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贬郭沫若，近一二十年来，似乎都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乃至“文化热点”。这股舆论潮流，是称“郭沫若现象”。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四川乐山沙湾人
郭鼎堂其人，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中，确实有标本意义。他已死40余年，依然还是大众攻讦对象、文人同行围剿重心，是事出反常，又理所必然。他毕竟一代文宗，生平毁誉又如此复杂，势必无法安然走过历史免检通道。
只是，说句大实话，更多的朋友，根本不关心“郭沫若”是谁，是怎样一个人，只是聒噪跟风，只是突然也有资格教训“大师”了，揎拳捋袖口沫飞溅中，立即有了“痛快”“解气“的共鸣，甚至有种围观凌迟现场模拟的快感。
作家王小波
王小波当年感叹，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在不理智的时代。真是睿智的观察呀，郭鼎堂最大的悲剧，不正是生前遇上疯乱岁月，不得已或忍辱或违心，死后还要遭受看客们非理性的谩骂么？
郭沫若身负不世之才，出名很早。这位四川大才兼通人，40岁左右就被同道尊称为“郭老”，是“鲁迅以后第一人”，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地标式人物。
1941年，郭50大寿，社会各界赠送如椽巨笔
哪知时移世易，如今大多数人对于这位前文化宗主，实际是为研究“性恶”而加以关注，或加以鞭挞的。可我个人向来以为，郭沫若作为一宗学案，社会提出反思，固是合理且极有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对于郭氏其人，太多叱骂，或不合事实，或脱离语境，或诛求过甚，或欲加之罪，简直有点故意找茬的意味了。
“郭沫若问题”，聚焦点在于一个极模糊的“人品”争议，不惜罗列各种丑行秽事，喋喋不休，痛家鞭挞。他的学问如何，他的学术成就怎样，大家当心里有数，且搁下不表。他论起人品，确实难称完人，是有些遗憾值得检讨。
但同时能够明确的是，他绝非是一个小人，不是一介投机分子，并不见有多少权力欲，一生更不曾主动加害过人，即便是在率兽食人的时代，手上也没沾血，没有作恶，只是点缀，只是敷衍。季羡林劫后余生感慨万端，说迷乱时代“找不出几个干净的人，不害人都可称圣贤”，谈及郭沫若，也是感激之辞。
1948年,尽管政治倾向受质疑，可郭沫若依然缺席当选为首届“中研院”院士
拿这标准看，郭鼎堂固十足乡愿，终究与吴晗等人不同，还是厚道人。其实这一点，上点年纪的人，多会体谅，甚至会觉得难能可贵——我确实也未见与他同时代的人有骂他的。从众多回忆录看，晚年的他，给人最多的感觉，不但不狠不奸，实是一位“忠厚长者”，对于一些逢场作戏也能予以同情之理解。只有远在海外的旁观者，或少经世事、历史懵懂的小年轻，才会责备人为啥不去做烈士。
我们的民族性，确实喜好站道德高点，论说是非，以理杀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都须再三明确的是，讨论人品或道德问题，是要以语境还原、理性客观为基础的，而平情和换位思考则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必要辅助。
平实而论，再怎么解读，郭沫若都无愧于一位爱国者、一个学术大家的称号。虽然我本人也不喜欢他，可论人首当实事求是。
郭沫若论为人，是有种悲剧色彩的，性格也乏刚健，致使他的一些言行，不是很让人敬重。这一点，无需曲为之讳，也不必去洗白白。
郭沫若的书法题字
而我的观感，可能与流行论调有所不同，以为若“责备贤者”起来，他最大的“污点”，也最该受点苛责的，并不在于学术、政治、男女方面。而是一介书生，性格懦弱。当沧海欲流之际，惯性地明哲保身，大师们所标榜的嶙峋风骨，他确实不及。他这种“恶”，发掘到底，不过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
作为文人同类、并世大咖、左翼同道，鲁迅似的硬骨头，顾准般的受难意识，甚至是郁达夫那种坦荡实诚，他始终都是有亏的。以蜕为歌德式庸人为代价，中年以后的他，宦海生涯，宠命优渥，得以安心论学，优游读书，其文化成就，又确实是当代中国高高山顶立的存在，罕有人及的。
郭沫若当年就读学校
在一般公众瞧来，他生平有两大“污点”，是难以洗清的。一是男女关系混乱，二是政治上投机。其实多读往事，多了解其人，即可知他并非众所臆想的那般不堪。
男女方面，他是多情而乱，可细究起来，也并没特别出格的地方。
他年轻时代，混迹上海滩时，自夸浪漫，放浪形骸，私生活不大检点。跟着海派文人、郁达夫那班浪子，吃吃花酒啥的都是有的，还曾把处事端谨的梁实秋吓得落荒而逃。可而后的感情史，丝毫不复杂，也断然说不上滥。
比如，与乡下原配离婚，是彼时新派文人通行做法，即鲁迅也未能免俗；在日本“抛妻弃子”，是听闻“芦沟桥事变”爆发，匆匆偷潜回国抗日，为了能让妻子们安全不得已而然。那首写于途中的《归国杂吟》已经说得很明白，“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血泪，登舟三宿见旌旗”，写尽志士的辛酸。
与妻子于立群等——于氏在他指授下，后也成为名书法家
而后，孤身多年，一心救国。待中日战火全开，想不到还能与日本妻儿重见，作为单身汉子，经组织撮合与“粉丝”于立群结婚，有啥好苛责的呢？况且，以后数十年，他对于立群是尽心尽职的，夫唱妇随，相携以老，并没有过任何绯闻，又有何错可骂？
现在多谣传于立群姐妹是为郭殉死，但多少人知道，她们其实都有遗传的严重精神病症，为之困扰了几十年。加之后来家事太惨烈，最终都选择了自戕解脱，这也要郭沫若背负责任？
明定陵考古
都说郭沫若是“挖祖坟”成癖，可《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俱在，可证实这是国级集体决策失误，他老郭何德何能、何职何务，可以独自担负所有骂声？
这些，读点历史、看些时人回忆文字，翻看下他本人诗文集，都是能够加以验证的，完全不必众恶集之乱泼脏水。他不是像陈寅恪、胡适等，在男女方面很洁身自好之人，可委实也说不上啥污点。
还有，当下很多朋友，振振有辞数落他是政治投机分子，其实更是说不上的曲解，甚至是谣啄毁谤。
困处日本时期，他潜心学问，很快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家
要知道，他年纪轻轻20来岁时就暴得大名，是多方势力争取的对象，前途似锦。可他很早就毅然地选择了共产信仰——他实际是最早的一批人。尽管，以当时局势，谁都清楚，选择这么一条人所不至之路，不要说有啥功名利禄可图，甚至是随时要搭上性命的危险之事。
这个信仰，他此后一生，历50多年，无论艰困平顺，都没有变易过，既从不曾退缩，又哪来的投机？很多人责备他在有段时间跑到日本避难，根本不了解这是周公的安排；抗日时期，他在后方似乎很少亲临战场，但这是统战与宣传的需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同道中人，不仅从未对他的操守有过怀疑，甚至是众星捧月式的把他推为文坛宗主。像毛先生，眼空四海，但一直都很礼遇他，置在亦师亦友之列，即便晚年有过一二句批评，可也从未对他有过猜疑。
与家人
所以，以我看来，郭鼎堂的核心问题，在于他性格缺陷明显，以至于后半生沦为懦弱词臣，被倡优蓄之。只是，这般悲剧，实非郭沫若一人之过，而是中国文人集体之痛，是整个国家之殇。他自己也是最大受害者之一，最疼爱的小儿子惨死，欲救不能，只能饮恨吞声，常年在夜深人静后的灯下，抄写亡子日记以寄哀伤。
真的，我们与其罔顾事实众恶集之骂郭，不如去检讨整个社会机制问题。郭鼎堂作为一介书生，只是与之俯仰，不作恶也无大善可言。 他有过，可也只是错在沉默。可不沉默，他又能如何呢？人事幽秘难得其真，历史纵深不去溯及，就容易在事后的道德高调中以理杀人。
检讨郭沫若，以推尊知识分子的气节与独立精神，是正确是亟需的。可对郭氏其人，我们最好也须原其情、知其处，如此言论才会尽量公平，如此反思也才能有实质意义。
如今看来，晚年的郭沫若，更像个笑话。太多人觉得他曲学阿世、媚颜奴骨，因此而瞧不上他，甚至厌恶他。
可平情而论，那时的他，确实写过一些批判文章，可多是为人授意，代人受过；也动笔写过不少阿谀的诗篇，可多是不得已的场面话。他的地位搁在那里，早没有了不讲话，不附和的自由。他的信念在那里，有些话又应该确是他心里话，尽管时过境迁，再看令人啼笑皆非。可迷乱时代，有几个文人不裸裎荒谬？
与茅盾等同仁在一起
郭沫若晚年，曾与一个信得过的弟子私下有段谈话，我阅读所及，以为颇能呈现他真实而无奈的心境。那是一次有关歌德的讨论——因彼时国内都尊誉他为“新中国的歌德”，可不知咋地，聊着聊着，郭氏话题一转，谈及自身。
他说，现今我们两个在这里，没有外人，一块谈天，是有啥说啥，我无须遮掩，你也不会陷害我。可是等下子，我出去跟别的人接触，往往就不能不逢场作戏了。他接着说，这是很悲哀的。我们使劲纪念歌德，而歌德最痛苦的，其实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捧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
暮年的郭沫若
晚年郭沫若的内心，那幽僻不为人知的暗角，当是清醒而痛苦的。但他早已无力去改变什么。那年，不经意间读到这段记载，我心里是有些感伤的。为他，也为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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