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周恩来的身体健康不怎么乐观，如果总理住院了，而总理留下来的大量工作，该由谁来完成呢？
周恩来开始考虑邓小平，毛泽东自然也认为，邓小平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到了1974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的时候写了三个字“人才难”周恩来补了一个字“得”所以组成一句成语：人才难得！
历史证明，主席和总理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周恩来在1975年，被推到了手术室的门前，总理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由此开始咱们今天的文章，周恩来为什么会如此青睐邓小平的呢？
这一切，要从法国说起，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第一次相识说起，那时候青春年少，那时候意气风发。
时间是1920年，周恩来登上了上海的轮船，远赴欧洲勤工俭学。
那时周恩来才二十二岁的年纪，想要从欧洲发达国家，寻找中国崛起的道路。
周恩来在欧洲，可不是旅游闲逛，而是去往巴黎、伦敦、柏林等等大城市，不仅寻找人生之路，也在寻找中华民族的路。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中国积贫积弱？为什么欧洲如此富强？而人类的未来，又在何处？
一年后，周恩来毅然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属于是巴黎最早的中共组织。
当年轻人有了梦想之后，剩下的便是朝着目标进发，周恩来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很快就成了欧洲进步华人的联络中心。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进入华人劳工群体，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在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当中，除了周恩来之外，还有：李立三、陈毅、朱德、聂荣臻、王若飞、邓希贤……年轻的邓希贤，正是未来的邓小平。
周恩来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旅欧支部”他本该和邓小平天各一方，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所以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
1922年,邓小平才18岁的年纪，属于是小组当中较为年轻的一位，虽然在组织当中年纪较小，但他的才华，很快就会展现在巴黎,办刊物、开豆腐店、和周恩来一起，宣传革命思想。
（邓小平年轻时）
如果说革命是一株大树的话，各类的革命刊物，便属于是根系。
1923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创办了革命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邓小平、李富春、李大章等人，为创办革命刊物而努力。
周恩来在巴黎的那间小小出租屋，成了《赤光》的总编辑部，大家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挤在小小的房间里，策划明天的文章。
在学费都是难题的物质条件下，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为了《赤光》能够顺利发行，所以吃的是面包加白开水，甭说是香喷喷的肉，就连最便宜的蔬菜，也是难得的美味。
虽然省吃俭用苦了自己，但却能让革命刊物顺利发行，去带到更多的进步青年。
周恩来早早就发现了邓小平惊才艳艳的天资，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做事认真，一丝不苟。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邓小平虽然物质生活困苦，但那万丈雄心，总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自然也就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
就拿“蜡板”来说，邓小平字迹工整有力，每一笔写下去，都认认真真倾注最心血……写下去的不仅仅是蜡板，更是革命的未来。
因为接触油墨太多，所以邓小平常常是两手黑乎乎，包括脸色也有点点油墨，周恩来开玩笑说：邓小平是“油印博士”。
没过多久，欧洲的进步青年，都把邓小平称之为油印博士，这个雅号在欧洲，成了一段佳话。
周恩来在欧洲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留学生营养不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连最低标准的营养摄入都没有，不用想都知道，健康肯定会出问题。
留学生囊中羞涩，甚至会把一日三餐，减少为一日一餐，再加上法国遭遇了经济危机，所以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1922年6月，周恩来做出决定，让邓小平在巴黎开一家豆腐店，为留学生补充营养。
没过多久，巴黎街头就出现了一家中式豆腐坊，名叫：中国豆腐店。
很多旅欧的学生，主动去豆腐店帮忙。虽然周恩来工作繁忙，但也常常抽出时间，去豆腐店义务劳动。
豆腐店所出售的中国豆腐，不仅品质高味道好，而且店里的一群年轻人，其朝气蓬勃的工作态度，也触动了周围的邻居，所以生意特别好。
周恩来原本想着，仅仅是让邓小平负责豆腐店，挣了钱之后为留学生补充营养，谁知道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不仅仅帮助了留学生，而且又为革命组织提供了不少的经费。
其实想想也是应该，这两位中国的政治巨人，治大国犹如烹小鲜，经营豆腐店那自然是小菜一碟。
时局是艰难的，条件是困苦的，但这些二十岁上下的留学生，内心是乐观的，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更是无比坚定的！
同时期，倒是有很多旅欧的学生选择经商，未来也都成了民国富甲一方的资本家；不过周恩来和邓小平，毅然选择救国之路，从这时候开始，他们便展现出和同龄人的巨大区别。
在邓小平晚年，女儿问父亲在欧洲的时候，跟谁关系最好？
邓小平说是周总理，那时候在欧洲，一直将周恩来当做兄长，他又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由以上经历便可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早在欧洲留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革命先辈在巴黎的合影）
结束法国的旅程，周恩来回到国内，在黄埔军校做了政治部主任；而邓小平则在苏联留学。
到了1927年，是大变革、大变动、大屠杀、大悲壮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回到了国内。
这一年最大的事件，便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从合作走向了分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向中国共产党挥动屠刀。
紧随其后的便是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时间分别是8月1号和8月7号，这两大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
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确定了武装推翻国民党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去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和邓小平，跟随党中央秘密去往上海。
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说法“证明‘他们’在上海是没有基础的”意思是四一二之后，李宗仁自认为“打败”了上海的中共革命力量，他臆测中共在上海没有基础。
虽然说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反革命，破坏了上海的中共党组织，但是和李宗仁臆测的恰恰相反，中共的群众基础依旧在。
党中央在上海迅速重建，从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周恩来和邓小平，便是党中央的骨干成员。重新组织了秘密工作机关，重建了交通网。
由此可见，李宗仁是狂妄的，对中共革命是无知的，此人未来败走美国，也是必然的。
1928年1月，周恩来原本就已经是政治局的常委，又兼任组织局的主任，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23岁的邓小平，则担任中央秘书长，主要负责的工作，便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邓小平，再次并肩作战，游走在敌人的心脏当中，将生死置之度外。
党中央多数时间，在上海都是秘密活动的，其秘密机关设立在四马路(福州路)的天蟾舞台。
（舞台后面就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
从外面看，似乎是举行文艺表演的地方，可舞台的另一面，一个即将改变中国的历史大剧，已经开始上演。
连续三年多的时间里，每当召开中央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因为管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发言也最多。
邓小平负责记录周恩来的发言，那时候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则是：会议上较少发言，但每次都是点明要害，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
当时的秘书处处长黄介然，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周恩来和邓小平，每天都在一起工作。各部门也都向他们两位请示，如果是机关事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由小平同志处理解决；如果是缺人、缺经费、以及中央问题，周恩来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就提交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相当于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
黄介然还说：“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从此处便可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艰难的革命过程当中，朝夕相处，生死与共。
邓小平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时候与我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是周总理。
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处在大变革的社会阶段，红军“反围剿”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斗争、抗美援朝……
新中国虽然是年轻的政权，但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在旋涡当中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更高，也终将会走得更远。
1972年6月，周恩来确诊患癌，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到了7月份，医生依旧是有信心的，希望尽快治疗，刻不容缓。
偏偏周恩来很忙，他要领导一个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的。
医生建议周恩来多喝水，因为每天喝十杯水以上的人，患膀胱癌的危险性，是每天最多喝五杯水的人的一半……
然而周恩来却无法多喝水，他认为自己要接待外宾、要开会、要审阅文件、如果多喝水的话，就会多去卫生间，就会占用很多时间。
就拿接待外宾来说，如果去卫生间的话，周恩来觉得不怎么礼貌。
医生终于在8月份说服了周恩来，让总理去玉泉山工作七天，好抽出一点时间治疗。
周恩来虽然同意去了玉泉山，但他的工作量依旧很大，医生说地方换来换去，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总理修养，如果持续高强度工作，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周恩来在玉泉山的这七天当中，主持了四场会议，见了两位外国元首，日程安排的很满，医生虽然极力争取，却并未位总理争取到理想的休息时间。
在玉泉山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就已经在思考，自己身为这个国家的总管，如果哪天住院了，而自己留下来的工作，该由谁来完成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
同一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想起了邓小平。主席和总理的关怀下，邓小平在江西和湖南各地考察，留下长长的足迹。
周恩来要求江西，要让邓小平住在南昌附近，要住在两层的楼房当中，最好是独门独院。让邓小平夫妇住在二楼，让工作人员住在一楼。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结束了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强忍着病痛的折磨，想要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张佐良是周恩来的医生，他眼见总理休息了，所以他也想要小憩一会，可睡意朦胧当中，突然听到秘书焦急的大喊，要张大夫快起来。
张佐良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听到秘书的大喊，刹那间就有了不详的预感，急忙跑到了门口。
这一天，医生看到了周恩来的血尿，仅仅从颜色便可断定，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了恶化。
在周恩来睡醒之后，张佐良想要说几句宽心的话，让总理放轻松。然而张佐良才刚刚喊出“总理”两个字，周恩来就摆了摆手，示意医生什么也不要说。
以周恩来的洞察力，他自然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且早就有了思想准备。
而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心肺病折磨着这位政治巨人，因为双脚肿胀，以至于布鞋越换越大，走路都已经出现了困难。
到了2月份，周恩来已经病重，他坚持带病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
医生则通过为总理输血的方式，来缓解血尿带给周恩来的身体危害。到了这个时候周恩来考虑的并不是治疗，而是让邓小平，接替自己工作的事情。
1973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到了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4年4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到了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9月20日下午,医生打开手术室的门，等待总理的到来。
周恩来在手术室的门前，拉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总理的目光望向周围，随后对着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党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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