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少年时代（6）我们东城从小十字、民生路抵达东门文昌阁，直穿过小河沟、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门口那块地，我小时候记得有三个拿抓拿抓是贵阳土话，就是叫花子他们仨脑子都肯定有不小问题小十字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五十多年以后忘了，估计他不到三十岁，叫什么名字，或者说绰号我也想不起来了，但当年肯定是有名字的街坊邻居提到三个拿抓都会说某某今天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刘灵最新散文全文?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刘灵最新散文全文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6）
我们东城从小十字、民生路抵达东门文昌阁，直穿过小河沟、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门口那块地，我小时候记得有三个拿抓。拿抓是贵阳土话，就是叫花子。他们仨脑子都肯定有不小问题。小十字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五十多年以后忘了，估计他不到三十岁，叫什么名字，或者说绰号我也想不起来了，但当年肯定是有名字的。街坊邻居提到三个拿抓都会说某某今天怎么样。
小十字的那个属于闷声不响那种。他长期坐在竹筒街拐小十字左手，也就是市群众艺术馆那个巷子口斜对门那有个馆子大灶孔旁边地上，旁边还有扒拉出来没来得及倒的煤灰。他后背靠在灶墙上，脸乌漆墨黑，头发又长，结成一块一块的。我们路过小十字有时候心血来潮便会喊他名字或者绰号，他每一次都会抬起眼皮看看过路人，眼白比眼仁多，眼珠子和脸一样黑，所以他的眼白格外明显。如果有谁想逗他唱歌基本上没戏，他飞快又把头勾下去。
某一年的冬天，我到市房管局去找爸爸有什么事，又或者顺便去大十字的新华书店，经过那里，那天下着米雪，地上湿漉漉的。我看到地上有双脚，不知哪个拣张纸壳盖在他头和身体上，拿抓死了。我怀疑就是他，反正后来我们没再见过这人。
第二个拿抓却长年累月地呆在民生路不挪窝，他绰号傻老五。这个“傻”字不发傻的音，照我们贵阳话要喊“哈老五”。他也是成天坐在民生路中段一个拣渣渣（拾垃圾）居民家旁边豆沙窝店大灶孔旁边，我爸说他晚上会钻进灶孔去睡，那样不会冷。哈老五和小十字那个拿抓恰好相反，话特别多，一个人也经常叽哩咕噜，他好像不怕炸豆沙窝的油溅起来烫到他。他头发同样长，也是结成一块块的，脸上更是乌漆墨黑，有时候头发会烧焦了一小片。
哈老五可能只有二十四五岁，围观他的人偶尔比较多，当然大多数时间过路人也比较忙，可能没闲功夫逗他。有七八个人站路边看着他的时候，若是有人高声说，哈老五，唱个歌来听！他张开嘴（牙齿齐整，当时我还觉得怪了，他牙齿怎么比我都更白）唱起来。他唱歌声音也好，会唱许多首歌，如果没人喊他停，这家伙就会一首接着一首地唱下去。后来我长大了，高考后到成都读书去了，毕业后回来好像就没再见到过他，并没听谁说起他死了。
第三个拿抓是女的，肯定不止三十岁。她永远都穿着件黑布棉衣，灰黑布长裤子，冬天是棉裤，夏天穿单裤。她叫毛老六。有时候街坊邻居又喊她毛疯子，我妈也这样叫她。可笑的是，这样叫她的时候，毛老六脸上却连点表情都没有，也从不搭理别人。有时候她会说：“我是毛小姐啊，你叫我毛小姐！”于是我就喊她毛小姐，问她吃饭了吗？她是走来走去一分钟停不下来那种，你甚至都不清楚她白天去了哪里。但她肯定每天晚上都睡在我家十五号门口王家隔壁的那个公共厕所的女厕所。
照理说，她家应该是在中华北路那边，如果她真是如邻居们说的是毛光翔的女儿的话，反正大家都这么讲。我也没有试图跟踪过她，就是不知道她从中华北路的毛公馆跑了这么远，为什么每天必来我们弯弓街，而且晚上还直接睡在弯弓街。有一次我拿个馒头给她吃（我妈蒸的），但她冲我笑了笑，也是露出满口白牙齿。有一次她和我坐在口子上那棵电线杆旁边石头梯子坎上聊天，如果喊她毛小姐，她会很乐意说几句让人莫名其妙的话，那些话即无头也无尾，是无法判断真正意思的。我问她毛小姐你为啥不回家，你爸爸妈妈不管你了吗？她脸上毫无表情，撑起来不再理我，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朝电台街走去。
毛老六好像也是突然就不在了，许久没再见到她在街上平视前面走，我问母亲，她呢，怎么好久不见了。我妈说谁知道呢？
只有提着篮子卖盐葵花那老头照例每天黄昏时分都来，从蔡家街经豆腐房，走我们弯弓街，再爬上电台街，他每次走华家阁楼那边。我估计不是走邮电医院就会走文笔街。我到读高中了他都这样，声音头十年也没变过。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的盐葵花变成了一角钱大杯。我后来再也没吃到过像他炒得那样香、那样脆的葵花。
我小时候，大坝子菜场豆腐房门口经常还会出现两个老补锅匠，穿身长衫，是双胞胎，估计有六七十岁。他俩一个拉风箱，另一个人敲敲打打，除锈和垢。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家？我和许多没事的人站旁边眼睛直杠杠瞧，特别有意思，从小炉子里倒出来的铁水好像一个鸡蛋黄。他俩爱讲故事，天南地北胡扯，从人群中时不时暴发出一阵阵笑声。
我大伯父在国民党的军队干过，还呆过侍从室，后来又下落不明。1968年父亲回四川仁寿县接我来贵阳读书，我不愿意，和他捉迷藏，所以超假，回来以后有人非说我爸是去和他大哥联系把他抓了。拿钉子钉木条上打得我爸从此落下满背蜂窝眼，我和母亲一起去送过换洗衣服（三十年前我有写这方面散文发表在《花溪》和《贵州日报》）。查无实据，后来父亲去了大河农场。好几次抄家。我母亲又受父亲的牵连，几次在小十字斗她，那时她怀着我弟弟。别人给她挂个大黑牌子，命令她低头。梅高华阿姨穷苦出身，又是老党员，出面阻止，说別乱整，会出两条人命。每次斗完都是梅阿姨全程送我母亲回家的。他俩友谊保持了数十年，我母亲死的时候梅阿姨来到火葬场，她八十多岁了，我看见她眼角淌下来一颗泪珠。我一直把她当亲姨妈，其实，我那时也五十岁了，跪下去抱住梅阿姨的腿忍不住泪流满面。不好意思地告诉你们，写到这句我再次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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