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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哭了
也许是我真特么老了」
文 | 小肥人
编辑 | 席维安
图片 | 崔神摄影&太合音乐提供
采访 | 小肥人 崔神 左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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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音量市场总监张雪记得，那日，排在某家门户网站之后，她安排了另外一家媒体进屋，可没多久，记者又走了出来，主动与张雪商量将采访推迟——郑钧已经疲劳得说不出话了，记者看了，觉得不忍心。
这是郑钧在《摇滚藏獒》漫长的宣传周期中一次濒临体能与精神极限的体验，那轮集中路演，后来在多次采访中被他整合表达为「再也不会干」的事。
他不愿主动将采访叫停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为避免再失声，郑钧寻找了应对之道。一段时间以来，他习惯在背包里揣一个硕大的保温杯，个头堪比水壶，而背包则被他解嘲地称为「百宝箱」，每当坐定开聊，他需要取下水杯，掏出一盒糖浆，以及另一盒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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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丢失「怨恨」之前，郑钧曾常年生活在紧张与压力之下、连滚带爬的状态中。幼年父亲去世后，他经常在学校里打群架，回家又挨哥哥揍，摆脱不了的痛苦令他长期纠结于怨恨的情绪里。8岁那年，他便曾在一个顶楼徘徊许久，考虑自杀的问题。
多年后他来到北京，成为了一位摇滚明星。这座城市里，生活着很多摇滚明星，很多人的生活裹挟在酒精、药物与骨肉皮的漩涡中，郑钧不例外，但与许多仅漂浮在传闻中摇滚偶像的浮华生活不同，在很多年里，他当年的轻狂与荒唐通过好友高晓松的演义式传播更加广泛地被人所知。
歌手生涯中，郑钧的苦恼更多源于对职业的认知偏差，他把对音乐的热爱和歌手这份职业搞混了。事务性的琐碎工作让他疲于应付，「到（时间）点要出唱片，不然公司给你压力，歌迷抱怨你，你又觉得现在写的东西没有达到期望，这里面就有挣扎，一挣扎就会很痛苦，就会很焦虑，就会很紧张，痛苦你就会恨这个职业，恨这个职业就会怀疑是否热爱音乐这件事，你就会更痛苦。」
圈内有为数不少的音乐人乐于以方法论写歌，一位创作人向博望志说，「（北京）这座城市雾霾这么严重，我怎么可能等待灵感给我一首歌？可能早饿死了。」但郑钧完全不信任工程师型的创作方式，他坚信职业与音乐性是对立的，并始终在期待生命中旅行、弹琴、酒精以及恋爱等美妙而放松散漫的时刻带来创作力。
《回到拉萨》是郑钧人生中写下的第二首歌，而整个词曲创作过程仅用了半个小时，一气呵成。当年录制小样时，录音棚总经理与他套磁，以作曲专业的学院派身份称赞其曲式段落变化复杂，牛，在被问及创作方法之后，郑钧给出一句他至今都自认为十分精彩的回答，「最牛×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
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始终贯彻并回响在郑钧多年来的作品中，他认为所有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寻求生命的答案。追寻的过程里，他们会书写下每个阶段的不同认知，体现为歌曲、小说、绘画、电影。
20岁时，郑钧们认为答案是名利双收、夜夜笙歌、高朋满座和美女如云，认为这就是人生最辉煌的胜利。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三点就有人等在郑钧家门口准备喝大酒，但十年后他突然发现，这「完全是一件扯淡的事情」。他意识到这是没有到达此刻的人，抱着幻想描述给你的一个「圆满」，而当他来到此地，发现空空如也。
郑钧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被某些概念所驾驭，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有些朋友20多岁就患糖尿病，身上挂一个泵，但仍然夜夜买醉，「这是悲剧」。他的作品中也开始流露出对失控的厌倦乃至厌恶，在一首名为《果》的歌曲中，他毫不留情地讽刺了骨肉皮们，在副歌中不断重复一句话，「你越变态，她越膜拜，你越变态，她越膜拜…」
幸运的是，当他走出混沌，竟实现了与自我和平共处，郑钧对自己20岁的评价是「充满激情、勇气和情绪的年轻人，唯一缺乏的是智慧。」他甚至庆幸年少时完成了对这些荒诞行径的尝试，尤其当眼见一些北清毕业、美国读博、四五十岁完成公司上市后的企业家买飞机、每晚换女友的做派时，「如果你五十岁还要过这种生活，以此来增加人生体验的话，你能给她买个包，却相信她能爱上你的话，你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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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将杯盖边缘举在嘴边，轻吹两下，分三口把掺了糖浆的热水喝下去。他有些咳嗽，嗓音状态不稳定，最近某个音乐节上他压轴，连唱七首状态正佳，可最后一首歌第一个音便唱劈了，令他自己都笑了场。其实外界对他嗓音状况的疑问由来已久，自2007年之后，他也再未推出专辑。
在一档电视节目里，当被问及是否担心丧失创作灵感时，郑钧的回答是，「那一天赶紧来吧，活着为啥非要写一首歌呢？」相对他所背负的外界期待而言，这是一句对抗性十足的回应。他称自己如今在出差的路上也总在写歌，但什么时候发表，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近被汪峰拉去做了一个视频谈话节目，郑钧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对方那种井井有条又勤奋的人，他给自己的评价叫「极其散漫」，「我骨子里确实是个朋克。」远离了唱片合约，他再也不愿把个人创作置入牢笼，「永远不要活在别人对你的期待之中，」十几年过去了，他已经学会把那段受束缚的痛苦经历概括为一句话。
美国朋克教父Iggy Pop几年前发行过一张名为《Preliminaires》的爵士专辑，此举令郑钧激赏不已，「当你唱Hard Rock火了，别人会期待你永远当一个硬摇滚歌手。而Iggy这种光着膀子的老朋克，根本不在乎你对他的期望，他有一天可能玩Hip-Hop或者歌剧我认为都很正常，因为他就具备这样牛×的素质，世界中永远充满创造力，充满自由意志。」
「人生就这么短，我活着扮演成你们需要的摇滚歌手的话，我不就是个骗子嘛！只是把骗你们当成一个职业，赚大家的钱，有意思吗？」
他年轻时写的歌调都很高，在那一代摇滚乐手的表达里，这反而是一个更加稳妥的输出方式，荷尔蒙交织的强烈情绪非常适合以这种力道十足的音乐进行宣泄。作为一个歌手，郑钧那时认为，拥有这种令人心神激荡的能力，是其禀赋所在，是值得炫耀的技能。
大学时期，老师曾赠送他一盘Lou Reed的磁带，乍听之下颇感无味，随手丢在一边。直到年过三十，为写歌灵感而苦恼，才偶然把它又翻了出来，当听到《Perfect Day》从录音机里流淌出来时，他放声大哭。
「二十岁你能听懂的都是力量和勇气，当你三十岁，被生活打得连滚带爬，你会听懂他表达的是什么，一个无比凄美的绝望，发自内心震撼你的绝望，那一刻，你能听到一个共鸣。」
郑钧如今在现场演出中喜欢把器乐重新编排并降调，他否认原因在于「唱不上去了」，「是我觉得那种表达太没意思了，中低音区所能表达的伤感、绝望，是高音区实现不了的，今天是出道这么多年来，我最‘会唱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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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郑钧迎来重建的机会，原因在于他生活中的一切几乎被悉数摧毁。婚姻、健康全面崩盘，再次体会到人生走到尽头的荒凉感。「怎么弄了半天回到了起点？全归零了。」
为了解决「如何让人生不再制造悲剧」的课题，他开始全国各地遍访名师高人，最终落在藏传佛教瑜伽密法的修习上。与演员刘芸的婚姻，第二个孩子，也开始介入郑钧的生活，并进一步改变他。
他把这段婚姻的组织形式称为「朋克家庭」，全家没有一个「过日子的人」，连个记账的人都找不到，两人每月花多少钱，挣多少钱全没数。在一次吵架中，刘芸追骂到电梯口，要求郑钧归还自己为其买的衣服，他竟索性脱个光膀子，下楼打电话向经纪人求助…可正是在这样一个风格怪异的团体内，郑钧寻找到了归属感，并顺理成章地衍生出责任感。
他对自我转变的认识并非十分清晰，被问及个人是否有颠覆性变化时，他想了想，说「确实有可能」。他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生活细节：没有夜生活，每天早晨6点起床打坐，没有应酬，不聚会，不抽烟，不喝酒，除了老婆之外没有其他女朋友。
在与身边人的相处中，他也在不断退让。有一段时间，一贯自认心理年龄十几岁的他希望与女儿交朋友，便加入那个女中学生的QQ群，可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屏蔽了，悻悻地退了出来。有合作伙伴请他为根本不认识的人录VCR送新婚祝福，他感到莫名其妙，却也忍忍给人家录了。
合音量市场总监张雪记得，团建时老板也乐意跟着员工们跑去KTV唱歌，与大家合唱《那些花儿》，用带西北味儿的英文唱「枪花」，当员工点到他的歌来唱时，郑钧坐在沙发上，配合人群摇来摇去…
他变得更加念旧。在女人街开酒吧的时候，他养过一条全身腱子肉的罗威纳犬，唤作「麦头（Metal）」，酒吧拆迁后，只得寄养在五环外朋友的藏獒场里。每当郑钧去看它，麦头都十分激动，但日常却不允许别人喂它，没多久，在墙下挠了个洞，跑了。此事对郑钧打击很大，内心愧疚，他始终忘不了那期待、热切的眼神。从那之后，他再也没养过狗，而后来编漫画时，主角也正是用了「麦头」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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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真人秀导演找上门来，退让中的郑钧才犯了难，他对此感到好奇，却需要理由说服自己。
什么是真人秀？他用一个场景描述来解释——自己与儿子坐在餐桌上吃饭，别人却愿意在电视上观看，并为此付钱。这件事的内在逻辑令他感到新奇，就好像自己远在西藏的师父，听说这位唱歌「还算可以」的徒弟可以藉此赚钱时的反应一样，「好神奇啊！」
打动他的还有一个偶像的足迹，重金属音乐的缔造者、Black Sabbath乐队主唱Ozzy Osbourne数年前就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搬上了电视荧幕——尽管这并未为那位老人赢得多少正面评价。郑钧希望自己能用一种更体面一点的方式完成此事。
把好奇心糅进商业，在经纪团队的推动下，郑钧几年来的业务触角曾空前地多起来。在尽完了为各方该尽的义务之后，他回归到合音量，从6年前开始，他就希望通过自己制定的一揽子计划，为「于自己有恩」的音乐行业做点事。
在接触资本方的过程中，这套在全球没有先例的方案未获认可，反而投资人对在郑钧电脑里偶然发现的动漫项目十分感兴趣，「这个我们可以投。」2014年电影项目执行暂时告一段落，郑钧再度把这套计划搬了出来，合音量最早是以一个音乐创作社交应用的形式呈现，旨在用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版权财富。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合音量独立运作没多久，便宣布并入刚刚收购了百度音乐的太合音乐集团旗下，按郑钧的说法，当时合音量并不缺乏资本关注，「好几家基金排着队要投A轮。」可他还是选择在2016年年初的发布会上，对太合音乐CEO钱实穆说了那句「Yes，I do.」
在这件事上郑钧放弃了三样东西，面子、金钱与阿里的邀约。尤其是同样作为20年好友的高晓松与钱实穆同时抛出橄榄枝时，郑钧最终选择了太合，他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如何能更加快速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实现更高的资本回报。「现在你所看到的合音量这个事只是冰山一角，它所要动用的资源，仅靠一个创业公司，是不可能完成的。」
他抗拒被定义为一个「创业者」，他认为自己在商业上从来没有希望实现的梦想或目标——尽管坐在音乐集团高管办公室的转椅上，但郑钧主观上把商业跟前的那道界限划了出来。
包括在所有资本对接的过程里，他也强调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求过」，并坏笑着说「这就是我牛×的地方」。反而倒有不少资方对摇滚明星的项目趋之若鹜，对郑钧来说，揭竿为旗，天下云集，也很摇滚。
去年合音量上线不久，与拉卡拉合作办了一场「百万元征歌」的活动，当庆功宴上真的把一百万元奖金发放到参赛者手里时，有年轻的创作者抱着郑钧哭诉房租终于有了着落，「原来我写的歌是有可能养活自己的。」这些话显然给了他触动，并推出了一个名为「T榜」的项目，几个月下来，又发出去数百万。
「我现在弄的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种地人先吃饱，然后再把余粮拿出来，大家再去卖，再去分，谁这么做？一个都没有，就是我。」
现在郑钧每周会来公司开一到两次会，他有时会想起早年作为第一个签约香港宝丽金唱片的内地歌手，初到港岛时的惭愧，看到马路上行走飞快的行人，都会在内心谴责自己的懒惰。但很多年后，郑钧不需要从众，不再以忙碌来填补恐惧感，「我擅长于寻求解决方法，至于过程，依赖非常职业的团队就可以。」
在郑钧看来，唱片工业鼎盛时期，这个行当里的文艺青年和投机分子都还混得下去，互联网将其抹平了之后，暴露出某些从业人的不堪一击，不然，一个创作歌手何苦非得把自己奉献到产业链的经营端？「为什么跳出来？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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