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龙颜碑保存于陆良县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 爨龙颜碑
作者 杨黔云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钱润光 曲靖师范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
纵观学者们对爨文化的认识可知，爨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爨文化约始于公元三四世纪魏晋时期，终于八世纪唐天宝年间，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其中心区域在今云南省曲靖、昆明、玉溪、楚雄、红河等地，范围包括当时的建宁、兴古、朱提、云南、牂牁、越巂、永昌七郡在内的整个南中地区。由于爨文化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所处的位置是西南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域，因此，爨文化既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又有显著的土著部落文化表现，是一种多元文化复合体，在西南地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上具有代表性。
从学者们对爨氏入滇到爨氏后裔的发展考证中，可以看出滇东、滇中等地民族融合发展的轨迹。根据《新唐书·南蛮传》《通志·氏族略》《汉书》《爨龙颜碑》《两爨世家》等资料研究，认为“爨氏乃楚令尹子文之后”“食采于爨，迁运南土”。另外，有以官职为氏的爨祖战国魏将爨襄，其后人南来入滇有爨习和爨遐两支：爨习在东汉末为益州牧刘璋建伶县令，其先祖是东汉后期来滇戍屯的长吏；爨遐在魏景元四年灭蜀汉时“左迁”南中的说法。爨氏进入云南后，“始显于蜀汉，强盛于晋代，直至唐天宝五年被南诏蒙氏所灭，拥有700年的历史。爨氏作为南中大姓之一，同时推动着南中地区汉民族的夷化过程和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融合成一个叫作爨人的民族集团。”（简启贤《从爨人方音特点看爨氏家世》）从爨氏入滇的强盛至衰落轨迹中可以看出，来源于中原核心地区的爨氏明显带有中原文化的属性，之后到巴蜀，受巴蜀文化影响，再后来迁至云南，与云南夷文化融合。就此而言，爨氏入南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过程。
爨文化时期的民族融合，最突出的表现是南北朝后期开始见于文献记载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等新型民族群体的形成。这是南北朝晚期至唐中叶分布在南中腹地的两大主体民族。《蛮书》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州，南至步头，谓之东爨”。由此可知，东、西爨主要在滇东、滇中地区，交叉而居。关于“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的概念，据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尤中考证：“‘白蛮’是秦汉以来僰族与汉晋时期先后迁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白’与‘僰’是同音字。”社会科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大概接近汉文化（或文化较高）的称白蛮，其余称乌蛮。”学者们对“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各持观点，但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讲，“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汉民族和其他民族融合，以及其他民族间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具体说，是当时以“昆明”“叟（嶲）”为主的“羌戎之民”和以“濮僚”“滇僰”“邛僰”为主的“魋结之民”的融合。
南诏国崛起后，民族融合持续并有所深入。《蛮书》卷四说：“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居林谷，故得不徙。”据学者们考证，迁徙到滇西的爨氏后人，在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其子孙仍姓爨，到元代，爨讹为寸。在今保山、大理、腾冲等地都有寸姓，包含在汉族、白族、彝族等民族中，这应该是后来民族融合的结果。
根据相关文献典籍、碑刻、墓穴考古等研究，爨文化时期滇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现在方方面面，涉及这一区域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在政治上，爨氏对王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受王朝册封或委任，代表王朝实行统治权，但是与爨区各民族、各部族之间实行的是姻亲制，且各部族之间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系统决定了当时的爨区既不是完全的独立王国，也不是实实在在的地方行政区划。经济上农畜并存，以农为主，以畜为辅，这反映了当时结合自然环境，把中原农耕文化与本地山地畜牧文化相结合的经济生产方式。
文化风俗是爨文化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遑耶”作为一种婚姻习俗，是爨文化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遑耶”即古夷语“姻家”“亲家”的意思，是当时南中大姓与夷上层联姻的婚姻习俗，其目的是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政治联盟。这种婚姻习俗持续若干代后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汉夷融合局面。“鬼主”文化是爨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蛮书》卷一载：“俗尚巫鬼，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在历史上，有爨氏作为大鬼主的记载，在《南诏德化碑》中有“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大鬼主爨崇道”的记载。这种普遍的巫鬼信仰是当时南中汉人为适应当地夷人风俗而融入的。尤中在《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中说：“（爨氏）则在作为地方统治者的同时，又兼‘大鬼主’‘鬼主’，即同样信仰僰语中的巫鬼教，吸收僰语中的宗教文化，也仍然使用汉文化而保持汉文化。”“鬼主”文化既是一种文化风俗的表现，又是一种政治特征，是爨氏统治南中地区的一种手段。
碑刻文化是文化融合的另一种重要体现。以《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以及大理《寸氏墓碑志》和成都《大唐故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等为代表的墓碑，一方面记载了爨文化时期汉夷文化融合的轨迹；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汉夷文化融合的表现。云南史学专家鲁刚认为：两爨碑为爨文化时期的南中地方民族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遗物，既是汉晋之世汉文化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与长期积淀的结晶，又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汉夷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鲁刚《爨文化特色新探》）对于爨碑的汉夷文化融合表现，秦齐认为，举世闻名的“两爨碑”无论是行文风格、职官题名，还是碑的形制，以及大爨碑碑额的饰物朱雀、玄武、穿耳等都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张一丹《楷隶相间的“二爨”》）
爨文化时期滇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十分丰富，这一时期的汉夷融合、夷夷融合，对后来西南民族融合及西南民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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