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吴之地,名士之邦”“千载读书地,东南名士城”,是人们对常州这座城市的美称。作为常州的人文始祖,季札开创了常州崇德尚学、仁义儒雅的君子人格。孔子赞扬季札为“天民”“延陵君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赞誉季札“闳览博物君子也”。这种君子人格薪火相传,世代传承,成为常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文明城市的亮丽风景。
孔子尊称的“延陵君子”
季札(约前 576—约前 485),姬姓,名札,因在四兄弟中排行第四,故称季,世称公子札、吴季子、季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春秋吴文化的杰出代表。公元前 547年,季札受封于延陵,史称“延陵季子”。
孔子在听到季札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以褒扬季札的品行,尊称季札为“延陵君子”。季札开启的君子之风在一代代延陵子民中延绵不绝。
常州人民公园内的季子亭
(一)三让王位,高风亮节
吴王寿梦晚年时,将称霸的梦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在寿梦看来,他的四个嫡子中只有老四季札最为贤能,德才兼备,于是便想将王位传给季札。季札从小就聪明过人,季札得知后公开表示:“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无可奈何之下,寿梦终于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那就是“兄弟相传”。临终前,寿梦把儿子们都叫到身边,再三嘱咐长子诸樊:“我要传位给季札啊,你可别忘记了寡人今天的话!”诸樊立刻举了自己祖先周太王的例子,回答道:“当年周太王知道自己的孙子姬昌(周文王)将会是个贤明的君主,所以废长立幼,没有立长子泰伯为储君,而是立了周文王的父亲季历为储君,事实证明这次废长立幼是非常英明的,没有这次废立就没有周朝的兴起。现在吴国的情况和当年太王时代非常相似,所以如果父王要把王位传给季札的话,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愿意回乡野做个农夫。”
寿梦听了大儿子愿意让国的回答很高兴,他故作淡定地说:“但愿你不要忘记自己今天的誓言,王位一定要哥哥传给弟弟这么一级一级地传下去,直到最后传给季札!”诸樊答应了父王最后的要求。寿梦的葬礼一结束,诸樊并没有立即继位,而是想一步到位直接立季札为国君,但被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的长子诸樊继承了王位。诸樊又提出在三年除丧后由季札继承王位,而季札引用曹国公子子臧婉拒王位时的说辞:“境界最高的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规范,境界差一些的人能遵从规范,境界最低的人往往会违背规范。让我去做君王,就是要让我做境界最低的人啊!”为了证明自己让国的决心,季札便抛弃家室跑去种地,吴国的民众知道季子让国是出于真心,于是不再强求季子继位,大家这才真正拥戴诸樊继承了王位。由此可见,季札的让国确实是真让。
公元前 548年,诸樊在进攻楚国巢地时中箭身亡。按照遗命,王位传给二弟余祭。余祭即位后,封季札于延陵,并让三弟余眜和小弟季札都在朝中担任要职,共治吴国。公元前 531年余祭卒。余眜继位,余眜在位四年就死了。余眜临终前想把王位传给四弟季札,但未及布置就去世了。按照寿梦的遗嘱,该轮到季札接位,但季札还是坚决推辞,他说:“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季札最后逃离了吴国都城。
最终余眜的儿子僚被立为吴国的国君,这引发了诸樊之子公子光的极度不悦。既然叔父季札放弃王位,按照当时吴国的继承顺序,理应由公子光来继承王位。于是公子光偷偷收买刺客,刺杀了吴王僚,夺取王位。其时季札正被吴王僚派到中原访问,他回国后,阖闾(即公子光)假惺惺地让季札继承王位。季札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季札到吴王僚墓前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季札一再推让吴国王位,所以相对于先祖吴泰伯让王位被称为“前三让”,季札则被后人称之为“后三让”。在阖闾登上吴国王位之后,季札便回到了封地延陵(常州),再也没有去过吴都。
季札三让王位,一是让给了大哥诸樊,二是让给了三哥余眜的儿子僚,三是让给了阖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是虚词,是多次的意思。三让王位就是多次让王位。季札三让王位惊世骇俗的做法,其实质是尊崇和维护周礼,做到谦让、守礼、仁义、至德,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赞誉。在著名的苏州沧浪亭里,有一座“五百名贤祠”,季札名列第一,并配有经典传语:“有吴君子,让国退耕,脱屣千乘,永垂令名。”
(二)徐墓挂剑,不欺吾心
公元前 544年,季札受命出使中原列国,开展外交活动。季札访问了鲁国、齐国、郑国、卫国、晋国。途经徐国时,早已听说徐君仁义,便前去拜访徐君。徐君听说是素有贤名的季札来访,也非常高兴,盛情款待季札。徐君一见到公子季札,发现他气质不凡,仪容仪表庄重,着装得体,说话朴实亲切。两人谈话间,徐君发现季札腰间有一把佩剑。当时吴国的造剑技术赫赫有名,季札的佩剑铸造得更是精美绝伦,造型古朴典雅。
徐君心里非常爱慕这把名剑,却碍于面子不好向季札索要,却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季札当时就看出徐君喜欢上自己的佩剑,但春秋时代宝剑除了是兵器,还是贵族的礼仪配饰,更是季札出使各国必须要用到的使者信物。季札暗想,等我周游列国之后,一定要将这把宝剑赠送给徐君。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完成使命返回再经徐国时,季札和徐君已是阴阳相隔。徐国继位的国君把季札带到徐君墓前,季札心中悲痛万分。他沉吟片刻,解下宝剑要送给徐国的嗣君,吴国的随从看到后赶忙阻止季札:“这把宝剑是吴国的宝物,怎么能随随便便送人呢?”季子回答道:“当日路过徐国时我得到了徐君的款待,徐君看到我的宝剑时,虽然没好意思直言,但是他的脸上透露出想要这把宝剑的意思。我想等完成出使任务后再赠送给他。
而今他故去了,如果我不献剑,就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爱惜宝剑而欺骗自己的良心,这是刚直的人不屑做的。”于是季札再次把宝剑递给徐国嗣君,嗣君以先君无命不敢受剑,季子遂将宝剑挂在墓旁的一棵大树上,心中默默祷念着:“您虽然已经走了,我内心曾经许下的诺言却还在,希望您的在天之灵在向这棵树遥望的时候,还会记起我佩着这把长剑向您道别的那个时刻。”这就是西汉刘向《新序·节士》中记载的“季子挂剑”的故事。
季札挂剑的行为,突出体现出他重诚信、不欺心的高尚品德。季札被学界称为“中华诚信第一人”,“季札挂剑”被喻为诚信的代名词。两千多年来,季札徐墓挂剑倍受人们的赞赏,有人作《徐人歌》唱道:“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唐代诗人杜甫在《哭李尚书》一诗中有这样两句:“欲留挂徐剑,犹回忆戴船。”明代诗人杨于臣有《咏睢宁》诗曰:“季札报徐君,冢树挂剑锋。至今泗水南,高台遗芳踪。”这些诗句足以佐证季札挂剑故事流传之广泛、文化影响之久远。
在孔子时代,君子有两层含义:一为贵族之子,一为德高望重之人。季札完全符合这两种身份。“延陵君子”,是孔子对季札高风亮节的褒扬。特别是他三让王位、徐墓挂剑、观乐议政、大义救陈等行为品德,使各国的贵族、士大夫都敬佩有加,也为后世文人雅士所颂扬。
苏东坡感叹“眷此邦之多君子”(一)东坡表露真情
季札是常州君子人格的开创者、奠基人,也是常州文人雅士的行为标杆、品德典范。季札之后,常州文人君子,层出不穷。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十分敬佩季札,曾作《延州来季子赞》:“季札之贤,有以也夫!此可与知者论,难与俗人言也。”他对常州的君子人格、儒雅之风感觉至深,情有独钟。
到了北宋中后期,常州文风鼎盛,出现了在政坛和学术上有影响力的群体。胡宗愈、丁骘、张巨、蒋之奇(常州辖县宜兴)、钱君倚(宜兴)、钱世雄、邹浩、葛延之(常州辖县江阴)等常州名士,他们都成为苏东坡的好朋友。胡宗愈在嘉祐元年(1056)赴京城汴梁(今开封)参加科考,与同来赶考的苏轼相识,两人结为莫逆之交。苏东坡虽然没有在常州任职,却到过常州 14次,并在宜兴购置田产,准备在此过田园生活。他两次上书皇帝,作《乞常州居住表》,最后获得恩准。呼常州为“此我里”。他给在常州去世的好友钱君倚作《钱君倚哀辞》:“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
苏东坡还在《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中说: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但君子、小人的神态是无法掩饰的;说话有能言善辩与口齿木讷之分,而君子、小人的气质是不能遮掩的;书写有精巧、拙劣之分,而(观其字可见的)君子、小人之心是不能混淆的。钱公虽然没学过书法,但看他的字,可知他是挺拔特立、忠诚守信、知礼明义之人。我在杭州,与他的儿子世雄是同僚,于是得以观赏钱公书写的佛经《遗教经》的刻石,(石上的字)有遒劲峭拔的气势。孔子说:“仁者出言谨慎。”现在观君倚的书法,大概就能见出其为仁者吧。苏东坡一生到处颠沛流离、任职大江南北,阅人无数,独“眷此邦之多君子”。能得到文学巨匠苏东坡的赞赏,可以看出常州文人确实“腹有诗书气自华”,君子儒雅得人夸。
(二)传承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是文人乡贤修身的目标,做人的行为规范。具体地说,君子人格应该是:崇文博学、品行高尚、忠义坦荡、儒雅端庄。在为人处事上,为民讲道德:礼让诚信、重情重义、正派豁达;当官有官德:清正廉洁、敢于担当,为民造福,为国分忧。
自科举以来,常州先后出过 1500多名进士,其中状元 10名。大文人陆游称常州为“儒风蔚然,为天下冠”。龚自珍更是感叹:“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的名人名士成群体式聚集,其中的著名的雅士君子更是不胜枚举。
常州状元榜
明永乐间胡滢考中进士后,学习季札的君子品行,一生为人守礼诚信,广受赞誉,可以身相托付,彼此无恙。明代抗倭英雄唐顺之忧心南倭北患,为国家安危,不计后果,敢于直书,被削职为民也在所不惜,被称为“翰林三直”。同朝吏部郎中王慎中就说过:求学者如能读读唐荆川的文章并加以思考,就能领会唐荆川的心志与季札是相通的;他的文学才华是受益于言偃的成就,唐荆川与季札、言偃相比,孰浅孰深,孰先孰后,还难以辨析呀。唐荆川出仕为翰林院编修,又任职太子司谏,但都因为他恪守儒道、为人正直,将这些官职视同敝屣而放弃了,大有季子让国的品节。削职为民后洁身自好,收徒教书,著书立说,谦虚亲民。当倭寇大举进犯,国家危难之时,他又不顾个人名节,毅然决然担当抗倭重任,冲到抗倭前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唐荆川像
(三)弘扬君子人格
从常州走出的杰出人物,如瞿秋白、恽代英、冯仲云等,既有诚信守诺、忠贞爱情的坚守,更有忠诚于党、不怕牺牲的赤胆忠心,在他们身上,君子人格得到进一步弘扬,并熠熠生辉。被称为中国青年楷模的恽代英,对自己有八条戒约: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而其中的不失信、不恶待人、不轻狂、不骄矜,同时也是洁身自好、诚信待人、谦虚谨慎的做法,充分凸显出恽代英的道德操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领导人冯仲云,1934年春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他和夫人在哈尔滨,夫人薛雯是共产党的交通员。党组织决定派冯仲云到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薛雯当时刚生完第二个孩子,党组织决定薛雯暂回老家武进。薛雯带着两个孩子(忆罗和坚儿),回到武进老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并送女儿忆罗参加了新四军,险恶的环境,使他们分离了整整 12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曾与冯仲云在抗联中一起抗战,他回忆冯仲云想念妻子时说到:“在苏联远东训练基地时,他(冯仲云)常常思念失散的妻子,为其久无音讯而痛苦不安。
同志们见他为妻子心神不宁、夜不成眠,都劝他说,妻子久无音讯,说明十之八九已不在世了,不如重建一个家庭,安心工作。冯仲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宁可一辈子打光棍,也绝不再娶别的女子。他一心等待似乎没有希望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的妻子,展示了他作为革命者对待爱情矢志不移的崇高内心世界。”全国抗战胜利后,1946年 2月,冯仲云通过党组织才找到了妻子。12年的思念,12年的坚守,是君子人格的力量支撑着他。
忠诚,是共产党人君子人格的新亮点,是诚信、仁义等君子人格的继承和发展。“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介书生瞿秋白,坚决拒绝国民党的多次劝降,笑对死亡。行刑那天,他双手后置于背,目光平视前方,轻轻唱着他曾翻译的《国际歌》,带着一丝从容的微笑,走向刑场。“此地甚好”,盘腿而坐。生命的尽头,对于他来说,只是“永久的”休息。恽代英面对劝降,软硬不吃,视死如归。他在《狱中诗》写道:“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他满怀一腔壮志豪情,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在雨花台。人虽已去,他们的君子风范永存。
“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
END
作者:沈建钢
沈建钢,常州政协文史馆馆长。
作者:单松
单松,常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审核、发布:张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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