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薇
乾元二年（759），大概是杜甫人生中最磨折奔波的一年。年初，他从老家洛阳重返华州，目睹大饥荒天灾人祸的惨状，让本就对司功参军这一微职满腹牢骚的杜甫，下定决心辞官西行。他带了全家人去秦州避乱，苦撑了三个月就待不下去了，转到临近的同谷。天寒地冻，老马腿折，不到200公里的路走了整整一月，却在同谷差点落得全家饿毙，只得再踏上南去成都的旅途。拖家带口，一步一叩，千年前蜀道之难可以想见，杜甫感叹：“对此欲何道？默伤垂老魂。”直到接近年底，一家人终于挨到了成都。“一岁四行役”，迹若转蓬、命如浮萍的日子，是不是可以暂且别过了？
从759年暮冬入蜀至765年五月离川，杜甫在川中待了五年多，期间因动乱羁留于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有一年零九个月，其余时间都在成都度过。浣花溪畔，在自己一手搭建的草堂里，杜甫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宁静好的时光。这五年多里，他写了430余首诗，差不多占现存杜诗总数近1/3，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在学者们眼中，这些诗歌，与杜甫早先十年羁绊长安，与后来流落夔州、湖湘的诗，无论在形式、内容、风格上均有明显的不同。
杜甫没有再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的宏制长诗，古体诗与排律也较少，当然缺席不了他一如既往反映军国大事、民生疾苦的诗，但多了不少描写日常生活、吟咏平凡事物的诗篇。他很花了一些精力种药、种树，用极其轻灵温暖的笔法，描述耕作的喜悦，只有一个真正获得劳动快乐的人才能感受得到。可惜这样的生活，在杜甫的一生中，实在太过短暂。
杜甫选择成都作栖身之地，有经过考量。成都在汉代就乃“五都”之一，至唐代文教兴盛、经济繁荣，《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唐天宝元年（742），成都地区（包括邛州、蜀州等地）的人口已达25万户，仅逊于国都长安；成都物产丰富，繁华程度在当时也有“扬一益二”之说。安史之乱爆发后，成都因地处西南，远离战火，未遭大的破坏与衰落。加上玄宗曾避难于成都，使得它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一度晋升为南京，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等地并立。
另外很重要一点，杜甫在四川还有一些亲友和权势人物可以投靠。他尚未到成都，就在纪行诗《鹿头山》中恭维过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裴冕。安史之乱爆发后，裴冕是拥立李亨在灵武继承皇位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后因功封为冀国公。不过《旧唐书》对裴冕的人品颇有诟病，说他“性本侈靡”“不识大体”，卖官鬻爵聚敛钱财的事没少干，为了保住权势，又攀附李辅国之流。一些杜诗的注者认为杜甫最初在诗里一再称述的“主人”就是裴冕。虽然这点尚有争议，但也可窥见残酷的生活压力下，诗人流露出的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几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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