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青禾吃猪心补心,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赞美母亲的现代诗?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赞美母亲的现代诗(母亲是一条河)

赞美母亲的现代诗

作者 | 青禾

吃猪心补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母亲是你认识的第一人,她给你吃给你穿,她爱你疼你,骂你甚至打你,这都是很平常的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后来唱出来的,唱多了,反复唱到处唱,唱滥了,反而让人觉得有点造作,有点矫情。

我第一次懂得母亲很了不起,是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老师说,朱总司令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离我很远,我的母亲却很平常,甚至有点让人烦,整天把人管得死死的,放学回家,吃饭,睡觉,洗脚。

以后就更不得了了,你越长大,她越管得宽,有时甚至让你很难堪。

比如工作后,我吃住在单位,母亲会时不时地在我吃饭的时候,跑到单位食堂,给我送一罐猪心炖朱砂,让我趁热吃下,说是补心的,弄得全单位的人都知道。

同事们一看到母亲走进单位大院,便冲我大声喊,猪心来了。

母亲晚年,叨念儿女的时候少了,却时时把我的儿子放在心上。

每到放学的时候,就站在门口等他经过,叫他进去吃“好料”(诸如卤猪蹄、草鱼炖豆腐之类),实在没好东西了,就塞给他五角钱一块钱。

有好几次,看不到孙子只看到孙女(我的女儿),就对她说,叫你弟弟过来,有好料给他吃。弄得我女儿愤愤不平,如此重男轻女,欺人太甚。

母亲生我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毛泽东著文称,“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中”。

可惜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她只为自己的生活忧虑,米缸没米了,只剩下半碗昨天的稀饭,只好参苋菜充饥。

童养媳的逆袭

其实母亲是很革命的,她的革命从妇女解放开始,她是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的。

她从小送人当童养媳,爱上父亲之后便与婆家大闹,弄得婆家没办法,只好送还娘家。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在母亲的遗物中偶然发现一张民国三十二年八月的“缘自天定”契约书,称“兹甘愿送还吕家择配,收过抚养费国币捌佰元正,日后任从婚嫁,不干蔡家之事。”

出自于亲身体验,母亲对解放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十分上心,是宣传《婚姻法》的积极分子。常常把“婚姻革命,自己找婆家”挂在嘴上。

可是,她坚决反对离婚,听说父亲剧团有个女演员想离婚,她就骂她是个歹查某。

“妇女能顶半边天”

母亲革命的第二个举措是参加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

她到一家织布厂当织布工人。抗美援朝时,加班织布,有时到天亮。

父亲的剧团外出演出,母亲就把我带到厂里,让我坐在她的织布机上。

那时的织布机是木制的,我和母亲坐在同一条木板上,她一停梭接线,木板就跟着摇晃,摇来晃去,我很快就睡着了。

母亲后来又把工作给辞了。因为有了妹妹,忙不过来。

她为此后悔一辈子,总是说,“为了你们姓黄一家,我沦落成家庭妇女,要不然,我也‘领导一切’(时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以后还有退休金拿。”

母亲的革命还表现在积极参与政府提倡的各项活动,成为一名街道工作活跃分子,时人称之为“街桌布”。

最初是的印象是扫盲。

扫盲积极分子与“张口就来”

母亲是个文盲,一直到去世,她认得清楚的只有她自己、我父亲和我的名字,其余一概糊涂。

但母亲是扫盲积极分子,不但自己去还拉姊妹仔群一起去,母亲上扫盲班一定要穿列宁装,还在口袋上斜插一支自来水笔。

母亲终于没有把自己的文盲扫掉,只多了一本扫盲课册,常说,我参加过扫盲班,要是坚持下去,什么干部不能当?

这其实不能单怪母亲,群众运动,一阵风,虎头蛇尾。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扫盲也如是。

母亲对“文化”从来是很尊重的。

从我慬事起,就看她收藏有字的纸张,地上的纸,只要写有字,印有字,她都要拾起来,很郑重地展平放在高处藏着。

她不许我踩字纸,自己更不敢从有字的纸上跨过,认为是一种不敬,之于女人甚至是一种罪过。

她坚决反对用有字的纸张当草纸。

敬字惜字是民间的一个传统,我不知道这个传统如何形成,但这绝对是个好传统。

可惜这个传统已经消逝了,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

听说,敬字惜字在台湾还留有比较明显的痕迹,有的地方还有“敬字亭”,专烧有字的废纸。

母亲自己不识字,便十分希望我能识字,从小就带我上孔子庙烧香,生怕我和她一个样,目不识丁。

但在我儿时心中,母亲是个文化人,她能唱整出整出的芗剧,《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五子哭墓》《吕蒙正》,连同对白。

没事的时候,母亲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床边说说唱唱,一会儿小旦,一会儿小生。

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就是从她那里来的。

执行力之王

母亲对政府的号召一概认真对待,说爱国卫生运动,她便把家里地板,房顶、墙,连同破旧的桌椅洗了又洗,擦了又擦,做到“六面光,面面光”。

于是我们家门口便被贴上一张粉红色的“卫生之家”。

说消灭四害,她便用硬纸板和竹篾子做了几枝苍蝇拍,让我和妹妹们都去打苍蝇,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好几个空火柴盒,让我们装死苍蝇。

还在床底和门后放了灭鼠药,居然毒死一只,便兴高采烈地把死老鼠的尾巴剪下来,拿到街政府,换回一张“除四害积极分子”的奖状,宝贝似地收到抽屉里。

上面号召养猪,还说,“一头猪就是一家化肥厂”,母亲就养猪。

开头自己养,以后又联合邻居,五户养两头,轮流喂,一户一天。

那时我们家住在青年路,每到傍晚,母亲就把猪放出来,在街上“散步”,说是走动的猪长得快,吸引许多羡慕的眼球。

对于政府的号召,母亲执行最力,最持之以恒的是“勤俭持家”。

母亲一辈子勤劳节俭,善于持家。家里的菜金,一个月不超过10元钱,平均一天都控制在三角三分钱。

那时,空心菜一斤二分,沙蜊子一斤三分,猫仔鱼(给猫吃的小咸鱼)一般不称斤两,一角钱可以买一小包。母亲几天买一回三层肉,半斤(一斤先是6角,后为7角)。

买三层肉的那天中午,母亲就煮干饭。“粒仔松,豆油肉”,就是吃干饭配酱油煮的三层肉。

那是那个时代漳州人很值得炫耀的吃法。猪肉和酱油在小沙锅里煮着,一街人都能闻到肉香,勾出许多口水。

不管家里吃什么,母亲总是让儿女们先吃,吃完之后她才吃,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顿顿如此。

过年过节,难得多几样菜,母亲就忙着给我们夹,嘴里不断地说,吃吃吃,快吃。

在我的记忆库里,至今搜索不到母亲吃饭的样子。

只是到了晚年,母亲才变得有点“贪吃”,喜欢吃“豆干面份”和“臭头粿”,儿孙们偶尔花几块钱,就能让她吃得眉开眼笑。

平时,母亲会帮人打毛线,赚一点工钱补贴家用,困难时期号召“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办法很多,前途光明。”

母亲就上山打柴(那时漳州还没煤烧,家家户户烧木柴,有钱人烧木炭),天不亮就出城上山,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母亲省吃节用买了一台针车仔(缝釰机),除了帮邻居缝缝补补,赚点工钱,主要是为自家服务。

记忆中,我很少买新衣服,都是父亲的旧衣服改的,而妹妹们的衣服,则是母亲的改的。母亲有时也买便宜的龙头雪布来做衣服,做完之后自己染色。

这种衣服很耐穿,但容易退色,不小心一起浸在水里,蓝的绿的黑的红的全搅合起来,“五彩缤纷”,好在妹妹们并不计较,有得穿就欢喜。

母亲还有一项绝活,把新袜子从底部剪开,翻边车好,然后用一双由旧布车成的垫子缝上。经过母亲改造的袜子一双可以穿四五年。

国家“运动”源源不断,母亲大都积极响应。

承受力之王

只是反右“层次”太高,母亲不能理解,有一天,她听说她的一位姊妹仔群的丈夫被补划成右派,便带着我去安慰她。

那位姊妹仔群是母亲十分敬重的人,平时称她为先生娘,她的先生是一位小学教师。她们说话时不让我听,打发我到外面玩。

回家时,母亲的眼睛红红肿肿的,她陪她哭了一个下午。

文革中父亲受批判,她在家里大骂那些人没良心,空嘴嚼舌头,尽说无影话。

有一天,从乡下来一阵戴红袖章的造反派,说我们的一位邻居是地主婆,是埋得很深的阶级敌人,解放前还有血债,要她揭发她的罪行。

她先是十分震惊,而后便一言不发。过后她说,“头顶三尺有神明,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能做。”

母亲的晚年比较平静,子女们都成家了,四个内外孙,有的参加工作,有的在读大学。

她平时没事,就到厝边头尾,找人一起打“牌子”。

不高兴时就骂父亲,说你这个无路使的老柴头,这世人欠你的债,没过一天好日子。

父亲脸带微笑,不作声。

父亲长母亲6岁。漳州人说“6岁冲”,几十年磕磕碰碰,父亲炼就一身刀枪不入的功夫,任凭你多难听的话都能从容面对。

1998年,母亲去世,享年76岁。

母亲是一介平庸无闻的家庭妇女。母亲是儿女一堆琐碎的记忆。

母亲是共和国历史最不起眼的一个注脚。

你是一条河

写完这篇随笔之后我才发现,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挖空心思,终于想到池莉一部中篇小说的题目:《你是一条河》。

写母亲的故事,这实在是个精彩的题目,这样好的题目只用一次有点可惜,我就把它拿来,把“你”改成“母亲”。

就像母亲以前给我改的衣服,虽不怎么合身,也还穿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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