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0 07:36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余足云

从贫穷到富贵的感言(思想漫谈官到能贫乃是清)(1)

清代学者戴远山曾给在外做官的友人写过一副对联:“诗堪如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其意为,能甘于清贫,乐于守穷,是做个清官、好官的必备条件之一。真正的清官廉吏,大都为官一生,清贫一世。这也警戒为官者,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不贪财,“能贫”“能穷”应成为当官者一种内在的信仰、信念和品德追求,而那些当官贪财者,终会因聚敛而亡。

《昨非庵日纂》记载了一则当官“能贫”的故事:明朝汪汝达到浙江黄岩做县令,用自己的俸禄修筑城池。为官二十年,清白如月。离任时,下属送他钱财,说:这是你应得的。汪汝达吃惊道:做官的除俸禄之外,还有其他应得的?不接受。汪家境贫困,以致吃饭都朝不保夕,只好卖掉房子的椽。黄岩的官吏、百姓知其贫困,凑80两白银救济他。但银两到时,汪汝达刚病死,于是用作了丧葬费。

曾国藩也是一位“能贫”的官员,一生为官奉行一个“穷”字。他在家书中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在他看来,只要人的信念如春天般朝气蓬勃,物质上贫困又能算什么?曾国藩自己可谓官场“苦行僧”:每餐只吃一个蔬菜,史称“一品宰相”;衣服常有补丁,而立之年缝制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30年。晚年虽位高权重,但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

古代为官者尚能以俭为荣,恪守清贫,共产党人境界应该更高。杨善洲是“穷”官的代表,他在任期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一张书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退休后,来到条件恶劣的大亮山,长住油毛毡棚。去世后,身旁只留下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个烟斗,留下一个仍然需要刨土取食的家。中科院院士卢永根家的家具、摆设基本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水平,却将毕生一点点积攒起来的880多万元积蓄全部无偿捐献给党的教育事业。武汉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汉军的家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楼,墙上有水渍的痕迹,门下是开裂的白漆,很多年头的蓝色布艺沙发,“真是太震惊了!”这是所有认识杨汉军的人不约而同说的话。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既然选择为官从政这条路,就必须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把自己锤炼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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