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往往推崇消费为王，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基本概念，诸如效用和稀缺等等，一般来说，从消费端来解释更加妥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供给学派在美国卷土重来，恰好贴合国际政治的新变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只不过，根据我从相关历史数据中的研究发现，美国的长时间繁荣与他们调整对华政策的关系非常大，作为生产者的中国在域外封锁解除之后，通过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源源不断地将物美价廉的商品输送到需求强大到无限的欧美等区域，极大地改善当地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创造出若干崭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需求。
与此同时，开放的中国在与域外的交流中也收获了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本，大大提升了作为世界生产者的能力和水平，一举恢复了历史上长期保持的世界产品提供者的历史地位，从而为全方位地民族复兴打下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如果我们对缺席建设工业社会而遗憾的话，我们已经在以知识经济、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等让欧美企业赚得盆满锅满的机会至少要推迟数十年。
正如儒家所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开放的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对自身定位的良好把握，模范地实践了古人对经济发展的科学预见。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困难，表现在消费端，却暂时只能从生产端解决，这是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使然，从宏观层面的被动调整并不可取，我们不能作别人生病，自己吃药的傻事。
对于我们一般老百姓而言，保持对国家、对未来的信心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想方设法去多生产些公共产品就足够了，剩下的只有等待，等待域外经济的持续复苏才会有更好的收获和回报，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