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的产生
1.商代已具备产生玺印的条件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印章，多是用铜、锡、铅的合金(间有用银)铸成的战国古玺。印文奇古，有的已无法认识。
玺印的产生需要三方面的条件：要有较完善的文字作前提：二要有熟练的刻字技巧；三要有较高的冶炼、铸造技术。就这三点而论，商代已经具备了。
从文字和锲刻技巧来看，甲骨文不但比较完善，锲刻技法娴熟，而且字体结构、章法，也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从冶炼、铸造工艺来看，商代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已达到高峰，著名的“后母戊”鼎是其代表作，它重875公斤，形制雄伟，饰以蟠龙纹、饕餮纹，华丽堂皇。此器用铜、锡、铅的合金铸成，比例为：铜84.72%;锡11.6%;铅2.79%。和汉铜印的合金比例相接近国，鼎腹内有“后母戊”三字其结构和古玺文类似。
“后母戊”鼎
1930年左右，北平尊古斋有三方类似玺印的“古物”(据说出土于股墟，详细来源不明)，青铜质，有环钮(有的资料说：有一方小鼻钮)，有的学者认为是殷代遗物，也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说是商代官印，也有人认为它尚未脱离母范的性质，或属“族徽”之类，称为印章尚值得商榷。
甲骨文、后母戊鼎和三方类似玺印的“古物”，说明商代已具备产生玺印的物质、技术条件。可是类似玺印的商代遗物极少发现，说明商代社会生活或许还没有使用玺印的需求，玺印尚未产生或还没有广泛使用。
北平尊古斋的“古物”（一）
2.春秋时期玺印应运而生
鲁迅先生曾说：“尝闻艺术来源于致用。”(《蜕龛印存.代序》)作为实用艺术的玺印，必然是适应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至春秋时期，玺印应运而生。
从历史记载来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存秋中期。般认为量 印产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才普遍使用。
玺印所以产生于春秋时期，主要由于：
(1)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代已出现了商业，但还不够发达。春秋时，商业在各诸 侯国同广泛发展起来。如郑国商人和公家订 立盟约：商人不能背叛公家，公家也不能干涉商人的经营。郑商的足迹南至楚，北到晋， 东到齐，走遍了黄河长江流城。又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善经商，家累千金，所到之处可以和王公贵族分庭抗礼。据说孔子周游列国，在经济上全靠他的资助。
随着商业的发展，物资交流频繁， 需要一种类似符节的信物，作为转运和存放货物的凭证，于是复印便应运而生。(周礼●地官.掌节》中说：“货贿用玺节。”注释说：“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可以说玺节是古代允许经商的凭证。
北平尊古斋的“古物”（二）
(2)适应政治制度变化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力征，战争频繁。宗族制逐渐破坏，家族制逐渐兴起，贵族分封制再难通行，郡县制代之而起。世卿世禄制动摇，异国人也可做官(如范睢本魏人，秦昭王拜为客卿)，邑宰、县大夫可以随时调动。军队的指挥权已不再为贵族独掌，甚至有功的俘虏也可以被提升为指挥官。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再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任命官吏需要授予一种行使权力的信物，玺印的产生又增加了新的社会需要。
北平尊古斋的“古物”（三）
3.玺印是由符节、母范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实用艺术的产生，一般要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观察历史文物，玺印可能是由“母范”和“符节”演化而来的。商代的陶文，有的是用“字范”压上去的。在安阳股墟展览馆中有一件残缺的白陶器盖，内部有用字范抑印的两个人字，有人释为“从”字。
从
上文提到的三方类似玺印的古物，可能就是这一演化过程中的产物。至战国，齐国的陶文绝大多数是用“字范”直接压出来的。少数青铜器，如齐量器“右里升”上就有“右里故怨”的印文
右里故怨
楚国金币上也有鏨戳的“郢爰”“陳爰”等印记。这类“印章”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脱离“母范”的作用，或兼“母范”、“印章”双重用途。
“郢爰”“陳爰”
清代徐坚《印浅说》认为：“玺节者，既为符又加印于上。”《周礼》的注释也说：“印，即手执之节，其文正，不可印，印则反矣。”在传世的古玺中，既有像符节那样“合二为一”的玺印，楚国还有“三合一”的玺印。也有印文全反的印章。
合二为一的印章
合三为一的印章和印文相反的印章
古代玺印的用途
1.在商业上的用途
(1)是古代通商的凭证
《周礼.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注释:“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使人执之以通商。”而“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所以用现代话来说，玺节既是古代商人的“营业执照”，又是“商品出口证”。
(2)检封货物保证安全转运
汉代刘熙在《释名●释契书》第十九中说: “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又说:“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讨也。”大意是:玺印既可封物以保证安全转运，又可作为提取货物的凭证。
专室之玺
(3)封存货物以待买者
《周礼.秋官.职金》:“辨物之媺(mei,同“美")恶与其数量，楬(jie, 作为标志或指示的木桩)而玺之。”意思是说:货物检验后，用玺印封起来，并将其数量和质量写在木牌上。“以待不时而买者”(《周礼.地官.泉府》)。看来“揭”的作用有三:一一是，作为封存货物的标志;二是，起到广告牌的作用:三是，作为提取货物的凭证。
2,在政治生活中的用途
(1)官印是行使职权的凭证
自战国以来,历代王朝任命官吏必授玺印,作为行使权利的凭证。其作用在秦以前,类似现在的工作证。后来,渐类似现代的军衔了。这些作用从历代的印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来。
秦以前,无统一的印制规定,“人臣皆以玺玉为印,龙虎为钮”(唐宋佑《通典》),比较自由。当时的“官印”,除印面上刻有官职外,印体上没有级别高低的标志。秦灭六国后,在少府设“符节令丞”,专门掌管玺印。并严格规定,天子之印称“玺”,其材用玉。其他人的只能称“印”,用铜材。从此开始以不同的印式、印材、称谓作为区分官职高低的标志。但绝不能由此得出:“印之始先于印章者,始于秦也”的结论。因为在山东出土的“工师之印”,用的是六国文字,“工师”又是齐国的官职,专家认为它属于战国古鉨。
汉代印制，更为具体。关于称谓的规定:皇帝、皇后、诸侯王之印称“玺”;列侯、乡亭侯、将军、部属、郡邑令长称“印”;列将军之印称“章”。关于印材的规定:皇帝之玺用玉，诸侯王之印用金; 禄位二千石用银;千石以下用铜。关于印钮的规定:皇帝、皇后用螭虎钮;诸侯王用驼钮; 列侯及中二千石用龟钮;千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鼻钮。东汉光武帝更对印绶(系印的丝带)的颜色作了规定:皇帝印绶为黄地赤彩;皇后赤绶; 诸王線(li, 深绿色)绶;公侯紫绶;中二千石以上青绶;无秩比六百石以上墨绶;二百石以上黄绶(参阅《汉旧仪》、《文献通考》)。所以在汉代佩印的作用，有点类似现代的军衔了。人们只要看一下官吏佩印的材质、钮式及绶带的颜色，就可知道他的官职等级。
军假候印
唐宋以后官印变大，不便佩带，便按印材、印面大小、印体高低与薄厚、印台分儿级、印的重量、印文书体等，作为区分官职等级的标志。如宋代规定:“皇帝之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文献通考》)“皇后之宝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螭钮”(《宋纪)》);“诸司皆用铜印，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三司、尚书省诸印，方二寸，惟尚书省印不涂金，馀皆涂金。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涂金;馀印并一寸八分，惟观察使印涂金”(《文献通考》)。
安唐县之印
至金代，除印材、印面大小、钮式等规定外，又增加了以印的重量来标志官职高低。《续文献通考》说:“天会六年，始诏给诸司印....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并金印，方二寸，重八十两，驼钮;一 字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四十两: ....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 ....品印，方一寸一分，铜，重十四两。
移相哥大王印
至元代，除印材、钮式方面的规定外，又以“印台分几级”作为区分官职高低的标志。元代规定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
至明清,又规定各种印所用书体。明代规定王玺、玉府之宝,用玉筋篆;将军印用柳叶篆或螭鼎文,其他官员用九叠篆或八叠篆。清则规定皇帝玉玺用玉筋篆,其他官员用尚方大篆(九叠篆)或小篆,具附满文。
(2)用来钤盖“封泥”
古代文书多写在竹木简犊上,为防止传递中别人拆看,不但用绳捆扎起来,还在绳结上放一丸软泥,钤盖上印章,称为“封泥”或“泥封”,其作用似现代的火漆或铅封。清末在山东、新疆等地出土了大量封泥。其外形多为不规则的圆形或方形缺角。正面有印文,背面有绳结痕迹,印文与边浑然成趣,得古朴深厚之美,所以“封泥”不论在艺术上,还是考古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新城丞印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官印等级森严,那么封泥有无等级?有的,《后汉书祭志》记载:皇帝诏书用紫泥,封禅之玉检用金泥(水银和金为泥),一般官吏用青泥。或问:为什么古代有的玺印的四周高起,印文和图画却在凹处,这样怎能印在纸上呢?对这个问题,出土的文物已作了“解答”因为古代玺印是钤盖在泥上的,洼陷处反呈突起的印迹,比较清晰美观。有些古印,是不能印在纸上的。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在《谈刻印》中说:“余曾见一铜印,文曰‘双弟印’,印面三字,分作三层,不可印纸,此正用以封泥者也。以前一般人未见封泥,不明此制”。
齐哀园印
过去读印谱,总觉得有的肖形印虽然生动有神,但多是个大致轮廓。《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在每方印蜕下附有复制封泥的墨拓,认真读后发现,肖形印钤在纸上和盖在泥上效果大不相同。如该谱上的“鹿”,纸上的印蜕只是个轮廓,不觉怎么生动,但盖在泥上,却呈现出浮雕的艺术效果,耳、蹄、梅花斑清晰可见,鹿的形象表现得细致入微,非常生动。这一印例告诉我们,有些肖形印的注处,可能还刻有细致的花纹。
鹿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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