年在外，叔叔年幼，里里外外都是母亲操持。命运多舛，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三十岁守寡，上有公婆年老，下有儿女年幼，虽是新社会可以改嫁，然而母亲只怕儿女受委屈，毅然决然坚持一个人抚养我们姐弟三人。
我少不更事，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母亲也从没有要求我为家庭分忧。大姐1975年念到高中毕业，回乡当了民办教师，哥哥从小懂事，七岁就辍学回家，放牛打柴干农活，完全出于自觉自愿。记得最初哥哥不上学，母亲还拿棍子扒了哥哥的裤子按在门槛山打屁股，打一下问一声，“你上不上学？”哥哥仍然回答“不上”，母亲这才无可奈何。
母亲太强大，勤劳智慧操持有方，我从小依赖母亲羽翼遮风挡雨，并没有吃太多苦。虽然处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也算健康地长大了。虽然胆大妄为不喜约束，好在偏好读书，价值观来自书本，没有许多现实的羁绊，所谓“轻财重义”，生就了读书人的风骨。
高考完毕，对于我似乎卸掉了所有负担。1982年，我16岁，在当时农村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已经是大半个劳动力了，分田到户已经开始施行，我却做不了合格的农民。同龄人下田干活，我只能放放牛。除此外，看书下棋游泳，玩的不亦乐乎。偶尔有人问起我高考如何，我无可无不可，一概回之“不晓得”。不知道是哪一天，有人对我说，“听说你考取了重点大学？”，我问是谁说的，回答是“你舅舅。”舅舅只是听了我的回顾分析，居然这么不靠谱的话就敢对人说，可能是因为他太了解我的缘故吧！我只能心下惴惴，拼命对人说“没有没有”。。。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说“眼看过了这些天，你的分该出来了，考上考不上，总要晓得个结果，你好歹也去问一哈。”
我家距离骆驼坳镇大约15里，步行约一个钟头。那天早饭后，我走出家门，大约走了二十分钟，离家五里地，迎面碰见了我姐夫。他骑着自行车，见到我后，神清怪怪的，先是问我去哪里，我说你明知故问，肯定是去学校看分啊。他就问我的准考证号码，接着扬起巴掌，给我看写在他手上的数字。我一一看去：准考证尾号，七科成绩，总分。看到总分，我不禁心里狂跳，没错，是我的成绩！他说“你真是不着急，分数都下来几天了，所有的分数都有人认领，就这个分没有人认领！由于没有姓名，只有考号，领导和老师猜测了很多人，这么高的分大多数老师不相信是你，只有负责报考的教导主任胡维新老师说是你。”我说“考号尾号是我的，成绩除了政治比我预计的高，其他的也跟我估计的差不多。胡老师是负责报考的，他说是我那就应该是我。”
姐夫说“走，先回家，向妈和你姐报喜！”。
我们走进家门，姐姐先看到我，很诧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指着姐夫说“你问他。”姐夫在后面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海军考上大学了！”接着对母亲说“妈，海军考上了！”母亲惊喜交加，高声对邻居喊道：“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接下来，我和姐夫一道去了学校，老师们已经确认了那个无人认领的成绩是我的，纷纷向我道贺。我的成绩列全校第三，班上第一，也是理科四名过重点线的同学之一。偶遇几名落榜的同学，他们的神色虽然有些暗淡，对我轻松考上大学表示感慨，但也都真诚地表示，你考上了是应该的，如果稍加努力，应该考得更好。到了姐夫家，则是另外一幅场景，村子里所有人，包括姐夫家里人都表示不能理解，因为他们眼看我住在他们家一年，从未见我刻苦，反而是懒懒散散，比起隔壁家的另一同学差之甚远，而那个同学落榜，我却考上重点！言语间似乎都感慨命运不公。
我自己恍恍惚惚，既没有十分意外和狂喜，却也觉得有些不真实。是啊，古人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读书十年，浑浑噩噩，未觉寒窗之苦，一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怎么就没有那份狂喜呢？扪心自问，可能是无所用心，未尽全力，轻易得来，所以问心有愧！是啊，比起那些刻苦用功的同学，我稀里糊涂的考上大学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反过来看，如果我早点用功，殚精竭虑付出艰辛，结局又会是什么呢？
眨眼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记得刚上大学那一阵，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是我上大学的成绩是假的，要被开除…
我在若干年前，自己也做了老师，就经常教育学生“不要自恃聪明就认为了不起，不付出努力就不会有出息，我的身上就有最好的教训！”“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这句话虽然不全对，但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确率！”回顾我高考的经历以及上大学以来，不思进取、无所用心，贪玩任性，以致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比较而言，像我的同学胡昌华那样勤奋执着的人才会是人生的最终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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