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入大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学日语最快方法?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学日语最快方法(学日语)

学日语最快方法

1978年入大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做中国人!

1977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1978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像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话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二班就只有我去了。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成为她的“得意学生”之一。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但当时并不会想到,我后来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访学,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这些都是后话了。

黄仕忠,浙江诸暨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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