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裴頠的“崇有论”看西晋名士的：“贵无论”：
考察西晋名士的时代风气，王衍等人倡导的“贵无论”很重要，
但是王衍身后并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我们只能通过裴頠所作的反论------“崇有论”，来大致一窥究竟。
裴頠（公元267-300年）家世是河东仕宦家庭裴氏，少年聪慧，学富五车。
成人之后担任过西晋礼法制度方面的职务。
但最重要的是他有西晋少有的儒士忠臣节烈风范，有士大夫的担当精神。
在贾南风当政（291-299）期间，由于他的政治声望，也由于他和贾后的表姐妹关系，他出任尚书仆射，成为辅政三大臣之一。
这八年，是大乱之前的短暂的平静期，裴頠多次向贾南风极言直谏，维护皇太子的地位，又曾经向张华、贾模首倡废后，成日忧心忡忡于江山社稷，三人一起勉力维持着政局的平衡。
最后在赵王伦的乱政中，以身殉节。
裴頠
但是就在此期，西晋大多数官员名士，却不知大厦将倾，围绕在吏部尚书王衍周围，成日清谈，以贵无为高。
裴頠本身是清谈界的顶级高手，但是他与王衍不同，感于“贵无论”对士风的恶劣影响，写下了著名的《崇有论》。
一、裴頠《崇有论》所折射的“贵无论”《崇有论》原文不长，但部分内容过于抽象，且行文逻辑上颇有参差，下面只能根据个人理解，抓住几个要点进行介绍，如下：
1、首先，什么是“有”
简单地说，就是个人生命的冲动、欲求。
但是裴頠在论述这个生命欲求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人的欲求的社会性。
（1）人，生而已经是社会人，如士农工商，早已不能孤独地存在着了。
所以，他的欲求，是社会性的欲求。
好比一个士大夫，他的欲求前提必然是在官场，才能取得个人的生活收入，社会地位，乃至于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
而一个农夫，是不可能有这种士大夫的欲求的。
【按：后面我们研究东晋的时候，在陶渊明内心孤独苦闷深处，会发现，身为士人，这种基于士人社会身份的特定欲求难以泯灭。】
（2）要实现这种社会欲求，他的手段，也必然是社会性的：
必须尽其士人的本分，忠于王事，先劳而后获；
和人交往，必须讲究“仁顺、恭俭、忠信、辞让”；
而且欲望不可太甚，做事不能太过。
（3）这也是为政之本。
士大夫的行为操守会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使得一般老百姓跟着形成习俗，习惯成自然，然后达到天下大治。
2、其次，西晋名士们为什么倡导“贵无论”
如果在社会上，欲望蔓延而不知节制，就会速速招致祸患；
任情放纵没有节制，就会大量结怨；
专横霸道，就会招致群起而攻之；
独霸利益，就会引来敌寇。
结果是，本想使自己得到的更多、更好，却适得其反。
小心谨慎的人们，害怕这类争端，于是寻找争端的缘由，看到偏执于自己情欲的弊害，又看到减损情欲的好处，于是就形成了“贵无贱有论”。
于是菲薄行政事务，贬低建功立业，推崇轻浮游荡的行径，贬低务实的贤能之人。
根据虚无而立论，就被称为玄妙；做官不关心职守，被称作高雅脱俗；作人不廉洁自律，被称作旷达。
于是砥砺精神的风气，就更衰落了。
贬低崇有，就必定轻视外在表现，轻视外在表现就必定要抛弃规制，抛弃规制就必定忽略各种禁忌，忽略禁忌就必定忘掉礼制。
但是，礼制不存在，就无法为政了。
尤其是那些狂放的人，因为崇尚虚无的世风，有的违背吉凶事的礼仪，忽视举止仪容，轻慢长幼之间的礼教，扰乱贵贱等级。
其中最过分的人，甚至袒裼裸裎，说笑不顾时宜，把不顾一切当作豁达，士大夫的德行又受到了损害。
3、第三，老子崇尚的“有生于无”究竟是什么
老子著述《道德经》五千言，罗列了肆意妄为的各种弊端，主张清静专一的道理，清净专一，就是守本分。
而这里面并没有虚无的意思。
老子的这个思想，和《周易》中的《损》、《谦》、《艮》、《节》几个卦象的要旨是一致的。
《损》、《艮》这类卦义，大概只是君子的德行之一，而不是说整个《易经》的本体就是抱守“无”。
所以，当朝人认为老子主张“有生于无”，是对老子的歪曲理解。
老子虽然在字面上说过“有生于无”，但是他的本意是阐述过度放纵情欲的坏处。
如果沉溺于眼前而损害自己的长远前途，那么沉溺的弊害就产生了；如果逐末而忘本，那么天理也就灭绝了。
所以，老子表面上是以“贵无”为辞，实际上主旨却在于保全有，因而有“以为文不足”这样的文辞。
所以，老子所表达的贵无，就只是举其一端而已。
如果认为老子就是以贵无为根本，就偏颇而不恰当了。
4、第四，无不能生有，凡事不用心，不能生有
盈满的欲望，可以减损，但不能因此而断绝；过头的物质享受，可以节省，但不能就此说以无为贵。
极端的虚无，不能生出任何东西来。
万物的始祖是自生的。自生就必定以“有”为体，“有”的遗失，就是生的亏损了。
所以，生是以“有”为本分，则“无”是“有”的遗失而已。
既然生命是依靠“有”来养育，则生命就不是“无”所能保全的；
理是“有为”的汇集，就不是“无为”所能做到的。
心不是事，但办事必定发动于“有心”，而不能用“不办事”来办事，从而认为心中应该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也。
因此，想捕获深渊中的鱼龙，不是安卧就能得到的；
想打下高墙上的禽鸟，不是静心拱手就能完成的；
精心地拉弓弦下诱饵，不是无知者所能做的。
二、点评：1、裴頠关于什么是“有”的论述，给人的最大收获是他所强调的欲望的社会性。
在《中庸》和《庄子》中，有一个改头换面的基本概念是人“性”。
《中庸》一上来就讲“天命之谓性，……”
意思大概是先天的欲求和习性。问题是：
什么算是先天的欲求？是基本的饮食男女吗？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习性是指个人的性格差异吗？那又将我们引入相学了。
另一个改头换面的概念是老庄强调的“自然”，发自本心的自然，含有自觉自愿，甚至下意识的行为动机。
但是这种自然的情欲放纵起来怎么办？不合理怎么办？
总之，都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裴頠强调人的欲望的社会性和实现手段的社会性，这就让人感到很踏实了。
当然，他强调这一点，不等于他说得对，老庄、《中庸》说得不对，而是各自有各自的应用场景。
从魏晋名士的时代风尚和个人作为来看，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光是强调了“自然”或者“性”的个人“自适自足”的方面，而忽略了这种“自然”的社会性前提。
具体来说，身为士人，从最基本的生存，到最高级的自我价值实现，都是依托于他的社会职能的。
否则的话，一个士大夫阶层，凭什么“不稼不穑”，还能吃得好穿得好？！
从我们后面将要给出的大量西晋士人的行为举止的分析中可见，他们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迷失了士人欲求的社会性。
2、裴頠对老子的“有生于无”的解读，大致是准确的。
“无”不等于真空，真空不可能生有（万物）；
“无”也不是绝七情断六欲。
“无”是一种心态，一种“清净专一”的心态，而不是一种“无所用心”，“无所事事”的心态。
这种解读大致是符合老子的本意的，只不过论述得粗略了一些，缺乏细致的过渡，这里不作进一步深究了。
3、裴頠对王衍所主张的“贵无论”的理解和批判。
他对西晋那些个逍遥派和放纵派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和批判，大致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心境依托，我以为基本上是外观的、扣帽子式的、不准确的。
如后面描述的王衍、乐广、裴楷、卫玠，这些一流清谈家的智商和水平，不可能把贵无简单地理解为“真空”，也不可能简单地理解为彻底否定欲望，这些人其实相当地“欲望”。
但是这些人又确实是要么放纵情欲，不顾礼法，不顾他人感受；
要么身为士人，却对职事无所用心，无所事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一节我们从这些人的个人案例，从其言行中慢慢查考、玩味。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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