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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郭德纲、辛有志，三代草根企业家的师徒帝国
行业分析 No.6
作者 | 铁林
编辑 | 柳胖胖
2008年，春晚小品《火炬手》演出结束后，赵本山在后台失声痛哭。演出让他倍感疲惫，他觉得剧本不够优秀，太正，像在教育人，如果不是老搭档宋丹丹和他配合默契，节目很可能就“砸了”。
上春晚的难度一直很大，节目说砍就砍，不管什么明星到了春晚都是不论身价的艺人，直播时还必须保证表演万无一失。那次登台后，宋丹丹以“心理压力过大”为由，宣布退出春晚。
就此，赵本山合作最多的三个演员，高秀敏（因病去世）、范伟、宋丹丹，相继告别了春晚舞台。
这是春晚演员新旧交替的信号。
一年后，一个穿着苏格兰格子裙，翘着兰花指，眯着小眼睛的年轻面孔出现在小品《不差钱》里，“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徒弟小沈阳站上主位，负责抖包袱，赵本山成了绿叶。
那场演出结束后，小沈阳一夜爆红，但师父赵本山想到的却是其他的事。
没过完年，他就赶回公司给徒弟们开会，告诉大家：不是小沈阳，也会是别的人，师弟出来是大家的光荣。这次小品的成功，打开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以后大家都有机会，不要心理不平衡。
转过身，他又提醒小沈阳：你一定要跟师兄弟，谦虚谨慎，要跟他们多打电话，忘掉你已经火了。
本山传媒的内核，还是一个类家族式企业。赵本山花了莫大的心力，才找到管理一群农民艺人的办法。徒弟们家里有个什么事儿，离婚、吵架，都要找到他来评判处理。
以师徒制为核心建立的公司，似乎注定如此，工作和生活没有清晰的界限。
相声演员岳云鹏在师父郭德纲的节目上，提到过一桩往事。2010年左右，岳云鹏母亲重病，急忙从北京赶回老家，路上着急，一边开车一边哭，等到了医院，又得知母亲的病急需做手术，至少得准备12万。
当年的岳云鹏，身上压根凑不出这12万，无奈之下告诉了师傅，郭德纲安慰说没事，“人命关天，赶紧回来上北京做手术，钱我给你拿，医生我给你找。”此后，岳云鹏成了德云社旗下最忠心不二的弟子。
不过，情感拴不住所有人。
同样是2010年，德云社风雨飘摇，弟子李鹤彪被爆殴打记者、德云社创始人之一的李菁宣布退出，德云社因打人风波宣布整改，停演一个月。随后，郭德纲当时最火的弟子，曹云金，也“低调”退出了德云社。他们之间的矛盾，要到2016年才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人情和制度夹杂，管理难度倍增。
作为中国古代传承手艺的主要形式，师徒制原本不该再成为现代公司的管理方式。但随着网络主播这一行业的兴起，以师徒制为核心建立的公司再次复苏。
比如来自黑龙江大农村的辛有志，外号辛巴，在网上拥有超过4000万粉丝。整个2019年，他的直播间带货总成交额超过130亿，而北京以高客单价著称的奢侈品商场SKP的全年交易额是150亿，客流量超过2700万的朝阳大悦城则是45亿。
凭借他的影响力和吸金能力，网红慕名而来，拜他为师，成立家族——准确的说，是披着家族外壳的网红带货公司。
赵本山、郭德纲和辛有志是三代人，年龄上正好相差16岁。和辛有志靠短视频平台走红的情况不同，赵本山的成名，必须归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媒体的大众化普及，而郭德纲则是起于博客和社交媒体的时代。
技术的衍化不断改变着草根们成名的方式，但从未改变草根网红的传奇性。
一、赵本山的农村经验
“从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到了名人的过程，穷人到富人的过程，我走得是这么一条路，我知道他们（徒弟）需要什么，需要解决什么。”这是赵本山的管理本能。
农民赵本山出生于1957年，辽宁铁岭人，从小跟着身边的叔叔学习吹拉弹唱的手艺，擅长表演二人转，到了上小学那会儿，已经是附近几个村都知道的名人，被评价“挺好玩儿”。
上世纪60年代，日子清苦无比。母亲早逝，父亲逃荒离开了老家。那一代人，脑子里永远有贫穷和匮乏的记忆。常年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只有年夜饭值得期待，那一顿能吃到顶上喉咙，后面连着几天都吃不下东西。
17岁的赵本山，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当地公社的宣传队，做二人转表演。那时候也不图挣多少钱，就指望着能吃饱饭，一次表演，报酬也不高，有时候一个团的人分十来块钱，有时候就是给一筐鸡蛋。但一年后，宣传队还是黄了，赵本山本来指望着在宣传队混日子，这一下没了着落，找不到地方去。
家里老婶儿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替他“保媒”，找人一起过日子。但赵本山没了正式工作，也只会点吹拉弹唱，干农活儿又不太行，这在农村的相亲市场上不是个优势。还好他运气不错，前妻对他没有太多要求，拉了自己的东西到他家跟他一块儿过日子。
农村的婚姻生活，更像是搭伙过日子，没人把爱情挂在嘴边。相处久了，伴侣就是亲人。
赵本山似乎生来就有表演天赋，他总比一起表演的人要更好笑一点儿。最早注意到这他的，可能是《摔三弦》的导演李忠堂。
198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李忠堂是铁岭市群众艺术馆的馆长，那年他到乡下体验生活，结果发现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那一年怀孕就可以“生男孩”，这导致村里不少女性为此争相怀孕。
《摔三弦》的剧本创作受此启发，讲了一个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算命先生盲人张志受团支书开导，最终摔了手里的三弦，彻底远离算命。
谁适合在舞台上演这个有些另类的盲人张志？
李中堂想到了两年前他偶然认识的赵本山，几经周转，他联系到赵本山，将他借调到团里拍戏。《摔三弦》成了，在省里出了名，赵本山也有了名气，许多人认为是他的表演成就了这部戏。
由此，赵本山实现了他年轻时候最大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吃饱饭，另一个是进城。后来，他的表演舞台越来越大，直到1989年登上了辽宁电视台的春晚。
二、郭德纲三进京
赵本山从村里进城，接拍《摔三弦》那年，1973年出生的郭德纲才9岁。
当时，郭德纲第一次尝试了说相声。他在各种采访里讲过自己和相声的因缘际会，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没有应酬，唯一的爱好就是上台讲相声，台下琢磨相声。
天津是座老城，好些东西都保留着老样子，包括相声，也是在这种氛围中保存下来的。
跟赵本山这个村里长大的人相比，郭德纲对大城市有更具体的目标——去北京。只不过，这个目标郭德纲愣是尝试了三次才实现。
第一次是1988年，他当时考进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说唱团，同团的都是些圈内的厉害“角儿”，比如相声演员高英培、孟繁贵，歌唱演员韩笑、苏红。郭德纲也总是忍不住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还没成名，郭德纲就回了天津。
后来某个春节，他碰到当时的老团长。饭局中，老团长一脸愧疚，再三敬酒。郭德纲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
1994年，郭德纲二次进京。过去几年他在天津红桥文化馆，跟着相声演员杨志刚。学手艺的徒弟，就算是把半条命给了师父。除了学艺，还要有眼力劲儿，该干的杂活儿都得干，不能坐的位置绝对坐不得，规矩异常的多。
师徒二人相处得并不愉快，郭德纲成名后，杨志刚直接在几家报纸上，曝光郭德纲在虹桥文化馆期间，曾模仿领导签字报销上万元，后在其帮助下找票抵账，降到4000元以下才被免于刑事责任；郭德纲迅速反击，避去杨的名讳，公开指责某某馆长，用公款装修房子，与女同事同居。
90年代的祸患，一直留到了千禧年，师徒二人最终对簿公堂。
二进京只是无奈的举动，他全无准备，铩羽而归。
1995年，郭德纲第三次来到了北京，他依然想成为大腕儿。但生活照旧十分难熬，他总去住最便宜的地方，一度因为挣不到钱交不起房租，有时候，房东在外边砸门，郭德纲躲在门背后，不敢出声。
后来，郭德纲自己写文章回忆往事，总是能准确记住那些在他成名路上添堵的人。文章里少有指名道姓，不过明眼人一看都能明白。不同于赵本山的时代，伴随互联网的兴起，郭德纲成名路上的恩恩怨怨，每一笔都留下了印记。
三、通俗与三俗
1990年，33岁的赵本山在相声演员姜昆的引荐下，成功登上春节联欢晚会，一炮而红。他的表演能力太强，属于其他演员最不喜欢的类型，跟在他后面登台压力太大。在赵本山的带领下，春晚开启了一个属于小品的时代。
南方人对东北的理解，很多就是从赵本山、小品以及二人转开始的。整个90年代，除了1994年，因为报到太晚导致当年节目被取消，赵本山在春晚的表演风雨无阻。
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每一年的作品，都被要求超越去年的表现，各方领导对他的要求也更高，包袱要几秒一个。2001年春晚，和范伟合作的《卖拐》再获成功后，赵本山曾想过退出春晚舞台，但到了第二年春晚，赵本山还是出现了，他又陷入了痛苦的循环。
赵本山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北漂青年郭德纲还在小剧场演出。收入不稳定，家庭不稳定，一直到2004年，郭德纲的剧场生意才有了起色。相声已经失去市场十几年，千禧年后还有人愿意花钱听相声，一定是表演者非常熟悉自己观众的喜好，找到了打开市场的方法。
不过，郭德纲觉得自己是接地气，其他同行觉得表演“低俗”。
有一年，郭德纲去找马季给德云社题字，现场竟然接到同行电话，“挑拨离间”。马季当时说：你们不要这样，人家郭德纲是在做对相声好的事。
其他同行，那时候指的是“主流相声圈”，也就是姜昆等相声大腕儿。他们以电视演出为主，早期的相声题材大胆，讽刺能力一流，注重文化内涵，寓教于乐。
而郭德纲是剧场派，剧场要让观众花钱，就得现场互动，内容有时会踩进灰色地带，效果上优先追求让观众“乐”，而不管怎么乐。
郭德纲写过很多文章来讨论何为低俗、三俗：“一百多年前有相声是为什么，是为了挣钱吃饭。相声就相当于剃头、修脚、赶大车、当厨子，是一门手艺。当年，相声不是为了讽刺人，不是为了教育人，不是为了歌颂谁，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活命。说相声的人为了活命，观众是为了找乐。”
在这一点上，郭德纲和赵本山惊人的一致。他们认为，喜剧表演如果优先强调教育意义，则意味着表演会失败。
争论从未停止，但市场的选择已经有了结果，2005年末，郭德纲爆红。有关郭德纲的报纸采访、电视采访，密集地多了起来，同时，反郭德纲的声音也变得更多、更清晰。
2006年，北京相声俱乐部在东城开了一次座谈会。郭德纲赶到现场后，发现人手一份《倡议书》，主题就是反对相声界的“三俗”。这次会上，做总结发言的人，就是当时的曲协副书记的姜昆，那位帮赵本山登上春晚舞台的大哥。
郭德纲知道这是针对德云社的座谈会，事后他在书里说，“打开电视，看电视剧，骂街的、杀人的、防火的，什么都有，怕我们相声杀伤力太大？”
赵本山在推广二人转时遇到过同样的指责。
2004年，赵本山带着自己的徒弟参加央视的一档节目《今夜小品灿烂》，期间就有一场二人转表演，女演员解开了男演员的上衣，随后又往男演员裤子里扇风，此时主持人上台终止了两人的表演。
赵本山随后登台，表示不满，“我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但是也别这样，既然请我们上台来演，就应该让我们演完再说啊。”此举引来不小的争议，事后他解释说自己不是在和中央电视台做对，他只是单纯希望二人转能拥有更多机会。
为了打开二人转的电视市场，赵本山坚定的提倡“绿色二人转”，他懂二人转，懂观众，也懂电视的尺度。
四、新生代的审美轮回
极具内涵的高雅艺术，往往不属于绝大多数人，人民群众热爱的是街头文化，但后者又常常被扣上“低俗”的帽子。
岳云鹏为母借钱和曹云金宣告退社的那年过后，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相继成为大众文化生根的土壤。表演者变得更年轻，更大胆，为了点击、传播和分享等数据指标，他们必须在数亿人的审美上取一个公约数，虽然结果不被主流审美群体接受。
前两年，平台上最火的东北歌手是1994年出生的天佑，他的成名作是翻唱《一人我饮酒醉》。这首歌韵律强劲，歌词却是走的复古文风，斩断情丝、败帝王、斗苍天、戎马一生、夺得皇位，都是网文高频词大集合。
这种演唱方式，网友称之为喊麦。喊麦的人通常自称为MC某某，韩国人习惯把主持人称为MC，但中国式的喊麦是多种形式的混合体，MC们只在乎临场发挥的气势。
当年的天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赵本山女儿球球（赵一涵）的绯闻男友。天佑最红的那段时间，俩人多次在直播间互动，并一同受邀参加某汽车品牌的现场发布会。只是天佑的爆红没持续太久，因为直播间的言论问题，他遭到了全网封杀。
留下的主播们心里越来越明白，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出现。一如当年赵本山提倡“绿色二人转”一样，视频平台的内容也要向电视台的标准看齐。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辛有志，不仅深谙这些标准，还明白在网络时代如果想红，就必须打造人设，必须有足够的故事吸引粉丝。
他对外讲述的个人成长故事，就像男频网文里一路升级打怪的主人公。
赵本山初登春晚舞台的1990年，黑龙江省通河县人辛有志才刚刚出生，同样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贫，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第一次做生意，辛有志在镇上开了一家水果超市，挣了一点小钱。不过，据他自己所说，那段时期，他交了一群新朋友，一起打台球、泡酒吧，水果生意被耽误下来，等回过神，发现银行贷款加上经营损失，累计到了六十多万。
为了偿还欠款，他选择了赴日打工。初到日本，辛有志无依无靠，想象中的财富并没有如愿到来。直到海淘崛起，辛有志开始在日本做起代购生意，生活才有所好转。但因为手续问题，他的海淘生意只做了两年，就被日本政府查处，财产没收的同时，还被拘留了两个月。
后来辛有志回到了国内，又做起了日本进出口贸易生意。过往的人脉帮助他东山再起，还拿到了4000万的投资，但合作不到3个月，合伙人迅速掌握了他的采购、销售渠道信息，辛有志在公司运营中很快失去主动权，最后失去了第三次创业的这家公司。
不过，经营进出口和代购业务的他，接触到了社交媒体这种推广方式以后，开始逐步把自己打造成懂生意、懂外贸、能拿到好货的网红。
他身上的一切，都成了他吸引粉丝的卖点：如何在最难的时候东山再起，如果做好“农民的儿子”，如何面对曾经的“仇人”，粉丝喜欢这些故事。
婚姻是更优质的卖点，他和妻子初瑞雪的爱情故事，已经被演绎成了标准的民间夫妻恩爱典范。从恋爱到结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社交平台上同步。
他为妻子在鸟巢举办8000万的婚礼，结果直播婚礼的时间段内，还卖掉了价值1亿多的商品。暧昧期、表白、求婚、矛盾、复合，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成为一场表演，真真假假，恐怕只有当事人才闹得明白。
草根网红们无意进入主流评价体系，他们甚至可以在视频平台上大方秀出自己的豪车和豪宅，劳斯莱斯、兰博基尼都是基本标配。这是属于他们的财富展现方式，在网红的世界里，消费实力是粉丝实力的一种直观体现，有钱和成功是划等号的。
而赵本山和郭德纲这类艺人很难如此高调，他们很忌讳高消费曝光，很容易被解读为“飘了”或者不接地气，更有可能因此引来税务的追查。
五、老板和师父
网络红人之间的拜师逻辑，其实跟二人转、相声圈相差无几。
师父本人，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吸金能力，才可以成为某个家族的核心。就像当年选择赵本山做师傅的那几代徒弟里，大部分还是想借着他的名气，让自己出名、挣钱。
赵本山在东北收来的徒弟，全是文化程度不算太高的二人转演员。他必须像个大家长一样，全方位介入徒弟的生活。到了2019年，赵本山的师徒帝国已经有了上百位成员。
“他们身上有很多毛病，不良习惯，打媳妇儿，离婚跟别人好了，后来一点点聊。刚开始没制度，开会都费劲儿。一开始不理解，（公司）为什么老开会，玩儿多好，有的时候公司组织开会，都来不齐。后来我给他们定制度，不开会，罚多少钱。哪怕不听，也会把时间对付好了。你演出事故，都跟钱挂勾。”赵本山花了很多心血在自己的徒弟身上。
由此，他得出了属于他的第一管理心得：感动。
“从情感上，需要我办什么事，需要用钱，还是我给他们拿。家里有任何一切，孩子读书，我都要出头。”
这完全超出了一个普通公司老板的权责范围，但在师徒制里又是如此的有效。赵本山收徒这些年，徒弟成了公众人物，出了点什么事，他往往也要出来表态。在极强的情感束缚之下，徒弟不能随意选择离开公司，否则就属于不恩不义，背叛师门。
一家网红经济公司的老板在与这些网红接触时就发现，民间的野生网红，往往很难操控，也不太知道怎么规划商业路线。因此，取得对方的信任变得尤为重要，然后才有可能建立合作关系。在这整个合作过程中，他甚至有可能要负责签约网红的婚礼操办或者各种生活琐事。
他所面临的问题，和赵本山当初收徒经营公司时，一模一样。
师徒制公司中，师父本人在公司里，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否则人心就容易散，也容易失去对徒弟的掌控能力。
2005年郭德纲开始走红，同他一起走到台前的，还有他的徒弟曹云金。曹云金很受郭德纲重视，是德云社的台柱子。但到了2010年，也就是德云社最动荡那年，曹云金因不满公司新的聘任合同条款，选择了退出德云社。
退社后双方各有各的发展，但矛盾越积越深。
2016年，曹云金发微博控诉郭德纲的七宗罪，包括收徒只为收取学费，阻碍徒弟个人发展，辱骂徒弟，克扣酬劳等等。虽然郭德纲出面一一进行否认，但师徒恩怨就此成了一滩浑水，外人完全无法知晓其中的是非对错。
和现代公司制相比，师徒制更加讲究情份，更加不分彼此。师父的权威大于一切，师兄弟间要讲究论资排辈，徒弟大多数时候必须选择服从。郭德纲甚至编了德云家谱，也提“三节两寿”，告诉弟子要孝顺师父师娘。
这些以师徒制为核心的团体，更像是过去的帮派组织，西方公司化那套，倒像个摆设。
师徒制，不管在行业内还是行业外，批评声音都很多。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现在，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拥有年轻女粉以后，这套“师徒规矩”反而在粉丝群体中获得了认可。
比如师兄来了，让师兄先走；师叔下跪，徒弟跟着下跪。老一套的道德准则，在部分年轻粉丝眼中都是加分项，这意味着相声演员懂得尊师重道。
只是粉圈文化带来的关注和流量，也会打破师徒关系之间的平衡。
张云雷是德云社的新生代流量代表，但在去年，粉丝不满德云社对张云雷的利益分配，对郭德纲发起了网络攻击。最后，张云雷出面澄清，表示“走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身边所有人的支持，更离不开师父的扶持和帮助。”
在《十三邀》的对谈里，于谦也有对粉圈文化的担忧，“一个行业要有自己的行业的特色来抓住观众。这跟现在粉丝不一样，粉丝文化，现在听的可能也不是相声，看的是颜值，你看我们这种还有活路没有，那不也得有活路吗。不是说你今天长得好看就过去了，不是，你老不老啊，但凡出一皱纹，但凡没化妆，扭脸就不理你了。年轻人说道理都认同，但做法上有偏差，毕竟那个便捷。踏实砸基本功，得砸多少年。”
粉圈文化，也让一众网红受益。
在与其它头部网红陷入冲突的时期，辛有志曾宣布短暂退网。但辛有志的徒弟，可以打着“替父出征”的招牌开始活动。因此，粉丝要表达对辛有志的支持，就要继续支持他的徒弟，因为他们支持的是整个家族。
不过与本山传媒和德云社不同的是，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网红带货公司倒更像一个现代化公司，师徒制是台面上的东西，或者说，师徒制也是制造卖点的一种方式，粉丝愿意为网红制造的情绪买单，而不愿意为冷冰冰的合同关系买单。
三代人的挣钱方式也不一样，辛有志本质是电商，靠社交流量来卖货。德云社和本山传媒，人就是资源，他们靠演出、接广告、上综艺、拍戏来获得收入。
但三代人都面临共同的麻烦。
六、人格化公司的IPO困境
2010年左右，赵本山带着他的徒弟们火遍了大江南北，有人问到他上市的问题，他直接回应到：“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名人上市并不是一件好事。外来资本，你得把资本用上.....目前的情况，就是自己赚来的钱，也应该是自己足够。下一个项目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下一个要讲什么故事。”
但如今赵本山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尽管他霸占春晚20年，并且留下多部高质量小品、电视剧、电影的演员。
刘老根大舞台最红的时候，一年演出收入超过2亿，但现在的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这个团队，我不在了，就不在了。我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我领着一批跟学院没关系的人，闯出来一条二人转之路，在他们身上的管理，只有我懂，因为我走过。大部分人把他们研究通的没有几个。”
而按照德云社的商业逻辑，他们需要的是越来越多成名的艺人，而不是成熟的相声演员。
十年前，相声在电视媒体上的受欢迎程度，是不及小品的，郭德纲发言辩驳说：“电视是快餐文化，它不能炖出佛跳墙来。相声在电视上伸不开腰，我们一个节目就要演四五十分钟，电视台哪个栏目能给我四五十分钟啊？”
但他绝对想不到，今天德云社的新生代们，已经离不开表达时间更短的视频平台。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们不再需要绝对的实力，但可以借着鲜明的个性特点，逗趣的舞台表演瞬间，在短视频平台蹿红。
于谦记忆中，相声不受欢迎的时候，相声演员上台要学着表演其他的节目，才有人愿意看下去。现在，深受部分女粉喜欢的德云社相声演员，也可以为了“回馈”粉丝，在舞台上跳一段流行舞蹈。
不过这倒是符合郭德纲一贯的作风，相声表演没有什么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大多数时候，他都可以为了大众的审美，而作出改变。
德云社自岳云鹏红了以后，这几年德云社有知名度的演员越来越多。有人研究过德云社上市的可能，负责德云社商演的环宇兄弟最近几年，营收大增，而该公司八成的主营收入与德云社有关。但德云社并未公开过任何与上市有关的信息。
对上市最积极的人，也许是辛有志。他是网红商人，擅长包装策划，作为草根带货达人，很早就专门上了一次央视，接受主持人水均益的采访。他不是艺人，他是网红商人，出镜是为了挣钱。
他甚至自掏腰包，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大屏上，播放自己的形象宣传片，唱歌讲述自己的创业价值观，极尽高调。他有很多看上去像是VC会给创业者做的规划，比如今年，他表示要培养出20到30个头部主播，明年，达到100个。
这是增速和估值的逻辑，也是辛有志资本故事的一部分。
但流量池是有限的，因为做的是直播电商，所以辛有志团队内部，几乎没有出现过同时直播的情况。倘若辛有志和徒弟同时开播，他一定会分走徒弟的大部分流量，徒弟和徒弟之间也会出现流量的竞争。
坊间传言，辛有志的公司一直用的是四大之一的普华永道在做审计，只有严肃考虑上市的公司才会这么做。但如何真的想上市，公司化管理和师徒制之间也必须有所平衡，情感不能再成为约束徒弟留在公司的唯一理由。
同时，辛有志个人的流量和人设，不能崩塌。最近一段时间，辛有志和视频平台方的紧张关系，也让人重新审视头部网红是否真有那么多的溢价空间和话语权。
赵本山半退隐后，他的节目影响力大不如前，二人转也好像是上一个十年才有人看的节目；假如郭德纲如果名声不再，相声演出还会不会有现在的市场、德云社一干人还能不能有如此人气，都很难讲；有张大奕的如涵这样上市即破发的案例在前，所有想要复制核心网红带货的商业化模式，本身都是极大一次冒险。
参考资料：
1、2012年，《杨澜访谈录》，我与春晚19年，东方卫视
2、2010年，许戈辉《名人面对面》，嘉宾赵本山，凤凰卫视
3、2013年，郭德纲《郭的秀》，嘉宾赵本山，江苏卫视
4、2013年，《过得刚好》，作者郭德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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