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亲笔签署了新中国第一张烈属证明——第00001号烈属证。
与其他革命烈士不同的是，这位烈士既未在党和军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也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战功，甚至直到他去世，有关方面都没有他的档案记录。
他叫丛德滋，牺牲前是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清的秘书。那么这样一名国民党官员秘书，是如何成为共和国烈士，并让毛主席亲自为其家人签发了新中国第一张烈属证的呢？
1910年，丛德滋出生于辽宁凤城县的一个底层农民家庭。父亲靠着租种地主的土地，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好歹一家人健在，幼年的丛德滋在父母的关怀下健康长大。
到了入学的年纪，经受过辛亥革命思想洗礼的父亲不愿孩子像自己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力活，而是希望他能学习新思想，争做一个对中国社会有用的人。于是一家人省吃俭用，父亲甚至咬牙与周围的亲戚朋友借钱，供丛德滋念学堂。
1923年，丛德滋从凤城县高小毕业，考入了凤城第二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在革命的洪流下，丛德滋逐渐受到进步思想的冲击。
1928年丛德滋考入东北大学，在校期间接触到了新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入了北平，丛德滋也来到了北平，看着日本人在家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丛德滋心中愤怒不已，决定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运动当中去。从东大毕业之后，丛德滋被分配到东北军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
原想着在军中大展抱负的他，不料却做起了手足相残的事——1935年，老蒋陆续将东北军调往湖北等地，同共产党打仗，扬言“攘外必先安内”。
东北军士气低落，而丛德滋则拾起笔杆子，在诸多报纸上，以犀利的笔风抨击着国民党反动派，并宣传“反动内战，枪口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结果受到国民党的嫉恨和敌视，并将其关进监狱。后来在张学良的直接交涉下，丛德滋才重获自由。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安排丛德滋参加由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联合组成的“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办公厅，担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委托他接管了原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办的《西京日报》，将其改为《解放日报》，并任总编辑。丛德滋以笔作枪，发表大量时政评论文章，《解放日报》经常直送周恩来亲阅。
可惜的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在1937年进驻西安，《解放日报》不得不停止运作，而总编辑丛德滋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只能另谋出路。
他于2月9日离开西安，开始走访在北平、上海等地区工作的同学和朋友。
离开西安后，丛德滋在山西结识了王竹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王竹青结为伉俪，并找到八路军，结识了邓小平。丛德滋告诉邓小平，希望可以真正为革命做贡献，自己一腔热血没处发挥，在邓小平和谢觉哉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希望他可以依靠自己超常的才华和良好的形象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党做地下情报工作。
1938年2月，丛德滋创办的“民众通讯社”正式开张，丛德滋作为第一任社长对兰州涌入的大量难民进行革命宣传，第一份稿子就写的平型关大捷。
之后一个月，丛德滋和手底下仅有的记者于千积极创作，热衷于抗战情况和救亡宣传活动，还有对甘肃贫苦群众生活情况的报道，一个月内发表上百篇文章，高质高量、言语恳切，被甘肃宁夏地区的许多报刊转载。
为了方便开展工作，丛德滋以进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积极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活动，并利用曾经的老关系，多次营救红军战士，经过严格的考验后，丛德滋在1938年10月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从事我党的情报工作及第三国际情报工作。
在谢觉哉的安排下，丛德滋顺利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早在之前，丛德滋就与曾扩情共过事，因此很受信任。
除此之外，丛德滋与一位叫张汉臣的人结为朋友，张汉臣是张学良的朋友，以前与丛德滋一块工作过，通过张汉臣，丛德滋准确搜集到许多国民党军事部署和设施等方面的情报。
1939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坚守在兰州的丛德滋在为党收集情报的过程中，不慎身份暴露。1941年2月20日，这天恰是小年，上司热情邀请丛德滋赴宴，当接到消息的时候，丛德滋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身边的朋友劝丛德滋赶紧离开兰州。但丛德滋依旧决定赴宴，打探一下情况。
其实丛德滋心中已经经过了一番思考，他明白这是一场鸿门宴，肯定是凶多吉少的。于是临走前丛德滋特地嘱咐妻子王竹青：“现在情况很紧张，如果今晚我没回来，就是被抓捕了，你联系组织请求离开兰州。”
这一句嘱咐，更像是道别。
当天晚上，被曾扩情下令逮捕入狱。无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还是荣华富贵的高官厚禄，软硬兼施、诸多手段都不起作用，这让国民党意识到，丛德滋是块“硬骨头”。
从那之后，他就被关在监狱里施加各种酷刑。除了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也备受煎熬。睡觉不能伸腿、站不能直腰、吃糠咽菜、喝洗菜水，各种非人的折磨施加在他的身上，可丛德滋却没有动摇过一次。中共党组织多方营救，但均未获成功。
然而，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丛德滋也没有一丝软化的迹象，他表现出了共产党员该有的坚强和乐观，在被行刑的间隙，他还经常与其他牢房中的难友传信，鼓励他们坚持。
可惜反动派却不想让他再继续坚持下去了，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因长期牢狱而发高烧，请狱中的敌人给他碗水喝。狱中的敌人见他高烧太严重，给他喝了碗下了毒的污水。之后，他便中毒身亡，他的遗体被丢弃在白塔山下的破窑洞中。他前好友和同志冒着危险，将他遗体运出装殓，葬在兰州郊区五省义园墓区。时年32岁。
解放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同志对于丛德滋的遇害一直耿耿于怀，大力寻访他留下的孤儿寡母，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得知丛德滋的遗属在兰州。 谢觉哉将丛德滋家属的消息告诉了毛主席，而毛主席也记得这个在西安事变中立下大功的同志，于是，毛主席亲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００００１号烈属证”。
在1951年之前，丛丹并不叫丛丹，她有着另一个名字，高锦明。
那时，高锦明生活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兰州，她的母亲名为王竹青，父亲则是高克明，还有一个名叫高锦茂的弟弟，是幸福的四口之家。
直到这年春天，一天，放学回家吃午饭的高锦明远远地就看见自己家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她挤过拥挤的人群，回到自己的家中，只见母亲从政府工作人员的手中接过了一个玻璃镜框。
之后，高锦明跟着父母一起将政府工作人员送走，等到邻里乡亲们也散去之后，高锦明这才注意到，她家大门右侧上方多了一块黄底红字的牌子，上面写的是“革命烈属”。
晚上，父亲高克明将10岁的丛丹和弟弟叫到房间，表情很严肃地告诉他们：其实，你们并不是我亲生的，你也不叫高锦明，你的原名叫丛丹，弟弟原名叫从甘，墙上的烈士丛德滋，才是你们的亲生父亲！丛丹一时有些难以接受，毕竟和自己生活了10年的父亲突然告知自己，两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她的生父早就成了烈士，她就找到母亲王竹青求证，才得知父亲丛德滋的事情，但她也不好多问，唯恐伤了养父的感情！
从那之后，丛丹和丛甘开始享受烈士子女的待遇，在学习和生活中颇受照顾，丛丹还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并结婚生子，过上了平静祥和的生活！
然而当特殊时期到来时，丛丹突然被告知，丛德滋成了“苏修”，她也因此受到牵连，失去了工作，只能带着儿子艰难求生。那几年时间，丛丹经常盯着墙上的“烈属证”陷入沉思，她实在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明明是革命烈士，为何会被定性为“苏修特务”？为了揭开这个谜团，她开始四处奔走，努力拼凑出父亲丛德滋的人生之路。
1977年10月，带着给被诬为“苏修特务”的父亲平反昭雪的心愿，丛丹专程到了北京，伍修权夫妇亲切接待了她。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丛丹终生难忘。
一天，邓小平忙里偷闲，来到院子里散步。伍修权夫妇带着丛丹来会见邓小平，刚见到就说：“小平同志，我今天给你领来了一个小客人，她是丛德滋的女儿，叫做丛丹。”
邓小平听完这话，立刻对那位陌生女子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走过去握住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说道：“你长得可真像你父亲。”
一听邓小平的话，丛丹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起来，直到走进屋里，她还在哭，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卓琳抚着丛丹的肩头安慰说，孩子，别难过。但小平同志却说：“你别劝，就让孩子哭个痛快吧。”
邓小平不仅详细询问了丛丹一家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关切地询问她加入党组织没有，而且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临出门时，小平同志还不忘给丛丹留下地址，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
虽然从那以后丛丹再也没有见过“邓伯伯”，但是她说那次会面她终生难忘。
那张泛黄的烈属证，是证明丛德滋身份的最后材料，不久后，在邓小平的过问下，丛德滋恢复了名誉，他在九泉之下，终于可以安息了。
丛丹曾经问过谢老，为什么父亲会是第0001号烈士呢？谢老说，这个0001号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当时刚开始落实烈士政策，第一个想到的是你父亲，于是秘书写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你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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