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被公认为清代疆臣之首，在全国的八大总督中，或许只有两江总督能与其相抗衡。在一些特定的时期，两江总督的权力甚至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清代历史上最显赫的总督就是曾国藩，他在担任江督期间，权力达到顶峰无人可以超越。
说起曾国藩和湘军集团各位都很熟悉，但是曾国藩和湘军集团最巅峰时权力有多大？恐怕就有很多人不是那么了解了，下面就来具体分析。
曾国藩在咸丰朝始终受到满族贵族的打压，要权不给权，要钱不给钱，要人也不给人。直到咸丰去世后，这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观。
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和恭亲王奕䜣执掌朝政，他们对曾国藩为代表的汉臣督抚，由重用变为依赖，使用更加放手，授予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职务越加越多曾国藩是咸丰十年升任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慈禧掌权后，马上授予曾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凡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朝廷首次授予封疆大吏如此高的权力，更是汉臣督抚前所未有的殊遇。曾国藩自己也认为“位太高、权太重”，一再向朝廷表示，自己不能胜任。
曾国藩几次上奏请求朝廷重新派遣重臣与他一同会办江南军务。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查三年以前，江南钦差大臣一人，两江总督一人，督办徽防一人，督办宁防一人，钦差大臣一人。臣今一身所处，兼此五人之职……吁恳皇上天恩，简派大臣，与臣会办诸务……”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权力太大，连自己也十分害怕，这是他向朝廷示弱以表忠心。结果，慈禧不允，依然让曾国藩一人身兼数个要职。
其二，用人、用钱大开方便之门朝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实际上则是将江南数省的军政大权都给了他。此外，在用人、军饷方面，朝廷也是有请必准。
按照定制，各省总督是可以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但仅限于中下级官员。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则需要军机处提名皇帝钦定，督抚没有这个权力。
慈禧对曾国藩寄予厚望，在用人方面给予了极大的自主权。朝廷对江南各省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的去留、任命，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只要曾国藩不点头，朝廷就不会放实缺。
此外，曾国藩也向朝廷举荐了很多的人才，比如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久又举荐彭玉麟为安徽巡抚，对于这些举荐，朝廷无一不准。
更为出奇的是，就是在两江以外的其他督抚人选，朝廷也要询问曾国藩的意见，比如闽浙总督的任命也是按照曾国藩的意见实行的。
不难看出，曾国藩已经是在一定程度上侵夺了皇帝的人事任免权，他自己说：“凡地方督抚者，皆不宜指缺保荐督抚。盖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
也就是说，在曾国藩看来，朝廷这样做虽然是形势所迫，但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朝廷给予他的权力，已远远超过两江总督的职责范围。
在军饷方面，咸丰在世时对曾国藩抠抠搜搜，从来没有足额拨付过。但慈禧掌权后，曾国藩要多少只要朝廷拿得出来，一律照准。
而且，朝廷还下旨将广东的厘金调拨给两江，这部分军饷对曾国藩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广东厘金的支持，攻陷天京恐怕还得晚上几年。
需要说明的是，慈禧及奕䜣对不仅给予曾国藩军政大权，对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是授予高官厚爵。
咸丰晚年时，朝廷已经意识到要想彻底剿灭太平天国运动，非重用湘军集团不可。因此自咸丰三年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咸丰五年任命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之后，湘军集团的骨干人物大多出任封疆。
咸丰十年开始，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严树森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杨载福为陕甘总督、刘蓉为陕西巡抚等等。
此外还有张运兰、刘坤一、曾国荃等人先后任布政使、按察使。这样一来，湘军集团以三江两湖为根据地，势力不断膨胀。
据统计，曾国藩及其他的湘军集团最鼎盛时期，其势力南至两广、云贵、川，北至直隶、山东，东至江苏、浙江、福建，西至陕西、甘肃。可以说，湘军集团几乎霸占了全国各省的督抚藩臬等要职。
至于中下级官员，更是胜不胜数，三江两湖地区的道、府、州、县长官，也几乎清一色是湘军集团的人担任。
攻陷天京后，很多湘军将领都怂恿曾国藩自立为王与清廷相抗衡，这也是源于湘军集团强大的实力。而朝廷也害怕曾国藩有二心，故着手削弱曾国藩及湘军集团，极力扶持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等人。
有清一代总督多达数百人，但没有一个权力能与曾国藩相媲美，什么于成龙、鄂尔泰、李卫、福康安等根本没有可比性，就是后来的李鸿章、左宗棠也无法企及。因此，可以认定曾国藩是大清朝的第一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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