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了解到范仲淹，大多是通过课本里的诗词及《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那么，范仲淹为何能在千年后的今天仍为后人津津乐道呢？
这就要说起他的家族了。
范仲淹所在的范氏家族，历经八百年风风雨雨仍长盛不衰。在科举盛行的旧社会，范氏家族总共诞生过八十位状元和四百多名进士！显然，这一成绩足以让许多文学世家相形见绌。为什么范氏家族能如此兴旺呢？范仲淹的身上又有哪些值得后人效仿的品质呢？
首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积极悲观主义情怀。
抛开主观因素来看，《岳阳楼记》成文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规劝好友。
范仲淹的铁哥们滕子京仕途不顺，被打发到巴陵这个在当时属“不毛之地”的荒僻角落。文人雅士，陷入这种境地时往往会有踌躇满志，一肚子抱负无处施展的困顿，蒙受巨大打击。
作为滕子京最亲近的人之一，范仲淹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说心里话。值此之际，滕子京刚好寄来一封《求记书》，范仲淹立即想到结合这篇游记，巧妙地帮助好友走出困顿。
透过对洞庭胜景一阴一晴的描写，范仲淹想要对滕子京表达的东西是：人生就像这人间胜景，有时风雨有时晴，人总有高低起落，是以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一个超脱物外的淡泊之人。
一般而言，人有两种：
一种是乐观主义者；
一种是悲观主义者。
所谓乐观主义，就是在看待事物时总会观察到好的那一面，悲观主义者则恰恰相反，看待事物时优先思考有害的那一面。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两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只是角度不同罢了。
如果一味地追求乐观主义，那么就会沉沦于快乐变得盲目；一味地追求悲观主义，又会对前路丧失信心，变得伤春悲秋。
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夹杂在二者之间的处事态度，是为“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在遭遇某一事件时，优先考虑到该事件所引发的最坏结果。倘若，这个最坏结果是你能承受的，那么便抛弃一切顾虑，放手大胆地去闯。只要在过程中，付出努力，得到的结果总不会比预想的结局更糟糕。
当然，只是谈及理论，未免有些苍白无力，我们不妨来举个例子。
演员韩雪就是一名典型的“积极悲观主义者”，在某次担任某电视剧的制片人时，她想要使用当时还不盛行的“4K分辨率”来进行拍摄。由于当时的4K技术尚未普及，所以，拍摄所耗费的资金是个天文数字。一旦这部电视剧没能引起反响，无疑韩雪从业十余年的积蓄都要付诸东流。韩雪认为，自己能承担这一失败，所以，她便放胆去做了。当然，在今时今日的角度看来她收获了成功，但即便电视剧并未热播，她亦不会因此而困顿。
范仲淹的处事角度何尝不是这样？
在他看来，国家的未来充满了艰辛和困难，但他却没有像那些悲观主义的文人一样沉沦，而是抱着这份忧虑，做好力所能及的本职工作。
积极悲观主义，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写一地鸡毛的未来。
其次、则是范氏家风带给后世的思考。
范仲淹绝非官二代、富二代，两岁的时候便死了父亲。为了带着孩子活下去，其母谢氏只能改嫁到朱家。谢氏与孟母差不多，一生勤勤恳恳，致力于将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男子汉。范仲淹的继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是范仲淹一生的榜样。
在父母的影响下，范仲淹成长为正直且有思想的大好男儿。虽说范仲淹常年外出做官，工作上比较繁忙，但他仍会抽出时间给子女写信，范仲淹在政治生涯中遇到的挫折、经验，做人的道理、不足都会写在这些书信中，为子孙起到示范作用。
在教育子女方面，范仲淹严守一大原则，“以身作则”。如果是自己做不到的事，他绝不会强加于后人身上。这份品质，自然离不开继父朱文翰的影响。范仲淹认为，只有自己行的端走的正，才能在子女的心中树立榜样。
最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虽生于理学盛行的年代，但他却懂得因材施教。在当时，大多数显贵父亲都会独断专行地为子女决定人生轨迹，为他们规划人生。范仲淹则不然，他虽对四个儿子寄予厚望，但他的教育却贴合每个儿子的性格特点，让他们从事感兴趣的事业。
景祐二年，范仲淹调任开封，担任知府。当时，他派儿子范纯仁送五百斛小麦往苏州。在运输小麦的过程中，善良的范纯仁遭遇了落难的海州通判石曼卿，于是，便将所有小麦作为资助，馈赠给友人。
回到家中后，范纯仁将情况汇报给父亲，范仲淹却说为何没有将运输小麦的船一并送出去，与人方便。当范仲淹听到儿子已将小麦连同船一并送出后，夸赞儿子做的不错，并告诉他扶危济困的道理。
家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身作则和因材施教是家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高晓松母亲张克群的教子之道，就与范仲淹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晓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小时候他的家中有许多藏书，不光是房间里，哪怕是走廊上也堆积着书。当时还没有搜索引擎，所以，高家的书目就是一张张地小卡片。年轻的高晓松，经常随手拾起一张卡片，从上面选一本感兴趣的书，一读就是一整天。因为家中书香气十足，所以，高晓松便潜移默化地爱上了读书。
张克群本人表示，其他家庭的父母也喜欢让孩子读书，但他们平时非但不读书，还会在家中打麻将。在这种环境下，想要指望孩子爱上读书，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高晓松父母的娱乐活动是读书或听音乐，高晓松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了喜欢读书听音乐的习惯。
前文中我们提到，范氏自范仲淹之后，人才辈出，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家风。人就像花朵，生长在怎样的环境中何其重要！环境是一个人生活空间的保证，又是提供发展方向的平台。家庭何尝不是一个小社会呢？想要了解一个人，只需看他的家庭情况即可管中窥豹。
最后、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主席在提到我国历史时，说他最崇拜的古人只有两个，其中之一便是范仲淹。“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正是主席对范仲淹的评价。范仲淹的实绩有太多，出于篇幅有限不便赘述。
那么，范仲淹“传教之人”的身份又是如何奠定的呢？
能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带动他人，这才是最优秀的人。可以说，范仲淹为人处事的准则影响了北宋的士大夫，甚至一度改变了北宋官场的风气。中国封建王朝“重武轻文”的开端，大抵要从北宋说起。抛开武人对皇权造成的隐患不谈，武人的存在亦会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唐朝中后期武人当道，这些缺乏文化教养的武官目无法度，势力膨胀，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赵匡胤曾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因此，宋朝的赵皇帝们对文人寄予厚望，为文官提供了古往今来最好的生存环境。
那么，范仲淹为大宋官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这仍要从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起。实际上，这一名句并非范仲淹的发明，而是欧阳修的人生信条。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范仲淹与欧阳修是知交好友，在政治之路上二人无数次地荣辱与共。欧阳修听说范仲淹被调派到苏州，是以给好友写了封信：“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这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观念的原始出处。
欧阳修的人生，将这一信条贯彻始终。然而，范仲淹不但能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信条，还能将这一信条传给自己的子孙及后世的士大夫。显然，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改变社会现状弥足艰难。但是，若能调动一群人的力量，这件事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范仲淹之情操，就像他在景祐元年范氏先祖祠堂所写的那首《君子树》一样：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天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苦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以身作则的范仲淹，以自身为榜样成了大宋乃至后世士大夫的“传教之人”。他的处世信条，不但在当时为人学习，更适合今时今日的我们效仿。
参考资料：
【《宋史》、《岳阳楼记》、《宋明臣言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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