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到长安大戏院看了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出品，张建峰主演的京剧《大钊先生》，想起自己观看奚派第三代传人演出的经历。
2007年，我曾观看过重庆京剧团出品、张军强先生主演的京剧《大足》、2008年观看过张建国先生连演一周不翻头的京剧老生专场。我看张建峰的戏要更早更多。十余年间，大概不下数十部，但一时涌上心头的竟是三出与奚派关系不甚密切的剧目：《悲惨世界》（张建峰饰冉阿让），《下鲁城》（张建峰饰刘邦），以及最近即将正式上演的《狼牙山》（张建峰饰马宝玉）。
《悲惨世界》是2005年中国戏曲学院校内排演的实验剧目，外国名著改编，多少还有点戏保人的意思，何况那时建峰还年轻，本科尚未毕业，观众不会过分苛求；《下鲁城》刘邦的扮演者本是杜镇杰先生，但2010年12月间他突发重感冒，无法发声，北京京剧院让建峰顶上，只用了五天时间，硬是拿下了所有唱腔，救场如救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观众同样不会苛求；《狼牙山》则适逢建军九十周年，是全院重点建设的剧目，对建峰来说，个人压力也不能算大。《大钊先生》则不同，班底是基层院团，人力物力有限，现代戏的搬演，本就是传统戏剧长期面临的难题，作为革命先驱的李大钊在各类影视剧中虽时有表现，但如何用京剧老生的表演来诠释，缺乏现成的楷范。因此，张建峰演出《大钊先生》，比上述三出戏的难度更大。
记得当年欧阳中石先生在张建国演出周的座谈会上说，“张建国让我写个人演出周这个题字时，写时很踌躇，‘奚派传人张建国演出周’，不写‘奚派’二字好像不成，因为这会使人误以为我把建国给开除出‘奚派’了似的。但我思想上认为，这就是张建国的演出，不在于是哪一派的。”张建峰是中石先生的入室弟子，肯定不会不懂这个道理。我未及作全面统计，斗胆提出一个主观印象俟后求证：张建峰演过的老生人物，在数量上很可能超过乃师，甚至超过祖师爷奚先生。但无论他在舞台上演谁，有几个要素是必备的：举手投足得有老生的格范，唱腔念白必有奚派洞箫之美的风韵，还得符合剧中人的身份地位年龄性格，行当、流派、人物，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还不能让观众忽略演员本人的个性特点。用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段，继承前辈经过市场检验的表现特点，来塑造一个特定戏剧情境中的人物，还得体现出个人的优长与追求，这大概是最基本的艺术规律。艺术规律对真正的艺术家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法宝，而不是束缚手脚的桎梏。就张建峰这次扮演的大钊先生而言，很有些民国范儿，看得出他在运用传统手段来解决人物表现的难题上，作了不少的努力，当然，以往他表现各类人物的舞台经验在此时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检验京剧各行当基本功是否纯熟，区分各行当的表演特征，演员的一戳一站、行走的脚步尤其重要，眼神与脚步的运用，是两项只能靠训练而很难借助化妆造型的技术标准。前面说到的民国范儿，其实也源自前朝的风神和风貌，李大钊生活中的形象，其实帮了建峰不小的忙：他穿长衫布鞋，只要出场时右手微撩前下摆，步履坚毅稳重——这样的脚步儿，对于安工老生而言，并不难把握；李大钊身材高大，和建峰本人形象接近；李大钊自幼手不释卷，书卷气自不必说，气质中还充满了朴实与平易——书卷气契合奚派的审美追求，朴实平易则与建峰本人的性格相接近；更巧的是，建峰和大钊同为河北人，建峰今年也是三十九岁，恰与李大钊就义时同庚。
其实，听说过李大钊这个名字的人，可能未必都对他的人生历程有多少深刻了解，但眼前一定会浮现出他戴着圆框眼镜和两撇浓密八字胡的形象。换言之，假如当年李大钊不留髭须，恐怕那张俊扮的面孔就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人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老生行（这个名词过去更多用“须生”，可能更准确些），无论扮演什么时代的人物，其造型中切不可缺少髯口，戏谚有云：扮上不像，不如不唱。可以说，与表现好唱念做打一样，人物造型对塑造好人物也具有几乎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大钊先生》是现代题材，而李大钊的这些生活形象，对于建峰塑造舞台形象是极为有利的，当然，仅只把握外形还不够，梅兰芳先生曾说，要演好《牡丹亭·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要掌握一个“静”字诀，而各种历史记载中的李大钊（包括他的子女），则是无论经历何种艰险，都不动如山，窃以为建峰这次在处理人物形神的关系时，较好地把握了一个“稳”字诀，期待他未来能更加扬长避短，使大钊先生成为自己所演人物画廊中的又一代表形象。
当然，完成一台戏永远要靠集体的力量，哪怕是一个人的独角戏，编剧的构思，唱腔的设计，伴奏的配合，布景、灯光、音响等等，缺了谁都会影响整体的舞台风貌。李大钊受审一折，张建峰完成得很出色，将来有机会说不定可以作为折子戏单演，但不能忽略费玉明老师出色的唱腔设计，用京剧的旋律来表现李大钊对平生理想事业的坚定陈述，更不可忽略分坐两边的四位审判员精心设计的对白，这个安排，既有历史依据，又有传统舞台特色。曹阳阳前几天刚独立扮演了《酒丐》中的范大杯，唱念做打均很吃重，《大钊先生》固然以李大钊为中心人物，而他扮演的小反派人物侦缉队王禄好，上场不多，但个性鲜明，技术技巧使用恰到好处，很好地反衬了李大钊的光辉形象，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现代戏中最难表现的行当就是小生，刘明哲对叛徒汪若白的念白处理，适当揉入了小生行的音色特点，加之给人物设计了昆曲表演的爱好，恰好符合王瑶卿先生“找俏头儿，安玩意儿”的人物塑造口诀。
节目册上还有一处悬念的设置有点意思：陈俊杰扮演的“老狱卒”，在李大钊就义的前夜，与之进行了富含深意的对话，最后才对观众亮明身份：他就是“最高当局”张作霖！对手下宣布完对李大钊的死刑命令后，他居然表示，想看一看李大钊向他介绍的反贪题材昆剧《鸣凤记》……在真实的历史中，李大钊被宣布死刑后立即执行，没能被给予留遗嘱的机会，张作霖虽对其是否处以死刑有所反复，但也绝不可能与之见面叙谈，舞台上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显然是对生活真实的虚构，但不以脸谱化的方式简单展现张作霖，反而给观众提供了这个历史人物复杂的、又具有艺术真实的充分想象空间。
近日，偶然读到张次溪先生于1951年撰写的《李大钊先生传》，其中记载了李大钊早年曾号龟年，不禁又想起《长生殿·弹词》中，宫廷乐师李龟年暮年流落民间，最终喜遇知音授以平生所学的故事。李大钊在距今九十年前慷慨赴死，曾云未来青年定会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及世界得到成功，亦如李龟年一样期待知音。京剧《大钊先生》将来如有机会细加打磨，也定会如李大钊获得无数革命后继者一样，在观众中得到更多知音。
文：张一帆
供图/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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