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改革措施、一种哲学思想，乃至一种宗教的诞生，都绝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必然有适合其滋生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管仲变法时，中原和齐国的外部环境是怎么样的：在齐桓公继位的时候，中国古代史上永不停歇的外族侵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当时的中国，也就是以河南全境为中心，包括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山西南部、陕西南部这一块地方上的古代中国人，也到了开始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侵略主要来自二个方向，一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注意不是游牧民族），二是南方的南蛮楚人，不是我污蔑湖北湖南的同胞哈，在当时，这些地方对华夏民族周朝人来说就是外国。
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还稍微好点，这些少数民族虽说战斗力强悍，但是和中原诸侯的情况差不多，他们也是一盘散沙，遍布在北方的山区里，不像楚国已经基本统一了江汉平原。
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戎狄二种，其中的戎就有北戎、山戎、姜戎、陆浑戎等等。狄有白狄、赤狄、长狄等等。都是部落众多。
他们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诸侯，不过古时候往往越是落后的民族打仗越厉害，很多先进文明都是被落后文明消灭的。比如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迦太基人、西哥特人，汉朝的大敌匈奴人等等，这些落后民族向来都是先进文明的噩梦。
由于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文明远远落后，他们侵略中原的目的和楚国有所不同。楚国在三百年来统一江汉平原的过程中，与周王朝分封在江汉平原的正统诸侯融合很深，楚人善于学习，华夏文明的先进生产方式、文化礼仪、组织制度都学的很到位，虽然他们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但是他们的文明程度并不比中原诸侯差。
北方少数民族则大多还处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模式，没有什么分封贵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甚至连文字也没有。平时靠天吃饭，打打猎、采采野果，简单的刨刨地扔点种子，爱长多少算多少。
要是遇到点天灾人祸，食物短缺了，他们也不急。旁边没多远就是中原诸侯的农耕经济富裕地区，拎上平时打猎用的武器，在部落族长的带领下，瞬间就成了占山为王的土匪抢劫犯。
他们要的只是中原民族的粮食、生活物资、人口牲畜等等，对占领城市的兴趣不大。定居下来老老实实的种地，不是他们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给他们农具也用不来，管理城市和大规模农业生产所需的相关文化、制度，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所以他们的入侵，基本上是抢一把就走。
楚国就不同了，他们的经济模式和中原一样，楚国自打西周东迁后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的很快。趁着周王朝统治力下降，中原诸侯乱做一团的时机，很多西周时代分封在南方，专门用来压制南方蛮夷的姬姓诸侯，被他吞并殆尽，然后兵锋向北直指中原核心地带。
周国建国的时候自封为王，封了我们楚国一个小小的子爵，还派了江汉诸姬来监视、欺负我们楚国人。如今风水轮流转，我们楚国也自封为王了，我们也要入主中原、分封诸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啦。
这不是来抢粮的，这是来要命的。对楚国的恐惧，早在郑庄公时代，中原诸侯就已经有深刻的感受。
到了齐桓公时代，中原诸侯还没打出个所以然来，还是谁都奈何不了谁，面对南北二大强敌的虎视眈眈，一盘散沙的诸侯们再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能到现在就没有中华文明了。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给齐桓公政府出了个大难题，不争霸不能保证自己齐国的安全和发展。然而按照人类以往的斗争经验，争霸就意味着要打仗，要用武力压服中原诸侯。但是继续打仗，又会给楚国可乘之机。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只能“和平称霸”。这在二千七百年前的世界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理念，完全是当时的外部环境逼出来的，非常有突破性，但是也非常合理。
从人类进化到有团体组织（原始部落）开始，人类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石器时代拿着石头、木棒互相砸，青铜时代拿着长戈互相啄，铁器时代拿着长矛互相捅。
现代文明多了，没这么血腥，满天都是飞机导弹，不用见面就能打得你鸡飞狗跳。
这是斗争的技术手段，属于战术层面。虽然战术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创新，但是，不管你拿着什么玩意儿互相削，战略层面的斗争本质却从古至今从未改变过。
谁是敌人、谁是盟友，谁是可以拉拢的，谁是必须提防的。怎么分裂敌人的阵营，怎么壮大自己的阵营。什么条件下可以主动进攻，什么时候必须收缩防守。
反正目的就一个，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让所有的对手屈服在自己的控制下。
既然战略斗争的目的是令对手【屈服】，那么有没有不打仗也能做到这一点的战术手段呢？
有。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都知道当今世界上除了一般的常规战争，还有一种斗争形式，不用动枪动炮、杀人掠地，叫做经济战争，非常温柔，只用做做生意，掐住对手的经济命脉，就能达到令对手【屈服】的目的。
要打赢经济战争，需要二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实力，也就是齐国称霸十六字方针里的第二条“武力威慑”。这是为了保证对手在打输了经济战争的以后，不敢气急败坏的轻易和你打一场常规战争。
二是拥有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实力，最好还有一个全世界都无法拒绝的畅销产品。就像现在世界上通用的美元，钱，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商品。
鉴于二千七百年前的中国商品种类还很少、很落后，金属货币都还处在初级阶段呢，更别说发明金融商品了。
那么齐国是否具备这二种经济争霸的条件呢？还别说，虽然很落后，但他还真的具备这二个条件。
不管什么时代，每个国家最不可或缺、也最赚钱的生意是军工贸易和粮食贸易。不过在春秋时代，这二种产品都不是常用性的流通商品。因为这两样是每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一般都是自己国家内部解决的，轻易不敢依赖进口受制于人。
其他流通量比较大的商品也就是服装和食盐的经济效益最好，生产食盐没啥技术含量，靠海的国家都有，齐国垄断不了。剩下利润最好的就属服装了，而齐国从姜老太公开始，就大力发展这一行业，这是齐国的传统优势产业。
据《史记·殖货列传》介绍，由于齐国靠海，对农业来说，土壤条件不算太好，盐碱地多。这在农业社会里很吃亏，粮食出产量比起中原内地要差很多。
所以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从齐国开国老祖宗姜太公开始，就“劝女工，通鱼盐”鼓励发展服装业和海鲜、海盐出口贸易。
其中服装业发展的最好，好到什么地步呢？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翻译：齐国高档时髦的服装服饰包括衣服、鞋帽、腰带、装饰品，畅销全中国，商人们趋之如骛，袖子接着袖子、前脚接着后脚的到齐国拼命采购。
有了这个拳头产品，齐国就具备打经济战争的条件了，因为服装业有很多不一定是齐国自己能生产的原材料，要依赖进口，这就会和其他诸侯国之间形成一条产业链。而成品都是由齐国生产销售的，齐国自然而然的站在了这条产业链的顶端。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记载了一个齐国对鲁国发动经济战争的实例。
齐国自己能生产的原材料叫帛，这是种没有花纹的白色丝织品。邻居鲁国向来出产绨，是一种比较厚的丝织品，色彩比较多。
在管仲变法以后，齐桓公想要对付鲁国，管仲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齐桓公带头穿绨制的高档服装，出席各种活动。由于国君带头做代言，齐国中产阶级国人们就上行下效的全都穿起了绨制服装。又由于齐国服装畅销天下，引领了天下服装的流行趋势，于是诸侯国的国人们也都喜欢穿绨制的服装了。
等绨制服装成了流行的主流以后，管仲又请齐桓公改穿本国帛制的服装，齐桓公再次代言，又把天下的服装流行款式改成了帛制的。齐国停止向鲁国进口绨，中断了二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原来流行绨制服装的时候，鲁国生产的绨供不应求，为了完成来自齐国源源不断的采购订单，鲁国政府大力发展纺织业，搞得全国农民都不种粮食改为从事纺织业了，鲁国也因为这个产业发了大财。
等到天下流行趋势改过来的时候，鲁国猝不及防，全国生产的绨卖不出去，农业又荒废了。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斗争形式的鲁国，这一下国家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前后不过五六年时间，鲁国被迫向齐国屈服，齐国这才恢复了双方的正常贸易往来。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次有国家以经济战争的形式压服了另一个国家。不幸的鲁国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在齐桓公继位时，中原地区还是只有齐鲁宋卫郑五国具备争霸的实力。他继位后不久，宋国发生内乱，第一个退出了争霸的行列。卫国北面紧邻着太行山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有后顾之忧，虽然实力不俗，争霸却有心无力。郑国的分裂还没结束，他的南面还有楚国虎视眈眈的直接威胁，和卫国一样力不从心。这时候齐国争霸中原最大的竞争对手就只有鲁国了。
以前，中原的上一代霸主郑庄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宋国，通过连续多年的军事打击，打得宋国臣民再也受不了，自发的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宋殇公，换上了亲郑的宋闵公，从而使郑国彻底收服宋国，称霸中原。
齐国这次收服鲁国用的方式温柔而致命，效果是一样的。用一场不见刀兵的经济战争，击败并且联合了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当齐鲁二国联合成一个经济体的时候，剩下诸侯国们的问题就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了。
齐国的这一个大招，就是历代兵家所向往的，国家之间斗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仅此一招就大致完成了对中原诸侯“和平称霸”的目的。
虽然这次经济战争的过程看似很简单，但是为了拥有发动这种战争的能力，管仲必须先对齐国进行改造，做好打赢这场经济战争的准备。
因此在齐国进行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家变法运动的一切政策法规改革，其实都是围绕着“和平称霸”这一目标展开的。
要想和平称霸，就只能用经济战争的方式。
要想打赢经济战争，就必须发展本国经济。
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鼓励经商。
要想鼓励经商，就必须施行依法治国。
管仲的法家改革，说白了其实就是：自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把纯粹的农耕经济社会，进行适应商业发展的社会改造运动。
也就是在单一的农耕经济下，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无法向外拓展获得新的土地，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时候，必须开发出另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管仲和齐桓公找到的增长点是商业。
这其实和以前周厉王想把山川之利收为国有的改革思想一样，都是在农业经济由于受到外族入侵的影响，国家发展空间受限，无法去开垦或者抢占别国更多的田地，以保持自己国家经济增速的情况下，再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那么，为什么鼓励经商就一定要施行依法治国呢，让我们举个年代没那么久远、记载比较清晰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公元1215年6月15日， 在与法国争霸欧洲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英国国王“失地王”约翰，又在国内遭受重大打击，这一天，他被迫坐在温莎堡兰尼米德草地的会议桌前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就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起源，《大宪章》。
自约翰登基以来，对法战争不断失利，英国失去了欧洲本土大陆的大片土地，约翰由此得了“失地王”这个雅号。凭胸而论，这个倒霉的外号比起他哥理查一世“狮心王”的外号来说，那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急于翻本的约翰王疯狂的在国内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以筹集军费，逼得全国上下从贵族到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他们最终联合起来打败了国王，逼着他坐到谈判桌前和大家谈判，大家一起来帮国王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大宪章》一共有63条条款，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王权、尊重英国大小贵族以及普通老百姓的自由和财产。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努力搞生产、做买卖，给国家上税，你国王说好收多少就是多少，不能由着你隔三差五的想收就收，税率想改就改。
我们辛辛苦苦的挣钱，交完税后剩下的都是我们的利润，能挣多少那是我们的本事，你国王不能眼红，不能随便找个理由没收我们的财产。
国家要打仗抢地盘，需要钱，要借贷，没问题，我们可以借给你，多少利息、什么时候还也得说好喽，就算你是国王也不能赖账。
这是英国第一次制定高于封建王权的法律，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自由、安全的发展环境，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以此为起点，经过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破君权神授的封建宗教思想束缚，直到最后的光荣革命。西方资产阶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前赴后继、契而不舍的把资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了西方封建王权的统治，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资产阶级彻底挣脱了封建王权的束缚后，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资本的力量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从这个历史记录比较清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在一个封建王权高于一切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王权随时会侵夺工商业的利益，继而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封建王权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发生在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是工商业代表也就是资产阶级突破发展瓶颈的第一次抗争，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就像是一个被大石头压住的小树苗，拼命的顶开了那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终于茁壮成长成了一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王权高于法律的社会形态既然不利于社会发展，而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前进的浪潮不可阻挡，这一阻碍迟早要被打破。
区别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是自己发现这一问题，自觉自愿的、有条件的去改变它。还是社会下层为了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自下而上的去彻底颠覆它。
约翰王的迟钝，使他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冲开阻碍封锁的突破口。而我们远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齐桓公和管仲为主组成的齐国政府，是自己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且他们有勇气去突破千百年以来的传统束缚，自己举起了改革的大旗。
虽然这种改变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迸发出来的勇气和创新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钦佩和尊敬的。
不过很可惜，即使中国的法制社会开始的很早，却注定无法培育出自己的资产阶级，因为自上而下的法制建设，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工商业的自由发展，而是要调动工商业人口的积极性，更好的为王权服务。
这种突破远没有自下而上的改变来的彻底，反而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断绝了中国工商业人口进化成资产阶级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回到春秋时代的齐国，来看看管仲为了鼓励工商业发展，对齐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的改造。
他把国人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农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农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士农的意思就是从事军事和农业的人口。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士农乡和六个工商乡，齐国二大上卿国氏和高氏各管五个士农乡。
每个国人乡的组织是这样的：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一乡二千户人家，一共编成二十一个乡，齐国共有四万二千户国人。
郊外的野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村民，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有五属，设五个大夫管理。齐国野人村民共有四十五万户。
这段记录在《管子》里的文字，从侧面提供了当时齐国的人口数据，算他每户平均至少有二个成年男女，二个孩子二个老人。那么齐国大约就有三百万人口，上下偏差大概五十万吧。
作为给齐国经济霸权保驾护航的“武力威慑”，也在这次改革里建立起来了。每个国人士农乡整编为一个有二千名士兵的战车步兵混成旅，一共组建了十五个旅，五个旅一个军，共三个军，齐桓公和高、国二位上卿各指挥一个军，共有三万名装备精良的中产阶级国人战士。这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常备军。
如果管仲让那六个工商乡有资格参军的国人都参军的话，齐国将拥有一支四万二千人的常备军，齐军兵力将增加近30%。
但是管仲宁可少要一万二千名战士，也要组建一支专业的齐国工商队伍。
因为在管仲的心中，在即将对诸侯国发动的经济战争中，这支工商队伍将发挥比齐国正规军更大的作用。
这是齐国一支不穿军装的军队，他们要打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一万二千户新增的从事服装业的工商人口，加强了齐国拳头产品服装业的产能。如果只是为了针对齐国国内的中产阶级市场，肯定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建立这支工商大军的目的，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出口，针对的消费群体是全天下的中产阶级。
“冠带衣履天下”还不够，以前天下国人就算有钱，一年也买不到几件新衣服，现在我的产量够你想买就能买的。
而这些响应国家号召的齐国工商户们，就是国家鼓励和允许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齐国人。他们是齐国经济改革的先锋。
法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定分止争”，实际上就是明确物权法以保护私人财产。你们去经商致富，国家按比例收取一定税收，很低，只收30%的增值税，其余的利润都是你们自己的。
而且“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政府不会轻易改变法令。你们放心大胆的去干，挣了多少，政府都不会眼红，还会保护你们的私人财产。
于是齐国的这些工商户们就像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一样，从以前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型到了市场经济模式，积极性空前高涨。
而这种转型给国家带来的变化，经历了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我们中国老百姓有目共睹。
自管仲变法以后，中国才开始出现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因为这次改革后的效果，让天下各国的君主们认识到发展和保护工商业，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在管仲以后的各国法家改革家们，继续不断的突破传统、与时俱进的把法家改革发扬光大。
为了发展国内的经济，管仲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政策，详细内容就不说了，这里只说他的指导方针，很简单就八个字“刺激消费、富民强国”。
说来惭愧，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也最近几年才刚刚理解这一理念。人家管仲二千七百年前就懂了，这家伙怕不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吧。
而他发展经济的这八字方针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正确理解上。这个理解也很简单，最关键的也是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翻译：憋整那没用的，老百姓嘛，家里有粮心里不慌，自然懂礼貌有节操。吃的饱穿的暖，自然知道荣辱廉耻。一语中的、提神醒脑。
没指望你们发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懂礼貌知荣辱，服从管理、遵守社会秩序、做个五讲四美的好公民。人嘛，一辈子就图个吃饱穿暖，有间房有块地，稀里糊涂生下来，想方设法活下去而已。
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果统治者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被统治者，还想要治理国家，那就是痴心妄想。
那么什么样的人民最好管理呢？
管仲的理解是：“民富则易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有财产了就会想着守着自己的安乐窝过安生日子。
“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有家业就有了牵挂，有牵挂遇事的时候就得多想想了，不会太冲动，轻易不敢得罪政府，怕犯法获罪把好日子毁喽。
这就好办了，“敬上畏罪则易治也”。你有怕的就好治理多了。
反之“民贫则奸智生”。穷的吃不起饭了，偷摸拐骗的坏主意全来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一无所有、贱命一条，谁怕谁啊，那就不好管理了。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才是人性。
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纯属放屁。
“人之初，要吃饭。”、“吃不饱，性乃迁。”才是正理。
儒家把长治久安的希望全压在了教育上，想通过教育，让人民弃恶从善，让君主仁慈博爱，从而达成一个和谐社会。这在政治上相当幼稚，所以孔子只能被供起来当摆设，一生从未在任何国家当过执政者，以后再说他。
只有理解了人民的需求，理解了人性，才能保证施政方针不至于走偏。
毫无疑问，这是“民富国强”这个理论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也是“刺激消费”这样的现代经济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发明文字后的记载中。
天纵奇才，想当时所不敢想，创前人所不能创。管仲不愧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古代经济学家。
“刺激消费”思想的出处，大家要是吃饱了撑的实在没事干，可以去看看《管子》这部书的第三十五篇《侈靡》。这里我随便挑几个其中的句子给大家看看吧：
“问曰：兴时化若何？对曰：莫善于侈靡”。翻译过来就是：“齐桓公问：怎样振兴当前的国家经济？管仲回答：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奢侈消费。”
为了强调政府鼓励奢侈消费应该达到的程度，管仲又举了一个夸张的例子说：“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翻译：“把鸡蛋雕好花纹煮熟，把柴火雕好形状再卖。”这才能卖出高价嘛。
然后还有鼓励贵族大搞工程建设调动全国产业链的举例：“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翻译：“鼓励富人建大规模的墓地，这样就可以雇佣贫民来干施工建设。墓室的装修要精美，这样画工、石匠就有活干了。棺椁要够气派，这样木工就有活干了。
陪葬的衣服要够多，这样针织女工就有活干了。这还不够，祭奠的器具、送葬的仪仗、陪葬的物件都要丰富，让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人都有生意可做。让参与所有墓地工程的人都能得到好处，国家在战守的时候他们才能踊跃出力。”
这种大型工程建设，就不仅仅只是鼓励消费了，也可以看作是鼓励有钱人进行投资的一种形式。
等于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二千七百年前的管仲都已经干过了。
还有什么：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翻译：有钱人多消费，穷人才有赖以生存的活计。才能让百业振兴，老百姓都能吃饱饭。
为了搞活经济，管仲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灯区，他在临淄城内搞了七所妓院，每所100名妓女。反正你们没事也会去林子里搞野合派对，白白被臭男人占便宜。
还不如为国家做点贡献上点税呢，吸引更多的客商来齐国，顺便给你们找个工作，让你们自己也挣点钱，别白白浪费喽，一举多得啊。要是妓院也拜祖师爷的话，供奉的应该是管子。
类似这样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举出了。我们只要能理解管仲变法的思想方针就行，其他的具体措施都是旁枝末节，不必深究。反正就是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让贸易市场热闹起来，让社会财富流动起来。
这些方针政策带动了齐国全国的经济产业链高速运转，很快，齐国的国力成了当时中原地区最强的。
如果要用武力夺取霸权，那么国家的经济体系应该是封闭的，要尽量在自己国内解决对战备物资的需求，这是为了避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
如果要发展经济，那么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开放的，尽量创造一个周边相对平静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和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
所以齐国经济强国、和平称霸的政策，也带动了鲁、卫、宋、郑这帮以前打的跟乌眼鸡似的中原几个强国，跟着齐国一起放下屠刀、立地经商了。
就像现在世界上的美国一样，齐国成了中原经济一体化的领头羊。在齐桓公称霸的四十多年里，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终于停止了。
在管仲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变法改革后，齐国实现了“经济强国、和平称霸”的战略目标。成了中原诸侯新的老大，带领着大家报团取暖、一致对外。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称霸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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