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喜闻Talk
编辑|喜闻Talk
前言
“国人”、“野人”均为周代的被统治阶层，但因其仍保留着一些原始部落组织的特点，故“国人”、“野人”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也各不相同。
“城”为两重，一重为内，一重为外，一重为郭。《孟子·公孙丑下》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这片不大的土地，住国内的，被称为“国人”，在这之外的被称为“野人”。
而“国人”指的就是那些普通的周人。在徐复观看来，“国人”由三种成分组成，即士大夫、自由农夫和工商的商人，和希腊时期城市中的自由民相似。
“国人”与“野人”皆源于原始时代的农场化的公社农民，以“国”为单位，或以“都”为单位，或以“邑”为单位。
“国人”与“野人”在西周时代，因为一个是被征服的民族，一个征服者，所以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
一、 国人的身份“国人”能够参政的。《尚书·洪范》中说：“君王有大疑惑，其所及，其所及之臣，所及之民，其所至之事也”从这一点来看，“国人”参与政治是从氏族社会习俗中产生的。
在西周时期，“国人”的权力并不逊色于战国时期，徐复观说：“国家人民已经成为了父权制贵族的一种直接的支持，它是父权制贵族的一种军事力量，它具有了对抗父权制贵族的能力。”
“国人”介入政事的途径，有许多种，如主宰或废选，或插手外事、或插手国都之事等。
《左传》成公十年："郑先生取闻叔申计策。"三个月后，太子离世。夏四月，郑人杀了嵇康，子如不畏众怒，立轲为王，“国人”不赞成，于是把轲杀死，又立轲为王，子如只好逃走。”
《左传》哀纪年：“吴之攻楚，故有陈怀公之命。怀公向国人请教"，陈怀公认为，在制定国家对外方针时，应先向“国人”请教。
《左传》宣公12年（前597年）：“楚子围郑氏，十又七天，郑人卜行成，则有福也；占卜在大宫，且巷中有车马，此为吉兆。当国力降临时，守军泪流满面。”
这些都说明了“国人”在国家迁移中的作用，以及在战争中的作用。
从以上引证可以看出，“国人”和士大夫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
当“国人”受到侵害时，他们有权利、有权力进行反击，因此，他们也会借助“国人”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一治理模式与周以后的集中治理模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并带有一定的民主化特点。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治国之道？为什么“国人”的身份这么特别？
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仍具有原始氏族社区的一些特点。氏族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不管是“国人”还是王公贵族，都在努力地保持着这个传统。
“国人”虽属民间，却具有与王公贵族的亲属和氏族社会的一份子。
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要高一些。它也是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在春秋时代，晋与楚两个大国争夺霸权，中原诸国深受其害，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和楚中间。
卫国国君因违反“国人”的意愿，擅自行动，而被放逐到相牛国，若不能从氏族的传统中看到“国人”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理解。
因此，“国人”是否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主宰？
没有。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认为：“国人与土地有关，居于城内和城外的农夫，是组成“国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国人”与贵族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效忠于贵族的统治者；
二是由于“国人”在社会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及自身的利益，使得他们与上层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
三是与时政制度相联系，在这个时代，士兵和雅典的军队差不多，但并不是真正的军队。
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和贵族对自己的人民不友善，行为不当，那么“国人”就会用“不准从军”来威胁他们。
在人口不多的年代，每个士兵都是珍贵的物资，“国人”一停战，当权者又无力压制，只有和“国人”做些让步，奉承他们，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当权者效力。
因此，《周礼·秋宫·小司寇》中说：“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
二、 野人的身份“野人”是指被征伐的其它部落，如殷商等，生活在都邑以外的蛮荒之地。
“野人”，身份卑微，又被称为“庶人”，与西周王朝的王公贵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来自于战乱中的平民。
“庶”一词，有卑微、旁支、低贱的意思，比如庶子，就是在姬姓之下。
在吴王灭商、东征成功之后，《尚书·召诰》中，他们把被逼到周朝的殷民称为“殷庶”、“庶殷”。
《尚书·梓材》中，把那些被他们征服的部落、国家称为“庶邦”。《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三姓之后，于今为庶。”杜注云：“三后，虞、夏、商”。可见，虞、夏、殷亡后的人民成了庶人。
“庶人”和“国人”在西周时代是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外来民族，而后者指的是本国民族。
他们之间的身份差异最早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的。
此时的“野人”，虽仍保持着部落习俗，但从典籍上看，却未见“野人”参与政治的事例。
“野人”不被称为“田民”，而是被称为“甿”，又被称为“萌”、“氓”，或许是反映了“野人”没有政权，也没有建立学校、接受教育。
《周礼·地官·小司徒》：“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
所有的赋税，与其祭祀、饮食、丧事有关，都是禁止的，都是对六个村庄的官员颁布的，让他们根据村庄的人口数量，进行比较，然后聚集在一起，使用他们的士兵。
那就是，在那个时候，老百姓要服兵役，要做农活，要做苦力，要纠察通逃，不过，“国人”和“野人”的责任，却是有区别的。
凡与周王公有亲属者，皆为上等，非亲属者，皆为下等。
更确切地说，在那个时代，参军虽然是一种责任，但却是一种权利，“国人”可以“以起军旅”，而“野人”则只能从事“田役”。
“国人”的服役期从20年到60年不等，而“野人”的服役期从15年到65年不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为统治阶层服务的程度是有高低之分的。
《周礼·地官·均人》：“凡均力政（征），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指年谷不熟而有疾病流行），则无利征，无财赋。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在《国语·周语中》中，“国人”可以在西周境内从事“修城郭”，“除道”，“成梁”等工作，也可以说，“国人”都是依年成丰。而“野人”的服役期、却没有固定，也没有种类和轻重。
《诗经·幽风·七月》中有一句话，叫做“野”，就是一个村落，男人在田地里干活，女人在织布，等庄稼收割了，他们就会去给贵族干活，等春天一过，他们就会去种地。
四、“国人”和“野人”的身份，在免除兵役方面，也是有区别的。《周礼·地官·乡大夫》中说：“舍（免除）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这一记录表明，在西周时代，“野人”的身份低于“国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野人”在当时的所有阶级中，处于最低的地位。
其原因还在于，氏族社会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得以保存。在原始时代，氏族杀死其它氏族成员，使他们在战斗中被俘虏。到了最后，取代了杀死，取而代之的是奴役，迫使他们为自己工作。
到了周代，这一习俗不仅得以延续，还得到了加强。
因为“国人”参与政治是周代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特征，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权者与被当权者的血脉关系日益疏离，主者与被当权者的不平等性日益凸显。
到了这个时候，随着周国人口的增加，实力的提升，君王有了足够的军队，士卒已经不是主力，君王对“国人”的依赖也在不断降低，“国人”的身份一落千丈，威慑力也在不断下降。
倘若“国人”起兵造反，便可动用常备军镇之。
所以，“国人”与“野人”并无分别，并非“野人”享有“国人”的权益，而应该说，“国人”丧失权益，成为“野人”。
“国人”身份的丧失，固然是一个悲剧，也标志着中国原始性的民主主义制度的结束，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却又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孟子.公孙丑下.
[2]徐复观.两汉思想是史(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尚书.洪范.
[4]左传.
[5]周礼.秋宫.小司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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