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青禾吃猪心补心，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赞美母亲的现代诗?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赞美母亲的现代诗
作者 | 青禾
吃猪心补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母亲是你认识的第一人，她给你吃给你穿，她爱你疼你，骂你甚至打你，这都是很平常的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后来唱出来的，唱多了，反复唱到处唱，唱滥了，反而让人觉得有点造作，有点矫情。
我第一次懂得母亲很了不起，是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老师说，朱总司令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离我很远，我的母亲却很平常，甚至有点让人烦，整天把人管得死死的，放学回家，吃饭，睡觉，洗脚。
以后就更不得了了，你越长大，她越管得宽，有时甚至让你很难堪。
比如工作后，我吃住在单位，母亲会时不时地在我吃饭的时候，跑到单位食堂，给我送一罐猪心炖朱砂，让我趁热吃下，说是补心的，弄得全单位的人都知道。
同事们一看到母亲走进单位大院，便冲我大声喊，猪心来了。
母亲晚年，叨念儿女的时候少了，却时时把我的儿子放在心上。
每到放学的时候，就站在门口等他经过，叫他进去吃“好料”（诸如卤猪蹄、草鱼炖豆腐之类），实在没好东西了，就塞给他五角钱一块钱。
有好几次，看不到孙子只看到孙女（我的女儿），就对她说，叫你弟弟过来，有好料给他吃。弄得我女儿愤愤不平，如此重男轻女，欺人太甚。
母亲生我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毛泽东著文称，“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中”。
可惜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她只为自己的生活忧虑，米缸没米了，只剩下半碗昨天的稀饭，只好参苋菜充饥。
童养媳的逆袭
其实母亲是很革命的，她的革命从妇女解放开始，她是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的。
她从小送人当童养媳，爱上父亲之后便与婆家大闹，弄得婆家没办法，只好送还娘家。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在母亲的遗物中偶然发现一张民国三十二年八月的“缘自天定”契约书，称“兹甘愿送还吕家择配，收过抚养费国币捌佰元正，日后任从婚嫁，不干蔡家之事。”
出自于亲身体验，母亲对解放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十分上心，是宣传《婚姻法》的积极分子。常常把“婚姻革命，自己找婆家”挂在嘴上。
可是，她坚决反对离婚，听说父亲剧团有个女演员想离婚，她就骂她是个歹查某。
“妇女能顶半边天”
母亲革命的第二个举措是参加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
她到一家织布厂当织布工人。抗美援朝时，加班织布，有时到天亮。
父亲的剧团外出演出，母亲就把我带到厂里，让我坐在她的织布机上。
那时的织布机是木制的，我和母亲坐在同一条木板上，她一停梭接线，木板就跟着摇晃，摇来晃去，我很快就睡着了。
母亲后来又把工作给辞了。因为有了妹妹，忙不过来。
她为此后悔一辈子，总是说，“为了你们姓黄一家，我沦落成家庭妇女，要不然，我也‘领导一切’（时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以后还有退休金拿。”
母亲的革命还表现在积极参与政府提倡的各项活动，成为一名街道工作活跃分子，时人称之为“街桌布”。
最初是的印象是扫盲。
扫盲积极分子与“张口就来”
母亲是个文盲，一直到去世，她认得清楚的只有她自己、我父亲和我的名字，其余一概糊涂。
但母亲是扫盲积极分子，不但自己去还拉姊妹仔群一起去，母亲上扫盲班一定要穿列宁装，还在口袋上斜插一支自来水笔。
母亲终于没有把自己的文盲扫掉，只多了一本扫盲课册，常说，我参加过扫盲班，要是坚持下去，什么干部不能当？
这其实不能单怪母亲，群众运动，一阵风，虎头蛇尾。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扫盲也如是。
母亲对“文化”从来是很尊重的。
从我慬事起，就看她收藏有字的纸张，地上的纸，只要写有字，印有字，她都要拾起来，很郑重地展平放在高处藏着。
她不许我踩字纸，自己更不敢从有字的纸上跨过，认为是一种不敬，之于女人甚至是一种罪过。
她坚决反对用有字的纸张当草纸。
敬字惜字是民间的一个传统，我不知道这个传统如何形成，但这绝对是个好传统。
可惜这个传统已经消逝了，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
听说，敬字惜字在台湾还留有比较明显的痕迹，有的地方还有“敬字亭”，专烧有字的废纸。
母亲自己不识字，便十分希望我能识字，从小就带我上孔子庙烧香，生怕我和她一个样，目不识丁。
但在我儿时心中，母亲是个文化人，她能唱整出整出的芗剧，《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五子哭墓》《吕蒙正》，连同对白。
没事的时候，母亲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床边说说唱唱，一会儿小旦，一会儿小生。
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就是从她那里来的。
执行力之王
母亲对政府的号召一概认真对待，说爱国卫生运动，她便把家里地板，房顶、墙，连同破旧的桌椅洗了又洗，擦了又擦，做到“六面光，面面光”。
于是我们家门口便被贴上一张粉红色的“卫生之家”。
说消灭四害，她便用硬纸板和竹篾子做了几枝苍蝇拍，让我和妹妹们都去打苍蝇，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好几个空火柴盒，让我们装死苍蝇。
还在床底和门后放了灭鼠药，居然毒死一只，便兴高采烈地把死老鼠的尾巴剪下来，拿到街政府，换回一张“除四害积极分子”的奖状，宝贝似地收到抽屉里。
上面号召养猪，还说，“一头猪就是一家化肥厂”，母亲就养猪。
开头自己养，以后又联合邻居，五户养两头，轮流喂，一户一天。
那时我们家住在青年路，每到傍晚，母亲就把猪放出来，在街上“散步”，说是走动的猪长得快，吸引许多羡慕的眼球。
对于政府的号召，母亲执行最力，最持之以恒的是“勤俭持家”。
母亲一辈子勤劳节俭，善于持家。家里的菜金，一个月不超过10元钱，平均一天都控制在三角三分钱。
那时，空心菜一斤二分，沙蜊子一斤三分，猫仔鱼（给猫吃的小咸鱼）一般不称斤两，一角钱可以买一小包。母亲几天买一回三层肉，半斤（一斤先是6角，后为7角）。
买三层肉的那天中午，母亲就煮干饭。“粒仔松，豆油肉”，就是吃干饭配酱油煮的三层肉。
那是那个时代漳州人很值得炫耀的吃法。猪肉和酱油在小沙锅里煮着，一街人都能闻到肉香，勾出许多口水。
不管家里吃什么，母亲总是让儿女们先吃，吃完之后她才吃，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顿顿如此。
过年过节，难得多几样菜，母亲就忙着给我们夹，嘴里不断地说，吃吃吃，快吃。
在我的记忆库里，至今搜索不到母亲吃饭的样子。
只是到了晚年，母亲才变得有点“贪吃”，喜欢吃“豆干面份”和“臭头粿”，儿孙们偶尔花几块钱，就能让她吃得眉开眼笑。
平时，母亲会帮人打毛线，赚一点工钱补贴家用，困难时期号召“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办法很多，前途光明。”
母亲就上山打柴（那时漳州还没煤烧，家家户户烧木柴，有钱人烧木炭），天不亮就出城上山，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母亲省吃节用买了一台针车仔（缝釰机），除了帮邻居缝缝补补，赚点工钱，主要是为自家服务。
记忆中，我很少买新衣服，都是父亲的旧衣服改的，而妹妹们的衣服，则是母亲的改的。母亲有时也买便宜的龙头雪布来做衣服，做完之后自己染色。
这种衣服很耐穿，但容易退色，不小心一起浸在水里，蓝的绿的黑的红的全搅合起来，“五彩缤纷”，好在妹妹们并不计较，有得穿就欢喜。
母亲还有一项绝活，把新袜子从底部剪开，翻边车好，然后用一双由旧布车成的垫子缝上。经过母亲改造的袜子一双可以穿四五年。
国家“运动”源源不断，母亲大都积极响应。
承受力之王
只是反右“层次”太高，母亲不能理解，有一天，她听说她的一位姊妹仔群的丈夫被补划成右派，便带着我去安慰她。
那位姊妹仔群是母亲十分敬重的人，平时称她为先生娘，她的先生是一位小学教师。她们说话时不让我听，打发我到外面玩。
回家时，母亲的眼睛红红肿肿的，她陪她哭了一个下午。
文革中父亲受批判，她在家里大骂那些人没良心，空嘴嚼舌头，尽说无影话。
有一天，从乡下来一阵戴红袖章的造反派，说我们的一位邻居是地主婆，是埋得很深的阶级敌人，解放前还有血债，要她揭发她的罪行。
她先是十分震惊，而后便一言不发。过后她说，“头顶三尺有神明，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能做。”
母亲的晚年比较平静，子女们都成家了，四个内外孙，有的参加工作，有的在读大学。
她平时没事，就到厝边头尾，找人一起打“牌子”。
不高兴时就骂父亲，说你这个无路使的老柴头，这世人欠你的债，没过一天好日子。
父亲脸带微笑，不作声。
父亲长母亲6岁。漳州人说“6岁冲”，几十年磕磕碰碰，父亲炼就一身刀枪不入的功夫，任凭你多难听的话都能从容面对。
1998年，母亲去世，享年76岁。
母亲是一介平庸无闻的家庭妇女。母亲是儿女一堆琐碎的记忆。
母亲是共和国历史最不起眼的一个注脚。
你是一条河
写完这篇随笔之后我才发现，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挖空心思，终于想到池莉一部中篇小说的题目：《你是一条河》。
写母亲的故事，这实在是个精彩的题目，这样好的题目只用一次有点可惜，我就把它拿来，把“你”改成“母亲”。
就像母亲以前给我改的衣服，虽不怎么合身，也还穿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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