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四杰文史蜀汉四相

民间有“蜀汉四相”的说法，分别指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但严格来说，蜀汉有且只有一位丞相，那就是诸葛亮。不过，常璩《华阳国志》又说：“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这是因为，蒋琬、费祎虽无宰相之职，却有宰相之权：其所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堪称辅政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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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诸葛亮、蒋琬和费祎。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除了早逝的董允外，后来居上的姜维也曾录尚书事、进大将军。因此，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都可被视为“宰相”。奇怪的是，他们皆常年不在朝中（成都）执政。查《三国志》可知，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在担任“一把手”前后，都领兵出屯汉中，似是游离在中枢之外。

一人如此，或是巧合；而蜀汉四位“宰相”均是如此，又当作何解释？

汉中的战略意义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举益州之力拿下汉中。尽管在此之前，汉中大多百姓已被曹操迁徙至邺城、洛阳，但对蜀汉政权而言，汉中之得失仍十分关键。诚如蜀臣杨洪所言：“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如前文所述之合肥、永安、仇池、洛阳乃至并州等，一地之战略意义取决于其交通、地理、经济、局势等因素，现分述如下：

首先，汉中古称“形势之地”，拥有发达的交通优势。蜀汉军队从益州而出，通过金牛道或米仓道直达汉中后，向北即可走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威临雍州与关中平原；向西可抵达武都、阴平二郡，直逼凉州；至于汉中之东，则兼有水（汉水）陆之利，能快速抵达东三郡（房陵、上庸和西城）、南阳、襄阳等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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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汉中地区形势图/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东汉末年，刘焉割据益州后，令张鲁进驻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遂与朝廷“不得复通”。建安末，刘备打下汉中后，为策应关羽，令刘封、孟达乘汉水东进，一度占领了东三郡。魏明帝曹叡时，大司马曹真曾打算走子午道进攻汉中；而大将军司马懿则从宛城西进，溯汉水而上，分而攻之，但最终因天时地利皆失而罢兵。蒋琬坐镇汉中时，亦曾打算故伎重施，借汉水之利，东进攻占上庸等地。

不难看出，汉中之所以会是战略枢纽，正是因为其地处魏蜀两国的交界之处。作为“中间地带”，汉中与川蜀、荆襄、雍凉、关陇等数个重要区域直接相连，可谓“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因此，魏蜀双方都不得不重视其存在，并将其视作一块“探路石”。只要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汉中地区作为蜀汉“北大门”，其地位就不会动摇。

支撑汉中地位的另一大支柱，是它的经济条件。早在战国时，汉中便以其丰饶而闻名，与巴、蜀二地并列。纵横家苏秦曾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这话绝非妄言。汉中之地，广袤也，加之平原丘陵颇丰、山川水泽之利、森林植被茂盛，谓之“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然适合发展农业与畜牧业。

君不见高帝刘邦出汉中，定三秦、镇关中、长驱直入破项羽，便多亏萧何常居汉中，确保汉军“足兵足食”。西汉武帝在位时，还专门动用数万人自褒斜道而出，将汉中积谷运送至长安。及至汉末，天下纷乱，汉中虽是“衢地”，却远离中原，得到暂时安宁。在五斗米教大天师张鲁的教化下，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俨然成了一时乐土。故法正在劝说刘备攻汉中时，才会放心大胆地给他“画饼”：

“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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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张飞屯兵巴西，准备夺取汉中。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如法正所言，蜀汉政权一旦占据汉中，进可直攻雍凉、陇右，扩大自己的“基本盘”；退亦能据险而守，将曹魏大军阻挡在汉中之外，使其难以展开，无法形成较大规模的攻势。

汉中之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故《华阳国志·汉中志》有载：“是后处蜀、魏界，固险重守，自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皆镇汉中。”由此可见，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坐镇汉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此地对蜀汉十分重要，不容有失。

问题的关键是，刘备执政时，也只是令魏延坐镇汉中。既然如此，诸葛亮、蒋琬等人为什么不继续派一员大将督汉中，反而要亲自前往呢？

以攻代守的国策

从刘备到诸葛亮，蜀汉政权的对外战略有明显变化。刘备虽不惜血本拿下汉中，却没打算继续北上。其称帝当年，就挥师东征，意图夺回荆州。那么对曹魏，蜀汉自然要以防守为主。这正是魏延坐镇汉中的原因。只守不进，保汉中无虞，便是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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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魏延。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诸葛亮执政后，奉行“联吴抗曹”的政治主张。彼时，蜀汉虽仍在东陲重镇永安、江州布防，但它们的战略意义却不如汉中，甚至有时还要迁就它。蜀建兴八年（230），曹真进逼汉中时，诸葛亮就曾令李严自江州发兵二万支援前线。这一时期，魏蜀之间的摩擦依旧维持在汉中。不过诸葛亮亲自坐镇此地，则是因为：汉中此时肩负起的战略意义，更多是进攻。

日人柿沼阳平曾提出，蜀汉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诸葛亮执政后，坚持北伐，执行“以攻代守”的基本国策。这便意味着，他必须将汉中打造为一个“军事基地”，以备随时应对战事，进可快速出击，退亦能安保太平。那么，诸葛亮又是如何做的呢？

第一步，自然是利用汉中的险峻地形，据险而守，提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张华《博物志》云：“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环顾汉中四周，有群山环绕、峡谷纵横，往来殊为不易。曹魏想要进入汉中，也只能沿曲折小道缓慢而行，故而其大军数量纵使惊人，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铺展开来。如此一来，蜀军就能借助汉中地形，对敌军进行打击。若一击不成，便退居险要而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期间，就曾在撤兵途中设伏，并在木门道一举射杀了前来追击的曹魏名将张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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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地形示意。来源/纪录片《地理中国》截图

三国时，高级官吏往往集军、政大权为一身。诸葛亮虽名为丞相，亦掌军中大权。刘禅亲赐其“金鈇钺一具”。案《礼记·王制》：“赐鈇钺，然后杀。”有后主“付之以专命之权”，诸葛亮指挥三军自然如臂指使。在他之后，蒋琬、费祎、姜维先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军、政最高长官的身份坐镇汉中，亲自主持军队，或保境安民，或继续北伐。

而蒋琬、费祎、姜维之所以“萧规曹随”，也是因为诸葛亮已提前在汉中打好了根基。

众所周知，诸葛亮有两件大名鼎鼎的发明。一是“木牛”和“流马”，极大提高了蜀军的运输效率。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军械、粮草等物资的运输是一笔巨大开支。蜀道崎岖，运输更是难上加难，诸葛亮只好“被动”发明这项神器，提高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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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被魏军截获的木牛流马。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为了省时省力省钱，诸葛亮还在汉中甚至是边境前线进行屯田。如黄沙（今陕西省勉县东北）、上邽（今甘肃省清水县一带）、兰坑（距离五丈原不远处）等地，皆曾是诸葛亮大规模屯田之地。所谓“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诸葛亮对于汉中的苦心经营，让蒋琬、费祎等人不得不继续加大对此地的重视，纷纷出屯汉中，指挥边防要务。

而诸葛亮发明的另外一件发明——诸葛连弩，也有效提高了蜀军的作战能力，为蒋琬等人亲自坐镇汉中提供了莫大信心。

连弩这种杀伤力极高的武器，在当时并不罕见。据《汉书·李广传》所附《李陵小传》记载：“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张晏注曰：“三十絭（弓弦）共一臂也。”不难看出，汉代连弩是多张弩机共用一臂，以同时发出多支箭矢。这种“无差别”打击固然能让敌人无所遁形，却也有两个弊端：一是体型笨重，不够灵活，也不易随军携带；二是方向固定，容易造成浪费。

反观诸葛连弩，却配备了“箭匣”。它可以盛放十支弩箭，在扣动扳机发出一支箭后，箭匣中的箭便会自动落入箭槽中（见明代茅元仪《武备志》）。是以，蜀汉弩兵不仅能连续不断的发射，还能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另外，以往弩箭一般在2到4尺之间，配合大型连弩车使用的特制箭矢，甚至可达10尺。而诸葛连弩为了减轻重量、携带方便，将尺寸缩短至8寸。因此，蜀国弩兵才能带着它随意奔走在山林之间，并借助险峻地势对曹魏骑兵进行攻击（弩箭尺寸减小，威力也会随之降低，故《武备志》亦称蜀军曾在弩箭上涂抹见血立毙的毒药，以增强其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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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诸葛连弩。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要之，诸葛亮坐镇汉中，不仅是因为此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也是出于蜀汉对曹魏政策的调整。蜀军以攻代守，自然要最高军事长官常年坐镇与此；蒋琬、费祎虽奉行“保境安民”之策，却也深知汉中之重要。尽管他们并不提倡屡动兵戈，但在蜀汉人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曾任汉中督的吴壹、王平先后病逝），他们也只好亲自上阵，兼任汉中督，在主持汉中防务的同时，遥控处理朝政。

军政大权的分离

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董允）、姜维，蜀汉“宰相”似乎形成了一个默契。诸葛亮坐镇汉中时，蒋琬在朝中，为其“足兵足食”的同时，也分担一部分朝务。诸葛亮去世后，刘禅没有再立丞相，反而对蒋琬下了一道诏书：“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不久后，蒋琬出镇汉中，费祎则担任尚书令，负责处理朝政。蒋琬病逝后，费祎接替其但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却仍未留在朝中，再次前往汉中督军；取代他的则是董允，以尚书令的身份继续辅佐刘禅。由此可见，若非董允提前去世，下一个接替费祎坐镇汉中的，极有可能是董允而非姜维。

诚然，坐镇汉中的“宰辅”仍是朝堂的“一把手”，拥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但他们毕竟远离朝堂中枢，彼时在朝中掌权的，不正是后主刘禅吗？不难看出，蜀汉后期的军政大权已逐渐有分离趋势。这固然是因为他们需要经营汉中，但从政治角度出发，蜀汉“宰相”出屯汉中还有一些其他解释。比如，这是否是蒋琬、费祎等人为平衡政治派系而做出的让步？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曾指出，“东州人”与“荆州人”存在“新旧之争”。那么，诸葛亮去世后，“相权”是否会在蒋琬（荆州集团）、费祎（出身荆州，却属东州集团）等人之间顺利交接？

从这个角度出发，蒋琬主动出屯汉中，或许是主动让权给费祎。只不过，田先生所言虽然精辟、有洞见性，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尽管蜀汉的“派系之争”一直被反复提及，但在真实历史上，蜀汉群臣真的会因为“派系”而变得泾渭分明吗？恐怕未必。所以，若只从派系考虑，未免也有失偏颇。不妨再对后主刘禅多一些关注：

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乐意看到臣子权势滔天，即便他是诸葛亮。后者之忠义，无须任何质疑；只是刘禅身为皇帝，尽管他口口声声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让朝堂上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

蒋琬之后，费祎、董允皆天子近臣（曾任太子舍人）。在“宰相”前往汉中后，他们以皇帝亲信的身份在朝辅政，又怎会不偏向刘禅？如此一来，坐镇汉中的“宰相”虽还是最高军事指挥官，但朝政之予夺就更多要看刘禅心意了。

至蜀汉后期，刘禅以阎宇为右大将军，试图辖制大将军姜维。据《三国志·诸葛亮》所附《董阙传》注引孙盛《异同记》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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