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裴頠的“崇有论”看西晋名士的:“贵无论”:

考察西晋名士的时代风气,王衍等人倡导的“贵无论”很重要,

但是王衍身后并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我们只能通过裴頠所作的反论------“崇有论”,来大致一窥究竟。

裴頠(公元267-300年)家世是河东仕宦家庭裴氏,少年聪慧,学富五车。

成人之后担任过西晋礼法制度方面的职务。

但最重要的是他有西晋少有的儒士忠臣节烈风范,有士大夫的担当精神。

在贾南风当政(291-299)期间,由于他的政治声望,也由于他和贾后的表姐妹关系,他出任尚书仆射,成为辅政三大臣之一。

这八年,是大乱之前的短暂的平静期,裴頠多次向贾南风极言直谏,维护皇太子的地位,又曾经向张华、贾模首倡废后,成日忧心忡忡于江山社稷,三人一起勉力维持着政局的平衡。

最后在赵王伦的乱政中,以身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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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頠

但是就在此期,西晋大多数官员名士,却不知大厦将倾,围绕在吏部尚书王衍周围,成日清谈,以贵无为高。

裴頠本身是清谈界的顶级高手,但是他与王衍不同,感于“贵无论”对士风的恶劣影响,写下了著名的《崇有论》。

一、裴頠《崇有论》所折射的“贵无论”

《崇有论》原文不长,但部分内容过于抽象,且行文逻辑上颇有参差,下面只能根据个人理解,抓住几个要点进行介绍,如下:

1、首先,什么是“有”

简单地说,就是个人生命的冲动、欲求。

但是裴頠在论述这个生命欲求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人的欲求的社会性。

(1)人,生而已经是社会人,如士农工商,早已不能孤独地存在着了。

所以,他的欲求,是社会性的欲求。

好比一个士大夫,他的欲求前提必然是在官场,才能取得个人的生活收入,社会地位,乃至于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

而一个农夫,是不可能有这种士大夫的欲求的。

【按:后面我们研究东晋的时候,在陶渊明内心孤独苦闷深处,会发现,身为士人,这种基于士人社会身份的特定欲求难以泯灭。】

(2)要实现这种社会欲求,他的手段,也必然是社会性的:

必须尽其士人的本分,忠于王事,先劳而后获;

和人交往,必须讲究“仁顺、恭俭、忠信、辞让”;

而且欲望不可太甚,做事不能太过。

(3)这也是为政之本。

士大夫的行为操守会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使得一般老百姓跟着形成习俗,习惯成自然,然后达到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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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西晋名士们为什么倡导“贵无论”

如果在社会上,欲望蔓延而不知节制,就会速速招致祸患;

任情放纵没有节制,就会大量结怨;

专横霸道,就会招致群起而攻之;

独霸利益,就会引来敌寇。

结果是,本想使自己得到的更多、更好,却适得其反。

小心谨慎的人们,害怕这类争端,于是寻找争端的缘由,看到偏执于自己情欲的弊害,又看到减损情欲的好处,于是就形成了“贵无贱有论”。

于是菲薄行政事务,贬低建功立业,推崇轻浮游荡的行径,贬低务实的贤能之人。

根据虚无而立论,就被称为玄妙;做官不关心职守,被称作高雅脱俗;作人不廉洁自律,被称作旷达。

于是砥砺精神的风气,就更衰落了。

贬低崇有,就必定轻视外在表现,轻视外在表现就必定要抛弃规制,抛弃规制就必定忽略各种禁忌,忽略禁忌就必定忘掉礼制。

但是,礼制不存在,就无法为政了。

尤其是那些狂放的人,因为崇尚虚无的世风,有的违背吉凶事的礼仪,忽视举止仪容,轻慢长幼之间的礼教,扰乱贵贱等级。

其中最过分的人,甚至袒裼裸裎,说笑不顾时宜,把不顾一切当作豁达,士大夫的德行又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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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老子崇尚的“有生于无”究竟是什么

老子著述《道德经》五千言,罗列了肆意妄为的各种弊端,主张清静专一的道理,清净专一,就是守本分。

而这里面并没有虚无的意思。

老子的这个思想,和《周易》中的《损》、《谦》、《艮》、《节》几个卦象的要旨是一致的。

《损》、《艮》这类卦义,大概只是君子的德行之一,而不是说整个《易经》的本体就是抱守“无”。

所以,当朝人认为老子主张“有生于无”,是对老子的歪曲理解。

老子虽然在字面上说过“有生于无”,但是他的本意是阐述过度放纵情欲的坏处。

如果沉溺于眼前而损害自己的长远前途,那么沉溺的弊害就产生了;如果逐末而忘本,那么天理也就灭绝了。

所以,老子表面上是以“贵无”为辞,实际上主旨却在于保全有,因而有“以为文不足”这样的文辞。

所以,老子所表达的贵无,就只是举其一端而已。

如果认为老子就是以贵无为根本,就偏颇而不恰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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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无不能生有,凡事不用心,不能生有

盈满的欲望,可以减损,但不能因此而断绝;过头的物质享受,可以节省,但不能就此说以无为贵。

极端的虚无,不能生出任何东西来。

万物的始祖是自生的。自生就必定以“有”为体,“有”的遗失,就是生的亏损了。

所以,生是以“有”为本分,则“无”是“有”的遗失而已。

既然生命是依靠“有”来养育,则生命就不是“无”所能保全的;

理是“有为”的汇集,就不是“无为”所能做到的。

心不是事,但办事必定发动于“有心”,而不能用“不办事”来办事,从而认为心中应该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也。

因此,想捕获深渊中的鱼龙,不是安卧就能得到的;

想打下高墙上的禽鸟,不是静心拱手就能完成的;

精心地拉弓弦下诱饵,不是无知者所能做的。

二、点评:

1、裴頠关于什么是“有”的论述,给人的最大收获是他所强调的欲望的社会性。

在《中庸》和《庄子》中,有一个改头换面的基本概念是人“性”。

《中庸》一上来就讲“天命之谓性,……”

意思大概是先天的欲求和习性。问题是:

什么算是先天的欲求?是基本的饮食男女吗?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习性是指个人的性格差异吗?那又将我们引入相学了。

另一个改头换面的概念是老庄强调的“自然”,发自本心的自然,含有自觉自愿,甚至下意识的行为动机。

但是这种自然的情欲放纵起来怎么办?不合理怎么办?

总之,都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裴頠强调人的欲望的社会性和实现手段的社会性,这就让人感到很踏实了。

当然,他强调这一点,不等于他说得对,老庄、《中庸》说得不对,而是各自有各自的应用场景。

从魏晋名士的时代风尚和个人作为来看,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光是强调了“自然”或者“性”的个人“自适自足”的方面,而忽略了这种“自然”的社会性前提。

具体来说,身为士人,从最基本的生存,到最高级的自我价值实现,都是依托于他的社会职能的。

否则的话,一个士大夫阶层,凭什么“不稼不穑”,还能吃得好穿得好?!

从我们后面将要给出的大量西晋士人的行为举止的分析中可见,他们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迷失了士人欲求的社会性。

玄一讲易经的正确方法(吃透了国学我发现)(5)

2、裴頠对老子的“有生于无”的解读,大致是准确的。

“无”不等于真空,真空不可能生有(万物);

“无”也不是绝七情断六欲。

“无”是一种心态,一种“清净专一”的心态,而不是一种“无所用心”,“无所事事”的心态。

这种解读大致是符合老子的本意的,只不过论述得粗略了一些,缺乏细致的过渡,这里不作进一步深究了。

3、裴頠对王衍所主张的“贵无论”的理解和批判。

他对西晋那些个逍遥派和放纵派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和批判,大致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心境依托,我以为基本上是外观的、扣帽子式的、不准确的。

如后面描述的王衍、乐广、裴楷、卫玠,这些一流清谈家的智商和水平,不可能把贵无简单地理解为“真空”,也不可能简单地理解为彻底否定欲望,这些人其实相当地“欲望”。

但是这些人又确实是要么放纵情欲,不顾礼法,不顾他人感受;

要么身为士人,却对职事无所用心,无所事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一节我们从这些人的个人案例,从其言行中慢慢查考、玩味。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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