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印象中，1997年重庆正式直辖，对于这座三为国郡、两次直辖的城市来说是实至名归、顺理成章的。
其实不然，在重庆与四川“分离”的过程中，一个名为“三峡”的省份曾昙花一现却又中途夭折，最终被纳入了重庆的辖区版图。那么，“三峡省”项目为何会宣告流产？且看邓小平如何决策。
邓小平
“三峡省”的前世今生显而易见，三峡省从命名到筹备，都离不开上个世纪那桩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三峡大坝。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自古以来一直饱受洪涝灾害的困扰，其水害问题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际，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得到很好的解决。
尤其是在1954年特大洪水之后，党中央在积极关怀救灾工作之余，也愈发意识到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只有扼住三峡这个“咽喉”，才能彻底制止长江中下游的水害。
长江三峡
于是，毛主席第一时间将三峡工程提上了日程，强调三峡工程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同时，毛主席还致电苏联，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建设三峡工程，并委以周总理严抓此事。
在此后几十余年间，党中央派遣一批又一批的专家来到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和勘测，期间专家们对于三峡工程的看法也纷繁复杂，光是一个蓄水位的高度设计，就提出了整整八种方案，可谓是众口难调，难以在短时间内确定下来。
三峡水利工程
后来由于中苏破裂、经济困难、局势动乱等内忧外患历史因素，这一特大工程不得不被暂时搁置了下来。1980年，决心要让中国走上振兴繁荣的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的道路，将中国各个领域的建设事业拨乱反正、拉回正轨。
7月，七十六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东方红32号，实地考察长江三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三峡实际状况提出：“三峡工程应尽快提上日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籍此，国务院和相关部门也开始就三峡问题展开研究讨论。期间不乏有人对这座工程提出异议，认为三峡大坝防洪线力度不够、浪费资源。
邓小平实地考察长江三峡
1983年，在排除万难之后，一份有关三峡水利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出炉，经过各个专业部门长达三年的审慎研究，普遍认为三峡工程还是有着较高的可行度。于是，国务院也通过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最终决定，并给出了三年的准备时间，争取三峡工程能够在1986年正式开工。
在三峡这个如此浩大的工程之中，移民问题乃是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库区内一百三十万移民该如何安置？又要如何为其解决就业、住房等问题？都需要经过仔细思考才能做出决定。
三峡移民，故土难离
1984年，为了解决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提出，可以考虑在库区周围以宜昌为省会，建立一个三峡特别行政区来接收三峡库区的一百三十万移民，并使其享受省一级别的待遇。
不过，为防止人们将“特别行政区”与深圳那几个经济特区相混淆，再加之当时宪法中没有有关行政区建制的规定，所以经过一番讨论研究后，最终还是决定将其定为“三峡省”。
三峡百万移民大搬迁
1985年，“三峡省筹备组”正式宣告成立，开始对三峡省进行紧张的筹建工作，预计将在1986年正式建立三峡省，其总规划面积为八万四千零九十三平方公里，总覆盖区域包括一个市和三十个县，其中，以宜昌市这个唯一市为省会。
如此“迷你”的省份，看起来似乎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事实证明，三峡省刚筹建一年，就宣告正式破产，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正式筹建之后最终又被撤销的省份。那么，是什么让三峡省走上被取消的道路呢？
三峡地区由于地形的阻隔分割以及长期洪涝灾害的侵扰，当地经济发展极其滞缓，人民吃不饱也穿不暖。纵观整个三峡省的三十个县里只有原属于湖北省的四个县经济相对富裕，其余全是贫困县。即便是作为省会的宜昌市，都是一个常年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据统计，1984年，三峡省全一市三十县人均收入仅511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
80年代的宜昌
因此，纵观整个三峡地区，可谓是民生凋敝、贫困至极。许多居民的房子连最基本的遮风避雨都得不到保障，有的百姓甚至连种地的工具和种子都需要贷款才买得起，一旦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那更是亏得本都不剩。当时作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在调查结束之后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穷得触目惊心。”
80年代的长江三峡
这样一个破败的三峡省，真的能够承担接收一百三十万人口的重任吗？一心想通过三峡工程使得鄂西、川东贫苦百姓富起来的李伯明，在其担忧之余，重庆市提交上来的一份报告，使得三峡省的前途愈发扑朔迷离。
重庆直辖市取代三峡省三峡工程原定坝高175米，蓄水位一百五十米。但是重庆忽然提议，要将三峡工程由正常蓄水位的一百五十米提高到一百八十米，便于万吨级船队可以由武汉直达重庆，使得长江成为得以链接华南、华中和华东的黄金水道。
三峡工程
而这看似三十米的蓄水位抬升，却意味着其库区面积将扩大至393亿立方米、六百亿公里，甚至还要吞噬重庆四百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移民人数徒增了七十二万余人。而这一变化，也使得本与三峡库区不相干的重庆，一下子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
与重庆这个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西南重地相比，又小又穷、风雨飘摇中的三峡省，似乎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了。而且三峡省那三十个县里，唯一四个富裕的县，都是从湖北省给划过去的，然而湖北省一直对三峡省都抱有异议，不太愿意将自己手下那四个富裕县给划出去。
80年代的重庆
于是，人们便将移民收纳的目光，转向了那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重庆。就在大家为“150米”还是“180米”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一锤定音：“三峡工程是特大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效益。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点，万吨轮船可以开到重庆。”
紧接着，在邓小平“把重庆独立出去”的呼唤下，一个囊括三峡库区，包含重庆和宜昌的直辖市方案逐渐成型，这样既能解决三峡的移民问题，又能利用直辖市的政策倾斜消除三峡山区的贫困。
长江三峡上的万吨轮船
相比之下，省市县三级具备的三峡省，其投资主要集聚在省会宜昌，那些贫困县依旧得不到应有的青睐。而仅有市县两级简单体系的重庆直辖市，就能够完美兼顾库区贫困边远山区与母城的共同发展。
无论怎么看，重庆提交上来的方案都比三峡省的设想更具发展潜力。最终，三峡省就在重庆直辖市的“最优方案”里面临败北的境地，中途流产了。1994年，三峡工程在万众瞩目中正式开工，而重庆直辖市的设立也开始提上日程。
三峡工程开工
1997年，重庆直辖市正式建立，不但完美容纳了库区移民，还解决了四川人口过多的问题，给湖北、四川、库区人民都划上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对“180米”的亲自敲定，也使得长江成为一条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繁荣昌盛，可见邓小平的决策有多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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