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印章上的文字 渤海国遗址出土瓦件上的

渤海国都城建筑遗址出土瓦件上压有“仏”字印，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者拿不准此为何字，故未作释读其实，这个字就是“佛”的异体，百度百科释曰:“仏，古时同‘佛’，一般作名词使用，指的是佛像”，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战国时期印章上的文字 渤海国遗址出土瓦件上的?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战国时期印章上的文字 渤海国遗址出土瓦件上的

渤海国都城建筑遗址出土瓦件上压有“仏”字印，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者拿不准此为何字，故未作释读。其实，这个字就是“佛”的异体，百度百科释曰:“仏，古时同‘佛’，一般作名词使用，指的是佛像。”

那么，这个异体的“仏”字是何时出现的?“佛”字又何以异化为“仏”呢?笔者略考如下。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我国，至南北朝达到兴盛，寺院林立，晨钟暮鼓，香火缭绕，人们生活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佛”乃常见、常用之字，“仏”字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出现。

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国家处于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汉字史上最为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于统治集团疏于文字管理，导致别体字、异化字大量出现，充斥于各种文字载体中，极为混乱。据此推测，“仏”字也最有可能产生于南北朝的文字环境之中。

笔者查阅文字史料，果然证实了以上判断。

石刻文字材料中，北魏《吴令斌造像记》铭文曰:“佛弟子吴令斌为父母造阿弥陁仏一躯供养，南无释迦牟尼仏。”《王怀岸造像记》铭文曰:“佛弟子王怀岸为父母造阿弥陁仏一躯，合家供养。”《韩贞造像记》铭文曰:“故于带方之右，沃黎之西，建造仏窟。”《道慧造石浮图记》铭文曰:“一时成仏。”

东魏《唐小虎造像记》有:“生生世世，值仏闻法，道心日增，俱时成仏。”

北齐《张龙伯兄弟等造像记》有:“仏弟子张龙伯兄弟等。”

南朝《杜僧逸造像记》有:“值仏闻法，早悟无生。”

隋代《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求佛石碑像》有:“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仏，蒙仏恩力，其患得损。”

写本文字材料中，敦煌北周遗书三阶教典籍残卷《信行遗文》有:“愿施众生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仏。”五代《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有:“须弥山东，仏汙坠国，纵广卌万里”“此将是仏，在于西方天竺国中。”在敦煌发现的唐代说唱史料“俗讲”中，为了简便，“佛”多写为“仏”，新罗僧人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也可见书写“仏”的字例。渤海国乃是唐王朝版图下的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其主体民族粟末靺鞨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汉字为其通用文字。出土瓦件上的“仏”字，便是汉字写法。

以上所举诸例，皆是南北朝以来的材料，以前则无此字例。“仏”在文中，字形清晰，字义明确，词句通顺，“仏”乃“佛”之异体，毋容置疑。见有学人文章说，“‘仏’字是唐代的简化字，多为日本人写法，在中国的造像上极为罕见”，实乃失察的错误认识。

“佛”又何以成为“仏”呢?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解释，视角各不相同。其一:“仏”字是由“佛”字草书楷化而来。其二:“仏”字右边的“厶”，或因佛教徒平日多盘腿打坐静修，其姿态上小下阔，故取象形而简化之。其三:也许是佛教徒为示敬重，不便直书“佛”字，故以“厶(古同‘某’)”与“人”合成“仏”字，代表“佛”。草书楷化为别体字的现象在碑刻中比较多见，但“仏”字目前找不到字形证据，第一种解释缺乏说服力。第二种解释，视角独特，想象丰富，似乎存在合理成分。第三种解释，相对来说最有说服力，以“厶”代“某”，化繁为简。这种符号替代，可谓最为剧烈的文字简化方法，是介于简化旧字和另造新字之间的一种简化方法，它既不是原字的省减，又不属于某种造字法，只是用简单的符号去代替较复杂的偏旁或部件而已。“仏”字多使用在石碑造像记和纸本经卷上，此种异体应为民间石雕刻工和写经生所创造。

“仏”是流行于民间的异体俗字，与标准体的“佛”在字形上已存在较大差别。从文字学的角度讲，一般应用体总是围绕着标准体变化，有时应用体走得过远，达到标准体容许改变的范围之外，以致不能根据标准体认出。这时，应用体就要遭到标准体的排斥，因为标准体代表的是社会性的文字，不允许文字过分变异或个人化。“仏”字在唐代以后逐渐被淘汰，即符合文字演进的这种规律。

(作者马洪为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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