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外来军事打击所催生的国难意识，使当时体制内的入仕作家深感民族存亡的沉重与沉痛，表现在文学领域，抗金、抗元是最为集中的主题，慷慨昂扬、悲愤勃郁的基调贯穿于南宋诗坛词坛，这既为汉唐文学所未有，也为北宋文学所罕见。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双峰并峙，是南宋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也是爱国主义的精神瑰宝。
王水照先生是宋代文学领域的大家，今天我们选取先生著作《宋代文学通论》中的一节，来感受宋代士大夫词作中的情怀。
爱国与隐逸：士大夫情怀的写照
文 | 王水照
中国古代士大夫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生存哲学。穷则隐逸，达则兼济，这也是宋词表现士大夫情怀的两面。一者，宋代士大夫即使贵为卿相，也常常表现出心存山林的高雅之志，如王安石等，他们就是在达时也可能有隐逸之作；一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宋代读书人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关心远远胜于其他封建王朝的士大夫，太学生陈东的奋不顾身，南宋江湖文人群体的慷慨激昂，都是很好的证明，所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穷者亦会有爱国之作。
爱国题材常常具体为边塞词和咏史词两大类词所描写。边塞词在宋代地位不高，宋人所编词选，如《草堂诗余》《花庵词选》《乐府雅词》《绝妙好词》等皆不选边塞词。但事实上，边塞词在唐五代就已产生，文人词如戴叔伦《调笑令》，民间词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等皆可视为比较成熟的作品。
北宋人的边塞词以范仲淹为最，其《渔家傲》一词写出了“燕然未勒”的悲愤与郁勃，为后代读者推许备至。
明人于《草堂诗余》之末附录此词，且评之曰：“范文正公为宋名臣，忠在朝廷，功著边徼。读此词，隐然有忧国忘家之意，信非区区诗人可伦也。”
但宋人的评价却不同，魏泰《东轩笔录》卷 11云：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事也！”
欧阳修批评范仲淹的一组边塞词——以首句皆为“塞下秋来”云云推之，根本只在“穷”，即所谓“边镇之劳苦”。而欧阳修赠王素的词则捷奏、贺酒、献寿，仿佛功勋就在眼前，唾手可得似的，难怪沈际飞以“不左迁不知县令之苦”讥之。
然而，欧阳修主张边塞词也要表现升平气象，以为边塞士兵的痛苦非“元帅之事”，又有其时代特点。
《东轩笔录》又云：“庆历中，西师未解。”欧阳修在晏殊席上作《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有云：“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殊深为不满，对人说：“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这里晏殊关于欧阳修诗的批评与上述欧阳修对范仲淹词的批评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边塞兵士之苦仿佛是诗词中所忌言的，可想见其时代审美风尚。
这种风尚导致了北宋真宗以来虽边事不断，而现存于《全宋词》中的能称为边塞词的不过12首（9位作者），只占《全宋词》中北宋词的千分之二三。并且，在这仅有的12首词中，如黄庭坚《水调歌头》云“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蔡挺《喜迁莺》云“太平也，且欢娱”，皆与欧阳修《渔家傲》断章之主旨相近。晁端礼《望海潮》“高阳方面”在夸张地赞颂幽燕一带“粉堞万层，金城百雉，楼横一带长虹”之外，又津津乐道于军中佳人锦瑟、玉笋轻拢的享乐生活。
如此习惯性的粉饰太平的作风，让词人和词的接受者完全沉醉于自己编造的童话之中，缺乏起码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作风甚至影响到并不算边塞题材的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上。
北宋边塞词中堪与范仲淹的《渔家傲》媲美的是武职出身的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词中真实地记录了“笳鼓动、渔阳弄”的西夏入侵事件，叹息自己志业不售，只能“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飞鸿”。此词虽非在边塞上所作，但其言边塞之事，故视之为边塞之作也是可以的。
不过，一旦“寰海清美”、“千岁乐昌辰”（赵构《满庭芳》）的童话被金人的铁蹄踏碎，昔日以塞下为边塞，此时却只能以江河为“边塞”了。
此时，则边塞之作开始蔚为大观。首先，有爱国将领李纲自誓：“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苏武令》“塞上风高”）岳飞浩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重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满江红》“怒发冲冠”）
而文学之士的边塞词更是呼天抢地——朱敦儒曰：“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向子则曰：“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频闻遣使问平安。几时鸾辂还？”（《阮郎归》“江南江北雪漫漫”）做过李纲行营属官的张元幹则既有文士“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悲怆（《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又有武将“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石州慢》“雨急云飞”）的豪情。
此后，则有张孝祥、辛弃疾、陆游，以及所谓辛派词人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或高呼“休遣沙场虏骑，尚余匹马空还”的杀敌口号（张孝祥《木兰花慢》），或记载“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的战争经历（辛弃疾《鹧鸪天》），或传达“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的胜利捷报（张孝祥《水调歌头》），或为出使的大卿助威：“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水调歌头》）有为秋阅的儒将擂鼓：“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刘过《沁园春》）有对英雄的赞颂：“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刘过《六州歌头》）还有痛斥懦夫：“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刘克庄《贺新郎》）直到南宋覆亡前后，刘辰翁还在“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的回顾中谴责贾似道“何面江东”（《六州歌头》）。陈人杰还在对边事的追忆与叹息中“剔残灯抽剑看”（《沁园春》）。
爱国词的另一大类是咏史题材。中国人总是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甚至“六经皆史”，所以往往用史实来推演新的生活，词人也不例外。但是，咏史作为词的题材之一种，并不完全表现爱国主题，它在走向以爱国为主的过程中先是以表现个人情怀而出现的。
北宋范仲淹《剔银灯》首句便云“昨日因为蜀志”，交待作词的缘起与咏唱对象，他从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的史实，推导出要像刘伶那样沉醉于酒中的结论。
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从夫差旧国的兴衰中，认同了范蠡江湖一扁舟的自由生活的价值。苏轼《念奴娇》自题为“赤壁怀古”，从对赤壁之战中的英雄们随时间推移一去不复返的思考中，发出了“人生如梦”的叹息。
秦观《望海潮》“秦峰苍翠”在对吴越之地历史的回顾中，获得了“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洲”的选择。
只有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摆脱了这种“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主题。他从金陵旧事的追忆中，告诫人们吸取逸豫亡国的教训。
不过，以上这些咏史词，包括王安石《桂枝香》在内，基本上都是景、史、情三段式 （唯范仲淹词中无景语）。
这种格局是周邦彦将其打破的，他的《西河》“佳丽地”乃以“金陵怀古”为主线，但又不搬弄六朝史实，完全把主体融入意象之中，疏密有致，浑然天成，感人处全在悲壮之气，而斜阳里说“兴亡”的燕子，则暗示出了忧虑国家的主题。
南北宋之交，李纲的一组在当时有政治讽喻意味的咏史词特别值得注意。
《水龙吟》“汉家炎运中微”、《喜迁莺》“长江千里”、《念奴娇》“晚唐姑息”分别吟咏光武帝战昆阳、晋师战胜于淝水之上、唐宪宗平淮西等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奇袭取胜的战例，不仅表示自己主战的决心，而且鼓舞了士气。
《念奴娇》“茂陵仙客”、《水龙吟》“古来夷狄难驯”、《喜迁莺》“边城塞草”分别咏汉武帝巡朔方、唐太宗临渭上、宋真宗幸澶渊，歌颂汉武的“雄才宏略”、唐太宗的“君王神武”、宋真宗的“亲行天讨”，其劝谕高宗的主旨不言自明，并且，其中又寓有对金国侵略者的警告。
另外，《雨霖铃》“蛾眉修绿”一首咏明皇幸蜀途中的马嵬坡事件，但又与传统的专言爱情悲剧的诗作不同，乃是为高宗树立一个下大决心抗敌的榜样。
这七首词可以用其中一句来概括，即是：“早复收旧物，扫清氛祲，作中兴主。”（《水龙吟》“汉家炎运中微”）显然，这是对高宗而言的。
李纲的这七首词叙述历史上的战争场面痛快淋漓，如其光武战昆阳写敌人之强大曰：“想莽军百万，旌旗千里。”写汉军之勇猛曰：“提兵夹击，声喧天壤，风雷借助。”写敌人溃败又曰：“虎豹哀嗥，戈铤委地，一时休去。”从传统词学艺术上看，这组词或失之于过分质实，但其能将主体融于史诗般的叙事之中，实在是此时咏史词的新创获。
南宋之初的文人怀古之作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对昔时繁华、今日衰败的古都的怀念中，慨叹历史的沧桑。康与之因其与秦桧的关系而为人所诋，但这种题材的怀古词不能不举他为代表。其《长安怀古》二首《诉衷情令》《菩萨蛮令》慷慨悲歌曰：“豪华尽成春梦，留下古今愁。”历史上的秦时宫殿“千门万户连云起”，而今“毕竟是荒丘，荆榛满地愁”，“狐兔又群游”。又其《菩萨蛮令·金陵怀古》亦是吟咏由“古来六代豪华盛”到“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的沧桑之变。要之，这些缅怀古都的作品之深旨在于对宋朝故都汴京的思念，对昔日繁华的都城沦陷于金人之手的痛悼。
另一种形态是在怀古思念中呼唤英雄。南渡后，叶梦得的怀古词就喜欢提到孙权、周瑜、刘裕、谢安。他们呼唤英雄，但又常常因自己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而自叹。如张孝祥的好朋友王质有《八声甘州》三首：《读周公瑾传》《读诸葛武侯传》《读谢安石传》。
辛弃疾的怀古词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劈头便云“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最后将自己与谢安绾结起来，交代其“愁”之所由来：“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
南宋之初有识之士曾建议建都金陵，但终于未被采纳。因此，金陵怀古词在遗民词人王奕《贺新郎》中有了新的精神。词云：“决眦斜阳里。品江山、洛阳第一，金陵第二。”他用血和泪抨击了那些“轻抛形胜地，把笙歌、恋定西湖水”的柄国者。
南宋咏史怀古词，除了咏金陵、京口、长安、杭州的古迹之外，又有咏江都、会稽、天台等；除了呼唤英雄之外，又常常追忆范蠡、严子陵、王羲之等历史上的江南名士。词人们在对南方人文精神的审视中，亦能产生“无限兴亡意”（郑庶《水调歌头》“千古钓台下”）。
南宋咏史词不仅题材的范围扩大了、数量增多了、主题加深了，在艺术上也更为成熟了。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境极为悲壮苍凉，它以京口一地的史迹为中心发散开去，写出了苏轼怀古词的意趣、周邦彦怀古词的景物、李纲怀古词的场面，是怀古词的代表作品，也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品之一。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如文天祥《沁园春·题睢阳双庙》咏张巡、许远之忠节，虽艺术上并无多大特色，但其题材自身与文天祥创作此词的背景，就非徒有补于“立纲常、厚风教”而已，其文字的确打动了后代许多爱国志士的心。
从逻辑上讲，咏史怀古作为一种独立的题材的划分法并不科学，因为历史、古迹、古代的人物可能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那些被“咏”与“怀”的对象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的“类”相交叉。例如，上面提到的咏严陵钓台的作品就可以划归“隐逸”类。但是，作为社会学的题材分类研究并不能重新建构一个划分体系，而必须照顾到词史上一些传统的概念。这样，下文论述隐逸类便不再提及咏严陵钓台之类的作品了。
刘熙载云：“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两家一忧一乐，归趣难名，或灵均《思美人》《哀郢》，庄叟‘濠上’近之耳。”《庄子·秋水》是言其隐逸、观鱼之乐的。这就是说，其一，张志和的《渔歌子》这篇隐逸词的开山之作是可以和被称为词曲之祖的李白之《菩萨蛮》《忆秦娥》相提并论的；其二，张志和《渔歌子》的源头乃是《庄子》。刘氏这种评价是可信的，从其对后代的影响之深看，《渔歌子》的确堪与李白的二词并提。
在唐代有顾况、船子和尚在其影响下的渔歌之作。到宋代，苏轼、黄庭坚等对其更为看重。“东坡云：‘玄真（张志和）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黄庭坚见苏轼《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词，不仅“击节称赏”，而且又杂合张志和、顾况的两首词也作了一首《浣溪沙》“新妇矶边眉黛愁”，但是仍然不满足，又作《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鹭飞”。徐俯后来则“因坡、谷异同”而作《浣溪沙》各二阕。
宋人有不少词虽并不以渔父生活为题材主干，只是表达一种归隐的愿望，但也常常爱道渔父语。柳永《凤归云》“向深秋”末句云：“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王安礼《潇湘忆故人慢》“薰风微动”上片末句云：“引多少，梦中归绪，洞庭两棹烟蓑。”周紫芝《渔家傲》“遇坎乘流随分”云：“唤取扁舟归去好，归去好，孤篷一枕秋江晓。”黄子行《小重山》“一点斜阳红欲滴”有云：“渔歌声断晚风急”，“江湖风月好休拾，故溪云，深处着蓑笠”。
但是，我们认为最优秀的还是那些自成一家的、以渔父生活为主干的作品。《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人物”类下有“渔父”一目，选词除了上面介绍的黄庭坚的作品外，尚有两首：屡试不第而以诗词自娱的谢逸所作《渔家傲》“秋水无痕清见底”，实不减张志和《渔歌子》的高妙；秦观《满庭芳》“红蓼花繁”《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误为张先词。中“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被评为“惊人语也”，“眠风醉月渔家乐，洵不可谖”。
要之，张志和一曲《渔歌子》一石击起千重浪，这又不单表现在具体作家的具体创作上，也表现在不少词人的词集取名上。宋自逊词集曰《渔樵笛谱》，张辑词集曰《清江渔谱》，严仁词集曰《清江欸乃集》，陈允平词集曰《日湖渔唱》，周密词集曰《洲渔笛谱》，如此等等。
但是，渔父题材说到底只是隐逸的一类。《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人物”类下选隐逸词五首（不包括上论之“渔父”类），如吕本中《满江红》“东里先生”、晁补之《摸鱼儿》“买陂塘”等，皆为宋词中隐逸题材的代表作品。宋人有隐于山林者，有隐于佛道者，甚而有隐于吏、隐于酒者。
所以，全方位地描述宋词的隐逸之作亦是颇为可观的：欧阳修在东颍之西湖一口气唱出了十个“西湖好”（《采桑子》），乃是言隐于山水的快乐；苏轼在黄州东坡使僮子击牛角唱“为米折腰”（《哨遍》），乃是言归于田园的快乐；王安石在用《望江南》词牌所作的《归依三宝赞》中表现的是隐于佛的快乐；辛弃疾《最高楼》宣言“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又曰“闲饮酒、醉吟诗”，乃是隐于诗酒的快乐。正如刘熙载所言，张志和《渔歌子》与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不同，乃是以“乐”为情感基调的，所以，宋人隐逸词也以心灵的闲适、恬静与快乐为特色。
| 内容选自《宋代文学通论（增订本）》。
今日荐读
《宋代文学通论（增订本）》
王水照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后记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和进展，但从总体水平来看，似乎仍显薄弱。与邻近的唐代文学研究相比，所得成果较少，投入人力不多，研究力量颇弱；与宋史研究相比，在专题的开拓、理论的探讨乃至基础文献的整理等方面，也难望其项背。从宋代文学自身的研究格局而言，也有一些不平衡或学术空白之处，如时代上的重北宋轻南宋，文体上的重词轻诗、文，课题上的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以及对文学现象、文学事实的研究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缺。这些情况，对宋代文学研究者是一种巨大的鞭策。
改变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的办法之一，是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以期有新的突破。我们的写作即是就此作些力所能及的努力。本书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探讨文学史的发展结构和历史脉络，是一个头绪繁多、包涵庞杂的任务。任何一部文学史，即便是最理想的文学史，都不可能代替文学史的全部研究工作，这就决定了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和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编写方法总是各有长处和优点，也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局限和盲点（如分体合编、上论下史以及最流行的以时代为序的编写体例等），我们需要各种体例的文学史，以收互补交参、相得益彰之效。本书还不是一部宋代文学的断代史，但也希望能在用各种方式编写文学史方面积累一些经验。
我们的写作集体是个师生结合体。除我本人外，参加者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从我攻读唐宋文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虽然全书的宗旨要求、设计构思是我拟定的，并由我统稿、定稿，但本书也是教学相长的产物。这一二年来，他们每每来到我的堆放杂乱、色调沉重的书房，倾心畅谈，切磋琢磨，似乎忘掉外面商业浪潮的烦躁，重新体验一下读书人作为学术文化传承者的社会角色，总觉得有无穷的乐趣。愿此书的出版，当作这段共同笔耕读写生活的温馨纪念。
王水照
图书编辑 | 王汝娟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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