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读《孟子》者，多为梁惠王感到惋惜。他本质良善，性格直率，也能谦卑，又爱惜人才。但是遇到孟子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实现“君臣相遇”的传奇。心系天下后世的司马迁，怎能不废书而叹？
梁惠王所求之利，未必是个人财产。他作为一国之君，考虑的主要是国家利益。但是，他与当时天下诸侯一样，对利字的理解就是开疆拓土，富国强兵，称雄天下。为了这个目的，梁惠王将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所以魏国又称梁国，魏惠王又称梁惠王。
之所以称王，是因为当时天下比较大的诸侯国都自立为王了，不再理会周天子分封的爵位。如果按照爵位，魏国只是侯爵。其国君当称为魏侯。
迁都后，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也就是高薪招聘人才，给予很高的礼遇。孟子觉得梁惠王比较真诚，所以才来到魏国。对于孟子的到来，梁惠王非常高兴。当时天下各诸侯国都在招贤纳士，而孟子的贤德名扬天下，能到我大梁来，怎能不喜悦激动。想来定会有强国之雄策。
没想到，孟子一见面就给梁惠王泼一盆冷水。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值得记住的尬聊名场面吧。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应邀来见梁惠王。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想必已有助我富国强兵的策略吧？”孟子回答说：“王为什么一定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王说：‘如何使我国得利？’大夫说：‘如何使我家得利？’普通官员和老百姓说：‘如何使我自己得利？’如此则是国与民争利，而国家就危险了。为了私利，公卿敢杀天子，大夫敢杀诸侯。虽然公卿的俸禄可达天子的十分之一，大夫的俸禄可达诸侯的十分之一，不算少了。但如果为利而弃义，则必夺为己有，否则是不会满足的。有仁心的人，没有不爱其父母家人的；循道义的人，没有不拥戴国家的。王只要考虑仁义的问题就够了，何必谈利呢？”
何必曰利
国家不能求利，百姓可以求利，藏富于民。此是孟子的政治理念之一，亦是大学主旨，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万世不易的治国之道，治国绝对不可以争利。民间的财富不可以由执政者直接拿来管理和分配。否则官民不睦，国之危矣。国与民争利，是教民相争也。执政者在上位，上行而下效。上取利，官员取利，民众亦取利，然利有限，欲难平，必起争夺杀伐。
国家治民，其重点在礼乐政刑，教化引导老百姓向善、自强，移风易俗，使民风醇厚，让他们感到温暖、尊严、自由、舒畅。至于经济发展，只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老百姓自然能致富。
公私义利，毫厘之差
朱子曰：“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人心未动之时，都是善的。人心感于物而动，便是起心动念。然此意念经过心理结构的折射、变形，最后投射到外在事物上，就有了善恶对错好坏高低之分别。心理结构不同，人对事物的认知也不同。比如口渴为一事，人心感于口渴而动，无非是要喝水。喝水是为了生命的持续，便是天理之公，纯善而无恶。但是，这个意念经过人心时，加上了口味的嗜欲，变成了想喝冰镇饮料。而在饮料之中，还有高低贵贱之分，还要喝好的。这便是一种贪欲。
所谓的人欲，不是饮食男女之欲，而是贪多求胜之欲。
义就是循天理，利就是殉人欲。梁惠王以追求国富民强为名，实际上是他自己争贪求胜的欲望，想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君子取利
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
孔子罕言利，并非觉得谈利有多丢人。干卦元亨利贞也有个“利”字，利者，利于生生以和于天地也。这与义的内涵是一致的。所以，义是天下利，是万世利。但是专务于求利的话，便容易变成眼前利，少数人之利，甚至个人之利。
所以《大学》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换算成家庭教育，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眼前小利，其人格健全才是长远的利。急于眼前，必害了长远。所以，家长之义便是慈爱。
甚至连商人也不能专务于获利，而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先有义，然后利才稳固长久。若无义，即便有利也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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