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八日丙寅（公元1368年9月10日），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攻克通州，大都危在旦夕。
大都城里的元顺帝匆忙之中召集众臣，向大家公布了自己的出逃计划。作为曾经横扫天下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元朝统治集团中，也不是一个有血性的都没有。
面对明军强有力的攻势，大臣哈剌章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元顺帝出逃，并向元顺帝指出：“若车驾一出，都城立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请死守以待援兵”。
中书左丞相庆童也早就做好了死节的准备，他对众臣说：“吾知死所，尚何言哉！”
面对这些要求死守大都的臣下，元顺帝的回答倒也干脆：“都到这个节骨眼上的，我难道要学当年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一样，去当人家的俘虏吗？（今日岂可复作徽、钦？）”
当晚，元顺帝在惶恐惊惧中离开大都北逃，于八月十五日逃到上都。这时，元顺帝才算把悬着的心放回到了肚子里。
逃到上都后，元顺利总算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
元上都位于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这里北有龙岗丘陵，南有砧子山，上都河由西南向东贯穿其间，四面皆有天然屏障，进可攻，退可守，从忽必烈时代开始，便是蒙古人苦心经营的老巢。
元代采用的是两都制，大都是他们控制金朝与南宋故地的中枢，而上都则是控制漠南漠北的中枢。
只要牢牢控制住上都，便可依托大都，控御漠北，使得蒙古人的游牧之根本不动摇。
作为末代皇帝，在位35年之久的元顺帝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虽然《元史》中对他的评价是“亡国昏君”，但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享乐，不思进取的皇帝。
元顺帝的蒙古名字叫做妥帖睦尔，生父为被弟弟文宗鸠杀的元明宗。元文宗杀死明宗后，将明宗十岁的长子妥帖睦尔流放到高丽。文宗死后，妥帖睦尔被立为新帝， 于 1333 年登上了皇帝宝座。
元顺帝继位时，文宗的皇后和权臣的势力仍然很大。顺帝在右丞相伯颜的帮助下，除掉了文宗留下来的权臣们后，伯颜又开始专权，顺帝于是又联手另一位丞相脱脱，铲除了伯颜，掌握了朝中的大权，成为元帝国的真正的统治者。
元顺帝在脱脱的辅佐下，纠正了之前几位皇帝的暴政，恢复科举取士，通过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
与此同时，元顺帝又推行“文治”和“汉化”政策，治理水患、发展农业，疏浚黄河河道，巩固了元朝的统治基础， 缓和了当时已经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
元顺帝本人也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精通建筑技术，曾亲自设计过宫殿的建筑图，工匠“按式为之，即成华屋”。
他设计的自动报时器“宫漏”，“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考虑到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元顺帝也算是一位“科技奇才”。
顺帝任用脱脱，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史称"思更治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社会积弊太深、官吏腐朽和改革中的失误，这次改革很快就失败了。
从那以后，元顺帝开始"怠于政事，荒于游宴"，滋生了贪图享乐，不理政事的骄情思想，把国家大事完全抛到了一边，终于转变为一个昏庸的帝王。
至元十四年，元朝的“定海神针”脱脱在率兵镇压张士诚时，遭到奸臣陷害，被元顺帝罢黜。从那以后，各地反元武装乘机蓬勃发展，元朝统治一发不可收拾，顺帝终于落得个北逃沙漠的下场。
从洪武元年八月十五日到达上都，至洪武二年六月十三日离开上都去应昌，元顺帝在上都呆了十个月，或者说，他观望了十个月之久。这十个月，是决定元朝命运的最后时刻。
刚逃到上都时，元顺帝最担心的是明朝大军尾随而至，所以时刻保持戒备。
他将上都留守乃蛮台的职务升为枢密副使，让乃蛮台手下的一万余人的骑兵充当自己的宿卫，时刻提防追过来的明军。然后又令高丽王带兵至上都，听候调遣。
在上都稍稍站稳脚跟后，元顺帝又封忠于自己的扩廓帖木儿为齐王，也速为梁王，并寄希望于这二人能够从明军的手中收复大都。
扩廓帖木儿虽然他在韩店之战中击败了明朝大将汤和的部队，但在徐达、常遇春的援军到来之后，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徐达、常遇春用计夜劫了扩廓帖木儿的军营，元军大溃，扩廓帖木儿狼狈逃窜，不但没有收复大都，反而连山西都丢掉了。
洪武二年二月，梁王也速率四万精骑进抵通州，意图夺取大都。但明军反应很快，常遇春与李文忠及时回援，在凛州一战中，大败也速，粉碎了元军对大都的最后一次反扑。也速只得退守大帽山，并向元顺帝告急。
洪武二年六月，明军连克大宁州、新开岭，兵锋直指元上都。元顺帝召见众位大臣，询问大家对局势的看法。
大臣们讨论来讨论去，形成的结论是“无可为也。”灰心之极的元顺帝只得仰天长叹道：“天意如此，朕将奈何？”六月十三日，绝望的元顺帝只得放弃上都，逃往应昌。
应昌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在上都以北一百公里处。这里地处大都与蒙古人的老巢和林之间，距离和林只有一千余里。元顺帝到达应昌后，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择，那就是是否继续向北逃，一直逃到和林老巢的问题。
元顺帝知道，逃回和林，意味着他的大元帝国放弃了对中原的争夺，灰溜溜地被人赶回了蒙古的祖地；但不逃回和林，他还有力量同朱元璋去争夺中原吗？
在应昌，元顺帝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明将薛显率军出古北口，正朝应昌方向进发。这时有不少大臣便劝元顺帝放弃应昌，“北幸和林”，但元顺帝一直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他心中，总是对退回和林心有不甘，一直想着还能攻下大同，借道山西收复大都。但他的最后一次尝试，还是随着元将脱列伯、孔兴被明将李文忠击败而破灭了。
脱列伯兵败之后，远在兰州的扩廓帖木儿上奏元顺帝“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速幸和林”，然后自己选逃回了和林。
顺帝受此打击后一病不起，于数月后病故于应昌。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仍用大元国号，是为昭宗。
元昭宗登基不久，终于率着一干大臣北上和林，在和林建立起了北元政权，这也意味着元朝从此退出了对中原地区的争夺。明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以胜利而告终。
元顺帝虽然是朱元璋的手下败将，但他仍然成功地率着他的政权一路北逃，为蒙古人保留下了一支有生力量。
虽然大一统的元王朝在他的手中覆灭，但他儿子建立的北元政权，却长期与明朝对峙了几十年，于1402年被鞑靼取代灭亡。
北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它与明朝的关系究竟是外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还是统一于明朝政权下的内部问题，或者是一个国家内两个独立政权的问题呢？
有学者认为，元顺帝虽然丢掉了大都，但他既没有携文武百官向明朝俯首称臣，也没有固守京城，顽强抵抗，以身殉国，而是携百官仓皇北奔。
后来在漠北建立政权，并坚持自己为大元王朝的合法继承者。从某种角度来说，元朝虽然退出了中原，但这个政权并没有就此灭亡。
另外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一般是以首都易主为标志的。
所以元顺帝北逃之后，虽然政权实体还在，但也应该看做是元朝已经被明朝所取代。也就是说，大元帝国从元顺帝出逃那一刻起，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现在史学界的公认看法是：北元政权的存在，并不影响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开端，北元政权的存在与元朝的灭亡并不矛盾，这样符合真实的历史。
元顺帝逃出大都以后，这个以黄金家族为核心的蒙古族封建贵族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然保持着元王朝的许多重要标志。包括他们的国号仍然是“元”。这个国号沿用到明朝永乐年间，才被改称为"鞑靼"。
另外，元顺帝并没有却除帝号，仍旧有“至正”的年号和“惠宗”的庙号。元顺帝去世后，其子爱猷识里达腊改元“宣光”，死后的庙号是“昭宗”。
直到永乐初年，鬼力赤登基后，这才取消帝号，用起了蒙古人传统的“可汗”的称谓。
元顺帝的手下，仍然保留着一套完整的封建官僚机构——虽然它的实际行政效能，远远不能同主宰中原时相提并论。
北元的官吏仍然沿用了元朝的丞相、太尉、知院、枢密、平章之类的官衔和元朝原来的官制，甚至还把中原政权的象征——传国玉玺看得极为重要。
众所周知，传国玉玺作为天命皇权的象征，是秦汉以来中国汉族政权封建政治传统的象征。
面临明军的攻势，元顺帝在出逃时仍然不忘记把玉玺藏在身上，并将其当作自己“受天命”的象征和继元统的主要依据。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北元政权是什么态度呢？这一点，从他登上皇帝宝座后发布的一篇公开布告中，可以略见一斑。
在这份公开的布告中，朱元璋肯定了元朝的正统性，称“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圈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从天命论的高度，论证了元朝统治的合理性和它的封建正统的地位。朱元璋还让手下的史官通过修《元史》，给元王朝的正统地位盖棺论定。
并在洪武六年新建成的历代帝王庙里，把元世祖忽必烈的画像悬挂在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等人的身旁。
朱元璋给予元朝以正统地位，主要是为自己的统治建立理论依据。他承认元朝是“受天命”的，自己的明朝取代元朝，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
朱元璋是一位具有卓越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在元顺帝逃离大都之后，中原全在明朝统治之下，元顺帝已不可能对新生的明朝产生威胁，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大方方地承认元顺帝的政权是元统的延续，对于赢得一些仍想效忠于元朝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是大有好处的。
所以朱元璋的态度是，承认北元仍然是继承元朝衣钵的正统，但不再是奉天承运的正统。所以在洪武十一年夏，元顺帝的儿子、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去世时，朱元璋还亲笔撰写了祭文，专人遣使去吊唁。
明朝和北元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
公元四世纪初，西晋灭亡后，拓拔魏统一北方；刘裕则在南方代晋建宋，出现南北两个王朝对峙的局面，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北方的王朝占有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所以标榜自己是封建正统；南方的王朝则自认为自己是汉族政权，也宣称自己是华夏正宗。但无论如何，双方谁也无法否定对方的存在。
继南北朝之后，公元十世纪又出现过宋辽、宋金对峙的局面，这些都与明朝和北元的关系有些相似。
明朝与北元两个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又一次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
明朝是由汉民族建立的，占据着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政权，所以宣称自己是正统；北元则是大元王朝的继承者，所以也宣称自己是正统。更有意思的是，双方也都相互承认对方的正统地位。
洪武五年，朱元璋遣使赉书北元，称“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此以小事大之明验也。”
朱元璋在这封国书里，拿出了宋、金对峙的历史来形容明朝和北元，要求北元称臣纳贡，可以允许他们"延祚"，也就是合法地存在下去。
这说明朱元璋实际上已经承认明与北元之间对峙的现状，也承认了北元政权的法理性，而并没有一味地要赶尽杀绝，一定要灭亡北元政权。
回过头来看，如果元顺帝当年硬要学宋徽宗父子，坚持死守大都不跑，那历史很有可能要改写。
当时的情况是，不管元顺帝怎么挣扎反抗，大都的陷落都是不可避免的，留下来除了成为朱元璋的俘虏之外，他并没有第二种选择。
一旦他被生擒或者死在城中，那元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便可宣告彻底结束。即使其他人再推出一个新的皇帝，在法统上也已经失去了正统性。
国难当头，元顺帝的逃跑虽然有辱尊严，但留下了性命，也为北元的东山再起留下了机会。
元顺帝退出大都以后，尽管连遭挫折，但一直都怀着复辟元朝的梦想。明朝前期屡次打着重建大元一统旗号发动一些对明战争的也先，就是其中的代表。
同样，明朝在每次发动对北元的战争时，也总是把北元的人民当作治下的“赤子”对待，严禁官军侵害。这种对峙的结局是，双方谁也无力真正地消灭对方。
所以明朝和北元这对相爱相杀的“难兄难弟”，携手共存了两个多世纪之后，又都在十年间被一个共同的敌人——后金所灭亡。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有趣。
胡钟达：《明与北元之关系》
黄 鸣：《元顺帝北逃之地理与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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