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现今距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已经90多年了其实对于吞并中国的邪恶念头，日本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萌生，第一个提出征服中国的日本人——齐明女皇在我大唐永徽年间被白江口海战的大惨败狠狠教训了一番，“大化革新”后的日本意识到自己火候未到，只好蜷回爪牙潜心又做了一千多年的藩属国，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九一八事变日本是怎么败的?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九一八事变日本是怎么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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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距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已经90多年了。其实对于吞并中国的邪恶念头，日本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萌生，第一个提出征服中国的日本人——齐明女皇在我大唐永徽年间被白江口海战的大惨败狠狠教训了一番，“大化革新”后的日本意识到自己火候未到，只好蜷回爪牙潜心又做了一千多年的藩属国。
历史的时针拨到近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也像大清一样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64年，英法、美荷的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向日本勒索巨额赔款，不仅攫取了日本的关税控制权，更获得在日本的不限期驻军权。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受严重损害。
看看同时期的中国晚清政府，真是同一种配方同一种味道。其实之前两年，中国就已经搞起来一个“洋务运动”。1868年，日本则迎来了“明治维新”。这场自救运动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有三位：曾国藩、左宗棠还有李鸿章，时称“洋务三巨头”。而在日本，同样有号称“明治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和日本力挽狂澜不同的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收效甚微，只停留在了军火制造的层面，远未触及政治体制等关键领域。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发展成为了一场“求知识于全世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全面西化的激进改革。多年的学生日本此刻和老师中国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道路。
两国的自救运动有一点还是一样的，就是指明和确立最终思路的都不是所谓的三杰或者三巨头。在中国当属孙中山，在日本这个名字则是——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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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就是头像印在一万日元纸钞之上的那个留着日本少见分头面容消瘦的老头。直到2019年4月9日，日本发行新版纸币，才由号称"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的儒商涩泽荣一取而代之。
福泽谕吉这个下级武士的儿子，自幼家贫，长大后潜心兰学（日本对西学的称呼），颇有心得。1861年，福泽谕吉作为翻译跟随使团赴欧，游历之下对西方社会之开化进步叹为观止，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福泽谕吉用了一本著作予以阐述——《，脱亚论》。这本书回答了当时引发日本社会大讨论的一个交点问题：即新的形势之下日本如何与中朝这些邻国打交道。这看似是一个日本的自我重新定位问题。
那么樵人我来做一个比喻，这就好像是游戏里的选角。日本是选强盗还是官兵。
在书中福泽谕吉这样回答道：“支那和朝鲜虽然都是日本的邻邦，但现在同他们打交道根本不必像以往那样特意保持礼貌和气，更不能继续延续对中华的朝贡体系，而是完全效仿西方欧美国家的强硬做法。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而心存善悯。”
其实，这是一个路线问题，是走和平道路还是侵略扩张道路。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以中国和朝鲜为代表的多数亚洲国家死守自己旧有的那一套，不思改进和革新，对日本毫无助益，所以对中朝的觉醒是很难抱有期待的。”
福泽的结论是，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没有前途希望的关键原因是对早已领先自己的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吃了那么多苦头却仍然妄自傲慢，企图抵抗改变籍以维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而维新后的日本对西洋文明不仅主动接纳更潜心学习，去除自己原有的沉疴痼疾，积极投身于世界文明发展之中。因此他主张日本不能迟疑不绝，应该立即拒绝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瘴友”(出了大问题的国家)继续交往。
所以后来的学者甚至称这是福泽发出的和中朝（乃至全亚洲）的绝交书。
这个“绝交”不是不再来往，而是不再用以前那样的方式来往了。从今以后，就是战争这一种方式了。
从这以后，接受先进文明开始向弱肉强食转变，进而发展成强盗逻辑的 “战争合理论”。
其实在日本比“脱亚论”出现更早的是“兴亚论”，提出亚洲邻国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日本的邻国一旦沦为西方附庸，日本必定也会跟着遭殃。所以应该呼吁亚洲诸国觉醒振奋，特别是中朝两个距日本咫尺之遥的近邻，使得日中韩结成同盟之友邦，相互提携共同抵抗西方列强，才是日本国策的最优解。同一时期中国也产生过类似的亚洲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摆脱落后的思想，比如梁启超的“亚粹主义”。但是水花不大，中日韩国内响应者寥寥。
毫无疑问，日本自上而下都深为这种“脱亚”思想打动与折服，福泽谕吉能将个人头像印到万元钞票之上就是实证。
日本多年的军国主义思想一下子找到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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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发表于1875年，当年底日本就发动了侵占中山国（琉球）的武装行动。勒令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改用日本年号，琉球王尚泰答复日方"不能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日本《朝野新闻》怒称"琉奴蔑视我日本帝国甚哉"!紧接着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强占为日本一县，也就是现在的“冲绳”。随即日本针对中琉以往互行的国书、通札，甚至政府档案等历史见证销毁和隐匿，强迫琉球尚泰王等前去日本。
琉球王子跑到李鸿章府门外哭跪了数日，央求宗主国大清出兵援护，"尽逐日兵出境"，助其复国。
但是“裱糊匠”李鸿章惟有好言劝慰而已。琉球驻北京陈情通事林世功悲愤难抑，在北京奔走苦告无果之下，曝书自杀，以身殉国，抗诉日本的侵略行径，以命陈情，求中国出兵。
其行壮烈，当真不负为我汉统子民！
其实当时日本仅有常备陆军约3万人，海军4千人，现代军舰不到20艘，其中部分还破旧不能出海。但是昏庸懦弱的清廷君臣彼时见到冒烟的铁轮就发憷，最终没有任何实质行动。
这次尝到甜头之后，日本的胃口一下子被打开了，琉球、台湾、旅顺、青岛，直至整个朝鲜半岛都满足不了日本的欲望了。
“明治维新”以前，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几乎同样是停滞的、甚至是凝固的，但之后日本沸腾起来。这种沸腾最早是产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带有天生的躁动和蛮霸。
当国家不能符合自己的期待，日本社会的底层就按捺不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沙皇被推翻，日本竟然出兵干涉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结果刚一出兵，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暴动——米骚动。
为避免发生类似十月革命式的倒皇运动，日本天皇被迫搞起来政党组阁。但和晚清搞立宪一样，日本的这个政党内阁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内阁中的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三个核心职位执政党竟都无权安排，更加奇葩的是国家安全这样的“国家头等大事”不在执政党的管辖权之内。
很明显，这就是个充门面的维持内阁。
一战结束后华盛顿九国会议达成了《九国公约》，日本原敬内阁宣布放弃《二十一条》里的对华部分不平等条约，比如放弃胶东半岛。这一“耻辱性”的对华让步令一些极负“历史使命感”的右翼民众大为恼怒。
1921年11月4日，在东京火车站大庭广众之下，窜出一个身着铁路制服的青年当众将刚下车的首相原敬连刀捅死。这个凶手叫中冈艮一，是一名高中没毕业就辍学的19岁社会青年，刚刚在铁路入职不久尚属于实习期的新雇员。而凶器则是他早上上班时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就是电影里日本黑帮标配的没有吞口的直刃短刀，白鞘就是不雕刻不漆画）。这大概就是日本的“匹夫之怒”。
这种弥漫在国民脑袋中的狂躁随着原敬的死更加难以克制。
军方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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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敬被刺之前一周，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三个二十几岁的年青驻欧武官已经组成了“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集团，虽然当时三人尚未有什么明晰的长远战略规划，吞并中国也还只是酒后的“豪言壮语”，但是通过“强势武运”也就是侵略战争提振国家的思想已经确立无疑。
很快他们就得到了一展抱负的机会。1921年大正天皇患了脑血栓，只得由皇子裕仁代替摄政。他上台后的首政就是，在皇宫东面的宫廷气象台举办“小课堂”。谁来讲呢？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给谁听呢？以“三羽乌”为代表的“为帝国理想勇于献身的年轻军人”。讲些什么呢？“大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
“小课堂”被裕仁起名“大学寮”。“大学寮”本来是我国唐朝时期的学院名称，现在是日本天皇自办的宫内学院。这个极少为人知的秘密场所，成为了日本法西斯军官的思教中心。这里诞生了日本侵占东北、全中国、全亚洲直至全世界的计划草图，还从这里走出了昭和军阀的中坚力量。
除去之前说的三羽乌外，还有：
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
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驻菲律宾司令“马来之虎”山下奉文；
参与过“九一八”和“七七”事变后来任陆军大臣的中村孝太郎；
南京大屠杀要犯松井石根；
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长，惊世血案南京大屠杀的罪魁，超级杀人魔头中岛今朝吾；
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下村定；
与李宗仁大战台儿庄的矶谷廉介。
这是一份饱浸中国军民鲜血的罪恶名单。
通过“大学寮”地听课生们，裕仁帝国武统的法西斯思想像瘟疫一样在日本军人的头脑里蔓延开来。所以，那个时代的日本军人普遍地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因为他们大都是在三羽乌的黑色羽翼下成长起来的。
1928年，日本要求取得东北铁路权、矿权、移民驻军权再次遭到张作霖拒绝。日使芳泽谦吉回到东京，朝野上下对张作霖咒骂声一片，东条英机甚至在集体午餐时恶狠狠地边切牛排边说：“帝国的要求再三被拒回，我等的尊严尽失，绝不能坐视放任，必须给予张作霖和东北军必要的教训！”
当时但任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撕着面包阻止他：“东北军是完备体军队，要么不打要么就彻底摧毁他。根本没有什么教训之说。以张作霖的性格必不会接受所谓的教训。”首相田中义一也反对，认为还未做好与整个奉系全面对抗的准备。但东条英机并不缺乏呼应，那个时期的日本军人几乎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编出歌曲传唱：“南满，黑色的土地，广阔丰饶，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暴走青年来说是头号要紧的问题。
所以当高层拿不定主意时，前方的军曹们可没有这么多顾虑。一个叫做河本大作的关东军参谋坚持认为，为了帝国在满洲的长久利益，必须搞掉张作霖。河本大作和他手下的中队长东宫铁男，一个参谋一个大尉，不经批准就策划实施了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身亡后张学良化妆成伙夫潜回奉天，接替张作霖的职务。
鉴于少壮军人的恐吓与原敬的下场，此时田中义一也不再阻止军部做“值得的冒险”了。军部得意地向内阁表示，既然杀死了张作霖，整个奉系必定彻底与日敌对，因此除了依靠关东军武力强占东北外，已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了。不过田中仍未放弃自己“田中奏折”里的计划与设想。
不久，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异想天开的建议书送给张学良，内容是想劝说张学良在东北划界称帝。张学良怎么会甘心給日本人当统治东北的傀儡。当面用亡父的口头语回绝道:" 妈拉拔子！当满洲皇帝？你让我跟溥仪一样当你们的龟孙子？！"土肥原说出一句废话“这样你可以取代蒋”，说罢被礼送出门，再不许回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天改名为辽宁省，东北军从此不再割据一方，东三省军政民全体纳入南京国民政府领导。这就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多年的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日本军部上下受到了强烈刺激，前线关东军几近失去控制。皇姑屯事件后四个月关东军司令部主任参谋换成了石原莞尔，一直吵着开打的板垣征四郎随即也被调来。“大学寮”旁听生本庄繁秘密从朝鲜绕道而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这家伙曾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此举可谓即将动手的预兆。
进入1931年，夏天发生了知名的"万宝山事件"。按惯例每年在庐山举行的军事培训班的蒋介石也发现东北的局势非常凶险，召开各界贤达汇聚的扩大会议，共议对策。张学良会上提出对日今后采取强硬姿态，构筑关锦防线预备抵抗日本武力侵略，但蒋介石觉得对日必须谈判。
顾维钧一语中的：“委员长是个遵从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其实此时的东京正想要谈判，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只要谈判，日本就占便宜。而且眼下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常驻兵力一直就是一个满编师团，另外还有铺散在南满铁路沿线的2000多人的独立守备队（其中还有部分是未经正式训练的侨民），在关外的可动员兵力满打满算也就3万人，朝鲜还有近2万人。但是东北军驻在东北约有16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而且装备精良，飞机大炮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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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从庐山下来就没回奉天，滞留北京，日日泡在戏园子，这都不要紧。但是到了9月6日，张学良通过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电令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电文:"现在东京方面对我外交有渐趋积极之态，故此刻关外一切应对，宜惟稳求慎，无论日本其如何寻事，须知皆系寻衅，我方务须极力容忍，不可与之明与强抗，致酿不测之事端。悉讯即密令各所，切遵为要。"这就是后来报纸所称的"鱼电"。
什么叫“我方务须极力容忍”？我真想问少帅一句：“这么多年来中国忍的还不够吗？”
正如“万里长城永不倒”里所唱的：“因为退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对强盗，忍是没有用的。
中国这边放下武器，日本可是子弹上膛了。石原莞尔拿出一个计划：时间：9月28日。
从爆破沈阳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开始，嫁祸东北军或者中国抗日分子，反正就是找茬儿。把事情挑起来后，先让独立守备队当炮灰（石原也料不到东北军竟会不反抗）发起对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的第一波攻击，打起来之后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求援，把第2师团派上去，拿下沈阳后，侵占整个“满洲”。
很快东京那边也听到风声了，满洲的年轻人要“闹一闹”。但是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南次郎矢口否认，他对那边的情况是真不摸底。这种情形在日军当中司空见惯。军部就是负责给前线的各种胡来补发命令，内阁则就是负责为军队挑起的战争搞好保障。
9月18日傍晚，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与正规日军使用的联队中队支队小队等编制单位有很大不同）悄悄开出原驻地，摸黑沿南满铁路向南步行到柳条湖铁路段（约距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1公里）工兵组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一小段分叉铁轨，接着将3具被穿上东北军服装的中国平民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后来对外诬称中国军队趁夜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巡视士兵。
爆炸后，一小股日军按计划向东北军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得到爆破成功的消息后，已在沈阳城内的板垣和花谷正立即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和东京的陆军总部发去急电：
今晚22时半许，暴戾之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以西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我前来之一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颠倒黑白，简直无耻至极！
随后又发出第二封电报：“北大营之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守备队晚11时过后被迫与北大营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更重火力，虽然目前敌没有使用远程炮击。但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
跟自己人也演戏还演这么卖力，呵呵！
进攻北大营的日军也就二百人，然而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的北大营近万名守军就被区区数百日军击溃。
按石原莞尔最初的推演，东北军实力雄厚，又在东三省雄踞多年，日军此战肯定避免不了付出相当代价。即使顺利的话，关东军占领沈阳至少得用三到七天时间，至于击溃东北军恐须战至年底，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当平田联队毫发无伤地开进沈阳城时，是9月19日上午10点，距柳条湖爆炸仅过了12小时不到。
当心急如焚的荣臻想尽办法联系上张学良时，少帅正在前门的戏院看梅兰芳的戏。
戏是听不下去了，张学良召集部下商量咋整。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不给日本人扩大冲突的口实，按局部事件、意外交火处理，实际上还是“不抵抗”。
于是锦州接着也丢了。东北军全数撤进关内，一枪一炮都没开。
日本政体真的有点意思，由于关东军的冒险一次次成功，原本采取抵制态度的内阁此刻只好全体辞职。军部更加得意，更加不把“怯懦庸碌”的内阁放在眼中。这不仅体现在军队高层，就连连排长一级的军曹也是同样。
九一八事变次年5月15日，海军青年武官山岸宏、三上卓等11人全副着装大摇大摆地来到首相官邸，治服侍卫官后公然带枪佩刀闯了进去，悍然将 “对华软弱”的首相犬养毅乱枪打死。
这在全世界也是活久见。
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日本七百年武士治国的后遗症。
而是日本自己造就了这批极端的军国主义顽灵，他们秉信自己的“理想”神圣不可侵犯，不能容忍任何违拗和阻碍。
倘有阻挠，不管是谁都要坚决拔除。不管是张作霖还是犬养毅。
表面上看是日本军人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实则是日本举国上下整体合力支持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天皇亲手树立侵略国策，亲自培养侵略“人才”，将国家完全置于狂热的军阀集团控制之下，把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教育等各个方面统统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
福泽谕吉、北一辉都不过只是个体的推动者，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真的是充分发动。屠刀就是被全体日本人“齐心协力”举起来落下去的。
所以日本人至今不肯认罪，不认错，甚至不认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不能忘记九一八。
本文参考的资料有：
《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我杀死了张作霖》河本大作；
《顾维钧回忆录》；
《宫崎周一日记》；
《到满洲去》河骏畋一；
《日本外交史·昭和II2-2》（日本战争防务厅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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