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联合表彰宣传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中一位名叫年广久的耄耋老人赫然在列。
年广久出身贫寒，自幼年时便开始经商，后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中国第一贩”。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私营经济饱受争议的大环境，他愈战愈勇，还曾被因其邓小平的主义！
可听了年广久的事迹后，邓公却淡然道：先放一放嘛！
那么，年广久一个商人为何能够引起邓公的注意？邓公口中的“放一放”又指的是什么呢？
出身贫寒，机缘巧合卖瓜子1937年1月7日，年广久出生在淮河河畔的小城安徽怀远。年广久是满族人，他的父辈一代还感受过大清帝国大清帝国的余晖，凭借满族出身可以吃喝不愁。
但到他出生时，清朝已然覆灭二十余年，许多满族人五体不勤，又失去了朝廷的供养，生活陷入困顿，年家也不例外。
四十年代初，淮河爆发了罕见的大洪水，怀远县成了重灾区。国民党政府忙于筹备战争，无暇顾及，百姓流离失所。
年广久的父母带着时年才七岁的年广久，一路奔波逃难，以乞讨为生，一直走到芜湖才停下来。
虽然四处乞讨的日子结束了，但年家的生活依旧潦倒，为了维持这个家，年仅9岁的年广久也不得不找一份活计。
芜湖自古以来就是“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历史悠久。明清时期芜湖人在全国各地开设会馆，天下闻名。
到清后期，芜湖被清政府设为安徽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商业发达，三四十年代这里被称为“长江巨埠”。
耳濡目染之下，小年广久也对商业充满了兴趣，他希望自己也可以通过经商摆脱贫穷，成为大富豪。
于是年广久挑起了担子，开始沿街叫卖水果。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广久的小生意经营得还算可以，帮家里带来了一些收入。
但由于时值战乱年代，百姓们没多少钱消费，他的买卖也就停留在路边摊上。全国解放后，长江沿岸的商业再次繁盛起来。个体私营经济虽逐渐减少，但却无法被彻底替代。
南京浦口逐渐成为水果贸易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贩带上当地产的水果，乘运煤火车来到这里进行销售。
年广久联络到一批水果贩，从他们那里进货，既省去了中间的差价，又获得了优质的产品，一时间生意红火。
1962年，为了招徕生意，他不惜花费一百多块钱，托人买来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放在摊位上播放戏曲、新闻等。
那时候收音机还是个稀罕物件，市民们经过他的摊位都忍不住驻足收听，顺带买点水果。每到播放戏曲时，他的摊位前总是人满为患。
然而当时的大环境并不允许私人经济的发展，原则上政府有关部门要打击这种行为。多数情况下相关部门对街边小贩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可年广久的行为太过招摇，政府不得不出面惩治。
1963年，年广久被控投机倒把罪，被关进了监狱。刑满释放后，年广久依旧坚持自己的事业，继续卖水果，屡次受到打压，成为当时人们口中的“牛鬼蛇神”。
1966年，他再次锒铛入狱，被关押了二十多天。这次出狱后，他不再卖水果了。人们以为他“改过自新”了，殊不知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
一者如此打压，他的买卖确实经营不下去，再者水果容易坏，经营损失大，他得重新想个出路。
一位姓丁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老人以卖炒瓜子为生，年广久没事就到丁大爷的摊位上闲聊，有时忙不过来他也帮着翻炒瓜子。就这样年广久学到了炒瓜子的技术。
瓜子不像水果，长时间存放都没事。1972年年广久下定决心:不卖水果了，改卖炒瓜子！
由于常年与投机倒把办公室打游击，年广久也学精了，他不再守着一个固定的摊位。
白天他到车站叫卖，晚上在电影院门口摆摊，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一来立马开溜。政府部门见他不再像过去那么张扬，也放松了对他的打压。
为了迎合顾客的口味，他经营之余四处学习炒瓜子的技术，取百家之长，融合到一起，炒出来的瓜子风味独特，获得了大批回头客。
我国商业文化源远流长，古时商人们做生意讲究“无尖不商”，主动给客人让利，获得客人的青睐。
年广久也学古人的经营之道，每次给顾客称完瓜子再抓一把送给人家。人们与他聊天时笑称他“卜拢子”（傻子方言），他也不生气，
反而觉得这样叫亲切，索性给自己的瓜子品牌起了个名字，叫“傻子瓜子”。他把这种“傻”，当做他经营的诀窍。
事实证明，他的经营策略没有错，几年下来他的生意火得不得了。一时间傻子瓜子供不应求，他招了几个工人帮忙炒制、售卖瓜子，但还是忙不过来。
为此他不得不限制每个顾客一次只能买两斤瓜子。当时改革开放的萌芽已经产生，私有经济虽受到争议但仍茁壮成长。年广久顺应时代潮流，用多年积蓄开办了第一个瓜子厂。
到1976年，“万元户”还是极为稀有，但年广久已经成为百万富豪。他专门打造了一枚金戒指，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戒指上，时刻不离手。
不仅是为了炫耀，也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需要签字盖章时，他就把戒指当做印章，随时签订合同。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宣布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淡化阶级斗争，改革开放正式开始。
同年，同处于安徽的小岗村实行了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政策，受到全社会关注，人们意识到新的契机到来，工商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对年广久来说，这是新的机遇，也是新的挑战。其他个体户见他把炒瓜子做得有声有色，纷纷开始效仿他。
一时间炒瓜子的小贩满街都是，国营企业也跟着掺和进来，他的生意眼看着要被一点点挤占掉。
按当时的市场行情，一斤瓜子要卖2.4元左右，年广久一拍大腿，直接把价格降到1.76元。
他的儿子很是郁闷:虽然卖瓜子的多了，但他们家还是最大的厂家，如此降价一下子挣不到多少钱了。
年广久告诉儿子，这叫薄利多销。他的商业眼光再次得到了验证，当市场上供大于求，企业、商贩们卖不出货时，傻子瓜子却成功抢占了大量市场份额。
那个年代赚了钱，难免受到非议，坚持计划经济的大有人在。更致命的是，有的人见不得别人好。
时人对《资本论》的解读中，有一条“七上八下”的原则:如果一个人雇佣的工人不超过七个，那算个体户；如果超过了，那就是资本家了。
而当时年广久手下的工人，足足有12个。一些人从这上面作文章，称年广久为大资本家，关于傻子瓜子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愈演愈烈。
年广久无奈地表示：自己一个月给工人开五百多块钱的工资，在当时属于绝对的高薪，就算自己让工人们走他们都不走。
自己又没压榨工人，怎么能算资本家呢？这样的解释堵不住有心之人的嘴，争论不断扩大，甚至闹到了中央。
邓公庇护，改革开放迎重生198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安徽省农委负责人在会议上如实介绍了傻子瓜子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但因雇工问题受到争议的情况。
有着“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当时正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他了解到年广久的经历后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将相关材料推荐给邓小平。
邓小平阅读之后，对年广久颇为赞赏，肯定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对一些情况类似傻子瓜子的企业，他表示要放一放，看一看。
邓小平的言论拯救了处于危险之中的年广久。年广久对此并不知情，到他能感觉到经营环境更加宽松了。他继续经营着他的傻子瓜子，这段时间傻子瓜子经历了大起大落。
由于他的妥善经营，傻子瓜子的日出货量达到了9000公斤，日营收两万余元，工人数量也达到百人以上。
1991年，芜湖市副市长兼工商局副局长赵文博来到傻子瓜子工厂，与年广久深入交流。赵文博对傻子瓜子的成就大为欣赏，撰文《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发表在《芜湖日报上》。
这篇文章，给傻子瓜子带来了知名度，也加深了部分人对傻子瓜子的成见。他的两个儿子也想拥有自己的事业，都向他提出独立发展。
这对年广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爱子心切的他还是同意了。1982年，由于反对声音太大，惊动了省政府。
省里派出专人对傻子瓜子进行考察。考察之后，省领导指示“要利用经济杠杆进行必要的调节和限制。”
接到省里的指示，芜湖市贸易货栈不敢耽搁，当即停止了对傻子瓜子原料的供应。这无异于断了傻子瓜子的活路，年广久一气之下把货站的牌子扛走，扔到了机关大院。
一石激起千层浪，年广久的行为在保守者的眼中可谓嚣张至极，争议再度扩大。
1983年3月，年广久带着技术人员离开居住几十年的芜湖，前往上海再度创业，但争议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停止。
直到次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年广久再次回到芜湖，创办了“芜湖傻子瓜子公司”，傻子瓜子迎来转机。
此时的邓小平，正在默默关注着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当年10月，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邓小平再次为年广久等私营经济经营者保驾护航。
在会议上，邓小平说到:“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
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番话振聋发聩，年广久欢欣鼓舞。在他看来，邓主席的话不光是对他的肯定，也是给他下达的任务——他一定要把傻子瓜子做大做强。
于是他全身心投入到瓜子厂的发展中，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当时仍旧存在不少保守者，他们坚决反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少数市区机关，对上级指示置之不理，阻碍私营经济体的发展。
为了摆脱束缚，当时不少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不选择与政府合作，变成公有制企业，戴上“红帽子”。
年广久也不例外，于1986年与芜湖市政府合办了瓜子厂。联营并没有给傻子瓜子带来好处。
这样做的后果是失去了自主权。
年广久从年入百万的大老板成了月工资五百多的“员工”，傻子瓜子的发展路线也得由政府说了算。
年广久有自己的苦衷，但在元配妻子耿秀云看来，这种自断财路的方法简直不可理喻，两人因此离婚。
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公司账目杂乱不清，之前的企业都是年广久精打细算操持起来的，他对每一笔账都了然于胸，但如今财政大权旁落，他又没有多少文化，听不懂财务人员的话，只能听之任之了。
当时有奖销售是个新鲜的销售模式，为了拉动销量增长，年广久极富前瞻性地开启了傻瓜瓜子的有奖销售，每买2斤瓜子，顾客就可以抽奖一次，一等奖为价值2.6万元的汽车。
那时候汽车是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物件，消息一出全国轰动，傻子瓜子的产量大增。但一个月之后，政府便以销售残次品、扰乱市场等理由强制终止了这次有奖销售。
那时年广久有个习惯，每天早上提前两分钟到工厂门口，看谁迟到了就要训斥一顿，扣一块钱工资。
一天联营公司的何副经理迟到被年广久发现并责怪了一通，之后年广久便让他继续工作，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这位何副经理却从此对年广久怀恨在心，他知道公司账目混乱，可以大作文章，便向检察机关举报年广久贪污、挪用公款。
1989年，芜湖市新芜区检察院将年广久逮捕，随后提起公诉。经过两年的查证，法院认定公司确实存在账目不清的情况，但不能归咎于年广久。
然而庭审过程中，有人指责年广久利用工作之便，奸污十名妇女。法官问年广久情况是否属实，年广久冲动地回应：不止10个，一共有12个，你给我凑个大满贯，我给你凑一打。
这句头脑一时冲动的回应最终害了年广久，1991年1月11日，法院作出判决:年广久贪污挪用公款罪名不成立，但构成了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随后检察院不服判决，当庭上诉，年广久在狱中等待新的判决。这期间，年广久的第二任妻子彭晓红一直代替他打理傻子瓜子。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至特区深圳，再次提到年广久:“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狱中的年广久通过探视者得知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他嘱咐工人们，在深圳拉起横幅，上面写“傻子瓜子欢迎邓小平来深圳视察”。
邓小平不知道年广久正身陷囹圄，看到横幅他很是欣慰，对身边的人说，傻子都做到深圳来了，不错！
此时年广久的二审法官也认为一审判决有问题，仅凭一句气话就判定流氓罪，太过草率了，正打算推翻一审判决，宣布年广久无罪。
正巧邓小平提到了年广久，加速了法官的判决进程。一个多月后，年广久被无罪释放。
邓小平三次关于年广久和傻子瓜子的谈话，有两次收录在《邓小平文选中》。
这三次谈话，为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年广久也凭借自身实力和邓小平的关注，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
1992年底，年广久向邓小平写信表达感激之情，随信送上几斤傻子瓜子。不久，中央工作人员告诉他，瓜子已经交给邓小平同志了。
这让他欣喜万分。如今，傻子瓜子已经拥有近四千家专卖店。邓小平去世后，年广久对记者说，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眼见到邓小平。
参考资料:
冯. 年广久：中国私企活标本 ——改革开放40年系列访谈录[J]. 夕阳红, 20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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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新. “中国第一商贩”的跌宕人生[J]. 共产党员, 2020, (1):54-55.
张雪, 张琴, 王翠. 徽商老字号品牌营销创新策略研究① ——以傻子瓜子为例[J]. 市场周刊, 2019, (6):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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