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翁和陀氏的“出道”与“躲避”
孙德宏
一
读俄罗斯文学“黄金一代”的作品，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并立双峰”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从未见过面？
他们原本是有无数机会见见面、聊聊天的……
1845年5月的一天，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竣工。
整个写作的过程中，他一会儿处于万分激动之中——他觉得自己创作出了一篇惊世之作；而一会儿又处于情绪的低谷——这么写行吗？几百几千字说删就删了……他对自己的处女作毫无自信，但他对俄罗斯的文学舞台是怎样的向往啊！
起初，他想自费出版。小说竣工前一个多月时，他写信给他哥哥：
自费出版意味着挺起胸膛勇往直前，如果作品好，它不仅会让我在文坛上站稳脚跟，而且会将我从负债状态中解救出来，不让我饿肚子……但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的处境多么悲惨，我已经发誓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我想要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出类拔萃的作品。看看普希金和果戈里，他们虽然写的不多，但人们有朝一日会为他们建起纪念碑……他们的荣誉是成年累月的贫穷和饥饿换来的……
我怀着单纯的内心而工作，在我的灵魂中正创造的所有新形象面前，这种单纯的内心前所未有的颤抖和跳跃……我正在重生，不仅在道德上重生，而且也在肉体上重生。
一方面，忐忑不安；一方面，又雄心勃勃。
小说写成，文坛新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决定把它投出去接受一下文坛的检验，但他实在不知道该投到哪里。同为作家的好友格里戈罗维奇极力说服他将其拿给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现代人》的主编——大诗人涅克拉索夫。
既然让市场检验，那就挑最牛的杂志、最牛的编辑！
那时，涅克拉索夫经常在《当代人》编辑部举行一些松散的文学沙龙，参加者几乎都是当时俄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和后来的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如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足以令作者在文坛上声名远扬。
来到《当代人》编辑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手稿留给涅克拉索夫后，就忐忑不安地回家上床睡觉了。但是他根本睡不着，他不停地对自己念叨：“他们会嘲笑我的《穷人》，他们会嘲笑我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作家。
次日凌晨四点，半睡半醒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突然的门铃声叫醒。
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兴奋地闯了进来，脸上冒着热汗。激动的大诗人和年轻的文学新人热烈拥抱。大家全都激动不已。
他们在前一天傍晚开始读手稿，这一读便一发不可收，直到凌晨读完整部小说。涅克拉索夫对这部新作极为赞赏，决定立刻见到作者，要马上就与作者来分享这个喜悦。诗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冲着格里戈罗维奇大声地叫嚷着：“他睡着了又有什么关系？这可比睡觉要重要得多了！”
这个场面真是令人羡慕，一个新人的第一部作品，受到了著名大诗人、大编辑的如此礼遇，那是怎样的情形！
这激动到此还未完结，涅克拉索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出来，又直奔评论家别林斯基的家里。他向别林斯基宣布：“一位新的果戈里诞生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命运之神又给我们文学界送来了一位新的优秀作家！”
别林斯基很不以为然：“你以为果戈里就像细菌一样那么容易生长吗？”
不过，大评论家就是大评论家。当天晚上别林斯基读完了《穷人》之后，其激动并不亚于诗人的激动，他同样也是急急地对涅克拉索夫说：“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哪儿？是个年轻人吗？多大岁数？快把他找来，总不能不跟他见面呐！”
……多年后，陀氏回忆起那天他与别林斯基会面的情景，仍然还激动不已。他一直记着那次会面时别林斯基对他说的话：“真理已经展现在您的面前，并宣告您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请珍惜您的这份天赋吧！只要始终不渝地忠实于真理，您就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家日记》中这样描述那天的情景：
（别林斯基）眼放金光，急切地说：“但是，你，你自己，明白？”他向我重复了几次，一边叫喊着，这是他的习惯——“你所写的东西！” ……“对你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这里已经被展现出来和宣布出来；它作为一件礼物来到你身边。这样，珍宝，你的天才，如果忠于它，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我们都曾经读过别林斯基曾经热情赞扬或批评过普希金、果戈里，以及“黄金一代”那些伟大作家的评论文章——但是，你能想象吗？这个原本见解深刻、逻辑清晰、推理缜密、滔滔不绝的大评论家，竟然也会如此语无伦次、结结巴巴……
《穷人》在《现代人》上发表了，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
二
很快，别林斯基的评论公开发表了。他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
你已经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你一下子就指出了主要的东西……我们试图用言辞来解释它，但是你，一个艺术家，通过一触、一击、一个形象，就击中要害，以致人们能够用自己的手去感知它，这样即使是最缺乏推理能力的读者也能够马上掌握一切！这就是艺术的神奇之处。这就是艺术的真理！这就是艺术家对真理的服务！
与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品被淹没，甚至在作者死后才被出版和认可的那些故事相比，一生苦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诞生”，实在幸运。
面对突然到来的巨大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些手足无措。但是，很快，理智的他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感到我生命中一个庄严的时刻发生了，某种甚至在我最大胆的梦想中都不曾期望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一个疯狂的梦想者。）“哦，我置身于如此伟大的真理中吗？”——在一种忐忑不安的痴迷状态中，我害羞的问自己……我会赢得这种赞扬！……这是我毕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穷人》的发表，虽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夜成名，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一生都没有摆脱“穷人”的命运。
此后就有了他因参加政治小组被捕、被假枪毙的故事，再后来又有了流放西伯利亚若干年的故事……服刑期满，陀氏重返文坛，先是创办杂志，由《时代》而《当代》，到《当代》被迫停刊清理资产时，陀氏共负债3.3万卢布。这是一笔巨款，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一生能否偿还得清。于是，在他的“余生”里，他只能是拼命写作。也可以说，陀氏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为了他的债务打工……而且令人唏嘘的是，同为“黄金一代”的两大高峰，与托尔斯泰相比，陀氏的稿费始终不高——他的《罪与罚》《白痴》在《俄国导报》发表时，每个印章为150卢布，而同时在该刊发表作品的托翁，每个印章可以拿到400—500卢布……所以，直到1881年初，在他行将告别世界前的几个月，他才终于还清了债务。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一个从富豪出发，一个从贫困出发——这倒真有点像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一样：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最终，他们的“不同”变得“相似”了，他们共同一样不分贫富地站在了人类文学史、心灵史的高峰上。
三
托尔斯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七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道”故事，七年后，在托尔斯泰的身上也几乎一样地发生了。这一年，托尔斯泰刚好也24岁。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政治思想家 、哲学家。
而且，这个故事的主角仍然是涅克拉索夫。
1852年7月2日，24岁的炮兵中尉托尔斯泰从遥远的高加索驻地，意气风发地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童年》寄给了《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同时他还附了一封信：
“我坚信，一个有经验而又极其认真的编辑——特别是在俄国——经常是处于作者和读者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总能够对作品的成就和广大读者的意见预先做出鉴别。所以，此时此刻，我正怀着焦急的心情期待着您的判决。这种判决或者会激励我继续从事我心爱的事业，或是将迫使我毁掉我刚刚开始的一切。”
从这封信上，我们可以看出“贵族”托尔斯泰和“穷人”陀斯托耶夫斯基的区别：一个自信满满、气势浩荡，甚至还有些威胁——如果不用这个稿子，将毁掉一个伟大的作家！另一个犹豫不定、忐忑不安，抑或还有些谨小慎微——“他们会嘲笑我的”……
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威胁”对涅克拉索夫是否起到了某种作用。以当时托尔斯泰的一文不名和涅克拉索夫的如日中天的情况看来，估计应该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涅克拉索夫毕竟是个伟大的编辑，有材料证明，他只看了托尔斯泰的一半原稿，就大大的肯定了这个文学新人，并兴奋地向此时也是《现代人》的主要作者、已经成名的大作家屠格涅夫宣告：“俄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天才！”
其实托尔斯泰的处女作《童年》，与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一样的文字清新，一样的情感细腻，一样的几乎没有戏剧冲突。他们所不同的是题材，一个写静谧忧郁的草原，一个写纯真美丽的童年。其实，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作品，比如名篇《外套》《白夜》差不多也是这种风格……这很耐人寻味：“黄金一代”作家的早期成名作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
但是，这种纯真和静谧，涅克拉索夫喜欢，好多人喜欢，文学史喜欢。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元初的情感，这是我们艺术最元初的境界。
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从一出道就遇到了涅克拉索夫。更进一步说，“黄金一代”的俄罗斯作家们虽然生命苦难，但作为“作家”则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同一时刻，既有涅克拉索夫这样的编辑，也有别林斯基这样的评论家。
四
“出道”之后若干年里，陀氏和托翁大作迭出、惊心动魄。
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的代表作，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但是说到托翁的代表作，似乎就有一些争议。仅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我最喜欢的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这一点，比托翁和陀氏稍后一些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看法很肯定：“现代俄罗斯文化在150年之内曾给世界带来两个有如彼得大帝和普希金这样的现象，而在紧接着的半个世纪，带来了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难以相信的是，在几乎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之内……俄罗斯产生了整个现代欧洲文学中最伟大的两部作品——《安娜·卡列妮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俄罗斯灵魂达到这两个最高点之后是何等突如其来的断层、何等的塌方！”
梅列日科夫斯基生于1865年，逝于1941年。这位俄罗斯作家、评论家和宗教思想家，在陀氏去世时16岁，在托翁去世时45岁，尔后又活了31年——他显然有机会拉开一点时空来谈两大文豪的价值——在他们活着的那些年里，无人能超过他们，而他们死后则是“断层”和“塌方”！
不错，“并立双峰”的横空出世，才使得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一代”名实相副——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完全可以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和两百多年前的德国古典哲学相媲美……
与这些宏大主题相比，我倒有个比较“小”的问题，也就是这篇文章开头那个困扰我的问题：俄罗斯“黄金一代”作家的两大高峰——相差七岁的托翁与陀氏，既然经常行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学聚会中，为何却从未见过面？
他们自己的解释是“错过了”，但更多人觉得是“有意相互躲避”。
我认为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还是那位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这两位的关系有过这样一种期待和想象：“我们之所以把他们两人联系起来，是因为我们在暗中期待：在他们之间，正如在对立两极之间那样，会不会爆发出那火、那闪电的火花？而这火花必引起大火，并且成为人神之为西方世界的显现。”
于是，我的问题就更加迫切——他们为何始终“有意躲避”？
托尔斯泰自己有个解释：“我一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没有别的想法，一定会见面的，现在还没有机会见，但机会是会有的。”他打算见面，但好像没有打算好，“还没有机会”——这理由显然有些太过勉强。
细读他们的关系，或许能发现某些蛛丝马迹。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翁很喜欢陀氏的《死屋手记》。1880年9月26日，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近日身体不适，一直在读《死屋手记》。反复读了多遍，不忍释手，我认为在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书了。书中的观点（我不是指他的基调）令人惊叹：真挚而朴实，符合基督教精神。这是一本富有教益的书。如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我喜爱他。”
但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情况有了某种变化。他写信给陀氏的朋友奥雷斯特·米勒说：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米开朗基罗的精神塑造的“有这皮开肉绽的皮肤的人”温暖了你的凝视。你应当将这一解剖学的杰作、这一块血淋淋的肉体高悬于你的书桌之上，以充分分享其沉思默想……但是我更愿意对它敬而远之。
富有这种经验的人，他们看到了皮肤如何泛起波痕，血液如何流成小溪，最为恐怖的是，他们看到，在这些眼睛里，这些“灵魂之镜”中，那些被作者所切割的人的思想折射出了他们自己。
很喜欢，但“更愿意对它敬而远之”，因为“那些被作者所切割的人的思想折射出了他们自己”……这算不算是托翁对陀氏“有意躲避”的一种原因？
五
关于“有意躲避”，陀斯托耶夫斯基似乎没有直接地解释过。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那些文学聚会上，作家们经常朗读一些他们所喜欢的名篇，陀氏很喜欢朗读普希金的《先知》。几乎每一次，他都是以颤抖而低沉的，似乎是受到压抑的语调来读，在场的人们则是摒气凝神。到了后面，他的声音越来越嘹亮，而到了结尾时他已经是在以一种无所顾忌的的吼声大叫：“用语言把世人的灵魂点燃！”
受了感染的人们欢呼、鼓掌，女士还送上花环……但他总是有一些遗憾：“是啊，是啊，这一切都很好。不过，他们还是不理解主要内容。”
超乎寻常深刻的陀氏，常常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有人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的。我不过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者，也就是说，我描写人类灵魂全部的深层。”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与托尔斯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陀斯托耶夫斯基似乎有些“难过”——人们对托翁的掌声，要比给予陀氏的要多得多。所以即便到了去世前不久，他还在自己的记事本里写到：“我，当然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我的取向来自人民的基督教精神深层），虽然现今的俄罗斯人民还不知道我，将来的人一定会知道我的。”
结果，他做到了。今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与托尔斯泰并列的俄罗斯文学的“双峰”，甚至在一些人那里，他已经超过了托尔斯泰。
虽然陀氏没有直说他“有意躲避”的原因，但他对托翁的看法则是相当清晰的，而且与屠格涅夫很接近——“列文是货真价实的利己主义者”。与屠格涅夫更倾向于直觉和感性所不同的是，陀氏更偏向于理性剖析：“像列文这样的人，是未必有最终的信仰的。列文喜欢自称是人民一份子，但是他是少爷，莫斯科中上层社会的少爷，这个阶层的历史学家首先就是托尔斯泰伯爵。”
这与托翁谈论陀氏时的逻辑和结论很是接近——“那些被作者所切割的人的思想折射出了他们自己”——在灵魂深处，他们都从彼此创作的人物中看到了对方本人。
关于两人为何“有意躲避”，“答案”或许与此有关？
这也是没有办法：没有作家承认作品中的人物就是自己，但是也没有谁比作家自己更清楚作品中那些写得极深刻的人物与自己的关系。
……
好吧，现在我们把两大文豪“有意躲避”这种“私事”先放一放，说点他们完全一致的“公事”吧。两大文豪在思考如何改变他们共同生存的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时，虽然“药方”不同，但有个相同的比喻——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在欧洲，好像一切的下边都被挖开，塞进了炸药，就等着第一颗火花了。”
托尔斯泰则说：“火始于火花，不到把一切都烧光之时，火不会熄灭。”
两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仅完全一致，而且一唱一和……至此，我的心情也好多了——这样看来，“并立双峰”见不见面，也不那么重要了吧？
来源：《读书》杂志2022年第8期
本期编辑：安彦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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